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31 2020 别再折腾穿山甲了

 The Sobbing Pangolin

by

David Quammen

我一直很疑惑为什么有人爱吃野生动物。

要是我们还生活在非洲丛林中，全靠狩猎为生，自然只能打到什么吃什么。但早在7000年前，人类就开始从狩猎转向农耕。放着被老祖先挑选出来驯化了几千年的动物不吃，非得吃一些奇奇怪怪的野味——总觉得这种人是不是进化不完全，有返祖倾向，可能更适合去丛林里跟大猩猩作伴。

不仅只是吃它们的肉，人类还捕猎和圈养野生动物做各种用途。外皮制作皮包、皮鞋；内脏和血液制成药物；骨头用来做装饰。

这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虽然人类进化到现在，拥有的智慧已经可以登上月球，但日常干的事和住在洞穴里的老祖先似乎没太大区别。总而言之，就是把身边的资源想尽办法地榨干为我所用。动物自然是最鲜活的资源，绝不能放过它们身上的一丝一毫。

被人类折腾得濒临灭绝或已经灭绝的野生动物太多了，根本数不过来。我觉得再过几十年，或许不应该统计哪些野生动物被我们灭绝，而应该统计哪些居然还可以欣欣向荣地与人共存。老鼠和蟑螂大概会榜上有名？虽然不知道它们算不算野生动物......

本期《纽约客》的这篇文章聚焦一种近年来引起热烈讨论的野生动物——穿山甲。关于穿山甲，网络上的科普文章数不胜数，但我觉得这篇文章里提到的一些事实和数据还是值得一看。

穿山甲是一种哺乳动物，一共有八个种类，四种生活在亚洲，四种在非洲，全都处于濒危状态。它们惯于独居、行踪隐秘，按理说不容易被人发现。生态学家Michael Fay从1999年到2000年徒步穿行非洲中部，他走了456天，从刚果东北部一直走到大西洋岸边，一路上只看到过一只穿山甲。

但人类总有办法找到和捕猎这种动物。尤其是它们遇到危险会把自己团成一个球的防御措施（穿山甲的英文名字Pangolin来自马来语的peng-goling，意思是滚成一团的东西），对付狮子猎豹之类的很有效，对人类来说则毫无用处，还方便了捕捉。

生活在非洲大地上的穿山甲。

人类捕猎穿山甲为了它的肉、皮和鳞片。在中国、东南亚，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穿山甲的肉都很受欢迎。十几二十年前，仅在中国每个月就有15万只穿山甲被送进厨房。在越南，一公斤穿山甲肉可以卖到350美元。

穿山甲的皮则主要出口到北美。从1975年到2000年，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一共出口了61万3千张穿山甲皮到北美地区。因为穿山甲皮有一种像蛇皮一样的菱形花纹，所以用它制作的皮包、腰带和靴子都十分受欢迎。

穿山甲皮制作的牛仔靴曾经非常受欢迎。

穿山甲的鳞片主要出口向中国和越南，传统中医药认为它有各种神奇疗效——虽然科学分析指出，穿山甲鳞片的唯一成分就是角蛋白，和人的指甲没区别。从1994年到2000年，马来西亚向中国出口了19吨穿山甲鳞片。

到了2000年，中国和东南亚大部分地方的穿山甲基本都灭绝了，亚洲穿山甲的国际贸易被定为非法，于是非洲的穿山甲开始大批量被运送到亚洲。

2016年，所有野生捕获的穿山甲贸易都被定为非法行为，走私活动却越发猖獗。2017年，就有两名中国人在喀麦隆试图走私5吨穿山甲鳞片，被警察抓获。

大量的走私让穿山甲岌岌可危，但它们也在发起同归于尽的反击——用身上携带的病毒。2019年3月24日，广州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解救了21只从非洲走私到中国的活穿山甲。它们皮肤发炎、呼吸困难，其中有16只相继死去。

后续的尸体解剖发现，这些穿山甲肺部肿大，里面充满了粘液。一些科学家分析了死亡穿山甲的身体组织，发现某些冠状病毒的残片。10月24日，科学家们发表了分析报告，但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卷成球的穿山甲小宝宝，感觉好可爱。

直到3个月后，新冠病毒爆发，人们开始追溯究竟什么动物是病毒宿主时，才将目光又投向这篇报告。前两次爆发的SARS和MERS病毒的宿主都是蝙蝠，这一次，在云南的一个山洞中，也发现了一种蝙蝠，其身上携带的病毒和新冠病毒的基因相似度有96.2%。

