The Structure of Equality by Nathan Heller
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自由与平等就成了一对相依相存的口号。可是仔细想一想，这两件事似乎有点儿矛盾。追求个体自由的行为，很容易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要想人人平等一致，自由受限在所难免。
打个比方说，企业家总在追寻少发工资，多得利润的自由，结果是前1%最富有的人和其它人的财富差距越来越大。政府便出台种种方针规定最低工资制度，与企业家博弈。
当然，平等不单单是指物质上的平等，但在当代西方世界，财富的不平等及其与自由经济的冲突，是最显而易见的。已过世的牛津大学哲学家Isaiah Berlin把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称为“人类生活中内在的、无法抹除的因素”。
许多哲学家都在思考如何解决自由与平等的矛盾。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Elizabeth Anderson就是其中一员。今年59岁的Anderson是美国最令人瞩目的哲学家之一，领导着所谓的“密歇根学派”。
说到哲学家，我大脑里的固有印象就是一个戴着眼镜，捧着头，整天冥思苦想的人物。哲学家嘛，喜欢形而上的思考，动不动就要寻找世界的终极答案。Anderson却不一样，她更热爱科学的思考方式——从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出发，找出可以解决问题的答案，哪怕是暂时的解决方案也行。
1979年，还在上大学的Anderson来到一家银行打暑期工，成为了一名薄记员。每个月，她都得处理一大堆被跳票的空头支票。Anderson发现，一家公司一般有两个账户，一个账户给员工发工资，另一个支付供应商。当公司资金紧张时，给员工的支票总是优先被跳掉。虽然对公司管理者来说，这是理性的选择，但Anderson还是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另一件让她感到不是滋味的事发生在暑期工打到一半的时候。本来，所有的薄记员都坐在相邻的一张张桌子前，传递票据非常方便，忙碌之余也可聊天解闷。但银行突然决定将办公布局改为一个个小格子间。曾经流畅的工作程序被扰乱了，聊天也不那么容易。但是，对这些和自己工作息息相关的改动，薄记员们没有任何发言权。
这个暑期的所见所闻让大学专业是经济学的Anderson开始思考。经济学理论说自由市场能让每个工作者获得平等自由的权利，但现实生活似乎并不如此。多年以后，她出版了《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and Why We Don't Talk about It)》一书。（中文书名大概可以翻译成“私人政府：老板怎样统治我们的生活（而我们为何对此一言不发）”）。
在书中，Anderson把公司比喻成“私人政府”。公司老板有权发号施令、设定日程、监控员工的通讯、甚至规定员工的穿着打扮。这种权威有时甚至延伸到了工作之外的私人生活领域里，比如要求员工在社交媒体上该发什么，不该发什么。
传统经济学家把一份工作看作一份合同，不满意大可一走了之。但对现代“社畜”来说，很多人并没有可以如此任性的条件。市场经济承诺给人们自由和平等，可是，大部分打工者既没有自由，也得不到平等。
怎样才能寻求本该人人都有的自由与平等呢？哲学家思考问题，总是从基本原则出发，Anderson也不例外。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她从探讨什么是平等开始，来找寻答案。
Anderson说，很多叫嚷着要求人人平等的人，其实只执着于分配上的平等。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把资源从那些看上去比较“幸运”的人那儿拿走，分给看上去“不幸”的人。（我的理解是，比如给富人加税，用来给穷人发生活费。）
Anderson认为，把人分成“幸运”与“不幸”，让“不幸”的人接受“幸运”者的施舍，等于是建立了道德上的等级制度。这样的做法只会加深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一部分人高高在上，另一部分人依附其下。
那怎样减轻不平等呢？Anderson的解决方案是从追求分配的平等变为追求有关联的平等（relational equality）。在这里，Anderson将平等和自由联系了起来。她认为平等和自由并不矛盾，平等不是财富的平等，而是自由的平等。
什么是自由的平等呢？首先，自由不是为所欲为。如果一个人的“自由”压制了另一个人，那就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披上了自由外衣的等级制度。
真正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能拥有“人”的生活，参加生产、实践公民责任、自由活动和发表意见。平等主义者要做的是让每个人能在这些方面拥有平等的自由。
比如说，一个四肢瘫痪的人肯定是够“不幸”的了。每个月给他生活费，只是追求分配上的平等。而有关联的平等应该是创造让他也可以正常参加工作、参与社会活动的设施和机制。
Anderson认为，哪怕是人人拥有同样物质财富的社会，依然有可能是极其不平等的。相反的，物质财富的多寡并不能说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如果有人特别聪明、或者特别努力，那么获得比别人更高的收入理所当然。重要的是，人人都应该有能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让他们的努力得以被看见的自由的平等。
不过，现实情况是，亚马逊老板杰夫·贝索斯一分钟就能赚一万美元；而亚马逊仓库的工人们，其中不少人聪明又努力，却被迫在塑料瓶里小便取代去上厕所，以赶上工作进度。这些人，是在亚马逊的“私人政府”里被剥夺了平等和自由权利的人。
而在现代社会，大部分打工者，即使没有亚马逊仓库工人那样极端，也无不被生活中的种种压力绑架，每个月拿到工资，就已经感恩戴德。无暇谈及自由，更不奢求平等。（我觉得这可以回答《Private Government》小标题里的问题“Why We Don't Talk about It”）。
所以，整篇文章读下来，我觉得Anderson提出的“relational equality”很有新意，也是我为什么想写笔记把它记下来的原因。可是举目四望，这个社会要想达到“relational equality”的境界，不说不可能，也是长路漫漫。
Anderson自己也说，和许多哲学家不一样，她并不打算构想一个终极的理想世界。她希望人们看到一点儿问题，就解决一点儿问题，慢慢前进。就像开夜车，你只能看到车头灯照到的地方，但最终，你会到达目的地。
对一位哲学家来说，我觉得Anderson的想法真是有够乐观的（我对哲学家的固有印象之二：哲学家都是对世界充满悲观的人物）。希望能如她所说，总有一天，人类社会能够在黑夜里摸索着到达那个平等和自由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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