不过，这并不能证明病毒是直接由这种蝙蝠传给人类的，因为4%的差异意味着它已经历经了几十年的演变。在这几十年间，这些病毒是在哪儿悄悄演变成今天感染全球的新冠病毒的呢？科学家们还在探索。

今年2月，华南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一批穿山甲身体组织标本，其中包括去年3月死亡的那批穿山甲。他们发现，这批穿山甲标本携带的冠状病毒的某些基因组和新冠病毒相对应的基因组相似度达到了99%。

科学家们还分析了广西海关在2017年和2018年查获的一批走私穿山甲。这些穿山甲当时也出现了有呼吸困难症状，分析发现它们同样携带有和新冠病毒相似的冠状病毒。

广西和广东这两批穿山甲携带的冠状病毒都与新冠病毒有相似之处，同时它们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冠状病毒，科学家们推测，或许有好几种病毒在动物身上混合，交换了彼此的基因组。

细看长大之后的穿山甲其实也满可爱的。

还没有证据证明新冠病毒确实由穿山甲传给人类，而且在它们身上找到的冠状病毒也不一定来源于它们自身。在走私过程中，它们与其它野生动物混在在一起，忍受着非常糟的生活状况，可能从各种渠道感染未知的病毒。

但无论如何，请别再折腾穿山甲了，也别再折腾其它任何野生动物。我一直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matrix世界中，任何你施加于外的力量必将反施于自身。作为人类整体而言同样如此。折腾野生动物，最后折腾的不过是我们自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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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24 2020 不戴口罩的美国人在想什么

 Nothing to Lose But Your Masks

by

Luke Mogelson

让全体美国人自觉戴口罩太难了——总统本人就不是个好榜样。不管医学专家苦口婆心的劝告，或旁人腹诽责难的目光，总有人不愿意乖乖把自己的鼻子和嘴罩起来。这些坚决不戴口罩的美国人，到底在想什么？

有些人听信阴谋论，觉得疫情无中生有；也有人根据身边情况，认为真正的疫情没有媒体报道中严重；但大多数人的理由很堂皇——他们不反对戴口罩，但反对政府强制干预个人自由。

卡尔·曼科（Karl Manke）就是其中之一，现年77岁的他甚至被一些人奉为“国民英雄”。曼科在密歇根州小镇Owosso开了一家理发店，给镇上人理了50多年发。

曼科正在给顾客理发，他还是有戴口罩，虽然这样戴和不戴也差不太多。

今年三月底，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威特梅尔（Gretchen Whitmer）命令全州非必要性服务行业暂时停业，防止疫情扩散。密歇根州的疫情相当严重，自三月底到5月初，全州有近5000人死于Covid-19。

但是，疫情基本上集中在全州最大的城市底特律，而其它城市，尤其是人口较少的乡镇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因此，居民们对全州范围的强制停业令和居家令十分不满。

而且，威特梅尔的措施比美国其它大多数州更为严格。比如她禁止每个县（county）之间的交通往来，停止一切与维持生命没有直接关联的工作，禁止销售涂料、家具和园艺用品（在其他州，很多人都DIY家装或干园艺活来排遣居家的无聊）。

这些强制性措施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活动。四月九日，有人在脸书上建了一个“密歇根人反对过度隔离”小组。一个月内，这个小组就吸引了40万人加入。

五月四日，曼科决定无视州内禁令，重新开张理发店。支持者从密歇根州各地涌来，有的甚至来自其它州。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15个小时，才能接待完前来的顾客。四天后，密歇根州司法部长宣布曼科的行为威胁公共健康，向他发出了停业警告令。

警告令下发那天正好是周五；五月11日周一，许多人一大清早便簇拥在曼科的理发店门前，支持他继续开业。上午9点半，当曼科出现在店前台阶上时，迎接他的是阵阵欢呼和掌声。

聚集在曼科店门口的支持者。

几天后，因为地方警长拒绝逮捕曼科，密歇根州司法部长下令吊销他的营业执照。曼科称这是“暴政”，几个星期后，密歇根最高法院裁决他可以继续开店。

曼科很喜欢边理发边和顾客聊天，这段时间，他聊的唯一主题就是政府的“暴政”。他说自己从未见过如此程度的“政府高压”；只有强行给他带上手铐关起来，或者等他死了，才有可能让他的店停业。

人们指责曼科和他的顾客在国家面临危机时不愿牺牲个人利益，但他们反驳说，政府的强制停业令和居家令只注重管控疫情，却忽视了人们的生计、情绪，以及其它方方面面的社会因素。​

他们还进一步说，政府的严令不是为了控制疫情，而是想借此机会在将来更好地控制人民。他们认为，与疫情相比，政府过度干涉个人自由的倾向更值得担忧。他们不是不愿意戴口罩，但不支持政府强制大家戴口罩。

曼科店内，可以看到许多顾客还是有戴口罩。架子上放的书都是曼科自己写的，他已经写了10本小说，内容倾向都非常保守。​

曼科和他的顾客们并不是在疫情开始后才突然采取这种立场。在密歇根州，以至全美国，反对大政府、强调个人自由都是保守派组织的理念根基。大多数支持强制戴口罩的人或属于这些组织，或受其影响。

密歇根自由基金 （Michigan Freedom Fund）便是其中之一。今年四月中旬，这个组织在密歇根州首府兰辛（Lansing）组织数千人抗议，是全美第一个大型反疫情措施的抗议活动。

密歇根自由基金将他们的抗议活动和罗莎·帕克斯反抗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行为相提并论。在某次组织集会上，一位发言者说：“罗莎·帕克斯是个叛逆者，在密歇根州的Owosso，也有一位罗莎·帕克斯，那就是曼科。”

【1955年，黑人女性罗莎·帕克斯在公车上拒绝让座给白人乘客，因此遭逮捕，引发了后来一系列民权活动。】

今年5月的一次抗议活动还请来曼科到现场帮大家免费理发。

警长保护宪法与警员和平协会（Constitutional Sheriffs and Peace Officers Association）也持类似观点。协会成员多是警长和警察，他们认为每个县的警长应该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拥有至高权威，警长的主要责任是维护宪法，保护辖区居民不被政府膨胀的权力控制。

全美大大小小的民兵组织同样多是如此。在密歇根州，有约十几支居民自发组建的民兵组织，人数少的只有十来个成员，多的则有上千人。大多数民兵组织成员都坚信必须严格按照字面意义理解和遵守宪法，且是相当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认为，政府唯一合法的角色就是保护上帝赐予人类的个体自由。

除了这些结构明确的组织外，还有许多十分松散、但遍及全美的群体。比如3%，这个名字来自于一个没有根据的流言：据说在独立战争时期，只有百分之三的美国人起来反抗英国统治，但最终获得胜利。相信3%的人认为，只要全国百分之三的人有意愿，就可以对抗滥用权力的政府。

Boogaloo是近年来流行于美国年轻人中的极端保守派组织，其名字来自于80年代的一部电影名Breakin' 2: Electric Boogaloo。这部电影名在当时是个流行语，用于戏谑的反对。现在，保守派年轻人用它来表示要在美国开展一场新“内战”，称之为“Civil War 2: Electric Boogaloo”。

他们的主要思想是支持拥枪，反对政府干预个人自由。很多Boogaloo的支持者带着玩笑的心情参与，但也有人相当认真，甚至走火入魔。今年6月，加州有两名男子杀死警察，并且留下了Boogaloo的符号。

信奉Boogaloo的年轻人的典型打扮：夏威夷衫、军事背心和武器。

德国人后裔的曼科常常将政府管控疫情的措施比作上世纪30年代德国的强权。他最爱说的一个比喻是，犹太人被纳粹骗上通往集中营的火车，以为抛弃自由就可以获得安全，最后两者皆失。曼科说，没有自由，最终就没有安全。

六月中旬，密歇根州的疫情已经大大减轻，许多商业重新开放。到目前为止，全州感染人数在整个美国来说相对较低，可以说打赢了控制疫情的这场仗。

但是，居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沉重。州内失业率高达15%，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仅在底特律市内，就有800多家小企业永久关停。

在全美其它地方，疫情依然在蔓延，戴口罩和不戴口罩之间的争辩与冲突依然激烈。到底什么是自由，如何界定个人权利，大概只有美国的历史、文化和风土，才会培养出这样的争辩与冲突。

真希望大家都好好戴上口罩，一起挺过难关，但在这片土地上，不可能要求所有人想法一致，更不可能强迫每个人的行为。这样是好，或是不好，很难说。反正，这就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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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17 2020 何伟以及其它我喜欢的《纽约客》作者们

 这期《纽约客》的封面非常美味（蛋筒冰淇淋！），几篇报道也很有意思，其中有我喜欢的《纽约客》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文章。

之前曾收到一封私信，问《纽约客》那么多文章应该从何读起。这个问题好大，我也不知从何答起，只能泛泛建议说，可以找自己喜欢的题材读。

今天看到何伟这篇，突然想到，如果你打算读《纽约客》提高英文水平，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章档案又不知该怎么选，那从喜欢的作者入手也不错。

比方何伟的文章，题材有趣又贴近生活，文笔平实又细致，从来不会用太复杂的词和结构繁复的长句。不管是想提高英文水平，或学习写作手法，他的文章都可以成为很好的教材。

而且作为一名记者，何伟的运气真是不错。去埃及正好碰上革命，来中国不久就经历魔幻的2020年，完全不用担心没有写作题材——看起来是写作题材在追着他跑。当然啦，好的记者和作家可以把最平淡的生活描绘得有滋有味，只有蹩脚的写手才会依赖刺激猛烈的主题给自己加料。

何伟在四川大学教非虚构写作。当老师的好处是，即使疫情期间没法自由活动，也能从分散在天南地北的学生那儿一览天下。他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从学生的采访报道作业中得到的信息。

同时，这篇文章也是非常典型的何伟风格，看上去只是聊身边的普通人和平常事，却涉及到许多主题——疫情下的生活、严格的控制措施、经济冲击、国际关系、中国人的文化和性格，还有一些与大事无关，却特别好玩的小细节。

比如他写成都，说一个学生的第一份采访报道作业是成都的基督教徒社区，第二份则是成都的同性恋酒吧。何伟写道，这看上去是个相当突兀的转折，但在成都却很自然，这座城市一直以它的基督教徒和同性恋社区文化出名。

美国没有哪个城市会同时承载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文化，但在中国，基督教徒和同性恋都是边缘人群，而成都是一座对边缘群体包容度特别高的城市，因此这两个群体在这里都得到蓬勃生长的空间。​

为了让美国人理解成都的风貌，何伟打了个比喻，说它像旧金山和科罗拉多泉结合在一起。成都是我的家乡，他的这一小段文字带我第一次用这样的视角来看自己长大的地方，感觉好奇妙。

【科罗拉多泉（Colorado Springs）是科罗拉多州的首府，有大批福音基督教徒和其它基督教组织。这座人口约40万的城市里一度有81个不同宗教组织的全球总部，被戏称为“福音教徒的梵蒂冈”和“基督徒的麦加”。】

贴一张我最近看到的成都市区远眺雪山的美图，就地理位置来说，成都大概和科罗拉多泉更相似吧。

另外一个好玩的小细节是何伟讲班上学生的英文名字。他说自己90年代在涪陵教书的时候，小城学生与外界交流不多，常会给自己取一些非常与众不同的英文名，比如一个高个子男孩叫Daisy（雏菊），一个女孩叫Coconut（椰子）。

现在，他的学生们会给自己取更加正常的英文名，但往往都是些在英语世界早就过时的名字，比如Brain，David，Andy之类。何伟说，每次看到远程授课页面上弹出这些名字，就感觉自己回到了80年代的密苏里小镇故乡。

在国外，我感觉似乎只有中国人会取英文名并且在正式场合（比如上学、上班）使用，而日本人、韩国人、其它非英语国家的人，几乎都用本名。有一种说法是，中文名老外很难拼读，但印度人的名字也够难读的，却不见印度人为了让人家容易读就专门取个英文名。

许多英文名来自《圣经》或其它神话传说，有深层次的背景含义；而且如同何伟文中所写，英文名的流行度也一直在变化。所以我真心觉得，喜欢英文名字取一个当昵称就好，正式使用还是中文名最合适。

文中其它细节就不多说了。​何伟的第一本书《江城》写的是他90年代在涪陵县城教书的经历，我很期待他过几年再出一本书，讲一讲二十多年之后，他和中国新一代学生们之间的故事。

Ok，说完何伟和他的这篇文章，顺便再写几位我喜欢的《纽约客》作者推荐给大家。《纽约客》作为英语世界最棒的文化杂志之一，能在上面发表文章的人，肯定没有写得不好的。但各人口味不同，有几位作者的文笔我读起来就非常流畅轻松，而有几个人的文章总让我感觉诘屈聱牙，读不下去。

首先推荐的这位作者Jon Lee Anderson，本期杂志上也有他的一篇文章Wanderlust。Anderson长期驻外，每年待在家里的时间不超过几个星期。印象中看过他几篇有关中美/南美诸国政治的报道。本期这篇则讲的是他20岁出头的时候一个人去阿拉斯加荒野采集麝牛牛毛的故事，很硬汉​很够劲了。​

下一位是Nathan Heller。自我开始写纽约客笔记以来，已经记过很多他的文章。Heller的文字非常优美，有很强烈的文艺气息。我尤其记得他写电影导演詹姆斯·格雷的那篇What Remains，文中不少句子如果摘录发到社交平台上，再配上美美的图，估计一定有好多文艺青年转发。

然后是Joshua Rothman。看过他写艺术家、书本和哲学的文章。有时在记忆中我会混淆他和Nathan Heller，大概是因为他俩都爱写艺术人文主题，文笔中都有一种安静沉着的文艺感。Rothman的文章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他写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以及艺术家彼得·萨克斯，我觉得他是一位很能与采访对象共情的作者。

最后是Dana Goodyear。​或许因为她的姓氏独特，又常在杂志上出现，我对这个名字印象特别深。Goodyear写过很多人物报道，去年《纽约客》上曾刊登过一篇她写Kamala Harris的文章；最近Harris被拜登选为副总统竞选搭档，我觉得Goodyear的这篇文章非常适合之前不知道Harris是谁的人看。

这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几位《纽约客》作者。印象中还有几位作者也曾写过我非常喜欢的文章，但大概他们在杂志上出现的频率不高，所以记不清名字了。也请大家推荐你喜欢的作者给我哦。

Aug.3&10 2020 “暗网领主”的地下世界

这篇文章讲的是为所谓的“暗网（dark web）”提供主机服务的荷兰人森特的故事。在一些小报的报道中，森特被描绘为神秘、怪异、影响力一手遮天、暗地里操控网络的怪人，非常符合一般人心目中典型的暗势力形象，还带有几分阴谋论的味道。

《纽约客》的这篇报道就比较克制，也很深入，没给森特打上任何既定标签——我觉得这是写人物很重要的一点。只不过大多数读者更喜欢贴标签的写法，而我也未能免俗地在标题里用上了“暗网领主”这样夺人眼球的词......真希望有一天，哪怕我写的文章用的是最简单、最朴素的标题，也会有很多人点开来耐心看完呀～

Underworld

by

Ed Caesar

1970年代，西德军队在小镇特拉本-特拉巴赫修建了一座巨型地下掩体。它深五层，面积超过5500平方米，水泥浇筑的墙壁有80多厘米厚。整座掩体可抗核弹袭击，其中的储备能供使用者坚持80天以上，包括紧急电力系统和100万升饮用水。

特拉本-特拉巴赫是一座童话般的欧洲小镇，每年夏天游人无数，很难想象秀美宁静的小镇地下藏着一所军事设施。从1978年到2012年，这里是德国联邦国防军气象部门的工作场所。2012年，气象部门搬迁到其它地方，德国政府便以35万欧元的价格将它挂牌出售。​

风光秀美的特拉本-特拉巴赫小镇。

35万欧元买这么大一座地下堡垒，并且还包括它地表的30英亩土地以及几栋地面建筑，简直不要太划算，可问津者却寥寥无几。因为它用途有限，每年的维护费用又相当之高。

最终，德国政府只找到了一个买家，53岁的荷兰人赫曼-约翰·森特（Herman-Johan Xennt）。森特有一家网络主机服务公司，他说打算用这座地下掩体来安放公司的主机。

网站必须依托主机运行，目前全世界网络主机服务行业估值达数亿美元。可是，森特虽然号称在这个行业中有多年经验，却说不出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网站客户。

在特拉本-特拉巴赫小镇的委员会里，没一个人信得过森特。但鉴于只有这么唯一一个买家，他又信誓旦旦地说会给镇上带来100个工作机会，所以在2013年6月，小镇最终同意将这座地下掩体卖给森特。

很多人觉得森特是个怪人。他从小有两大爱好，一是历史建筑，特别是封闭在地下的掩体；二是科幻，他是星战迷，把自己的卧室装饰成宇宙飞船内部的样子。“森特”不是他真正的家族姓氏，是他给自己取的更有“科幻感”的姓。

一些跟他合作过的人夸他富有远见。森特不懂编程，但“懂得互联网的根源和核心”。早在Paypal出现前，他就尝试搞过电子银行交易系统。大学毕业后，他陆续干了各种与电脑相关的生意，在8、90年代个人电脑发展的高峰期颇赚了一点钱。

1995年，35岁的森特终于有能力将爱好付诸实际，在荷兰买下了一座原属于北约的地下掩体。在那儿，他开了一家叫“赛博掩体（CyberBunker）”的公司，号称能为网站提供最保密的主机服务。

森特站在赛博掩体的标志前面。

赛博掩体相对于其它网络主机服务商的最大卖点是，它愿意为有敏感或违法内容的网站提供最保密的服务器环境。赛博掩体的客户大多是色情网站，维基解密也曾用过它的服务。

对森特来说，赛博掩体不仅仅是一家主机服务公司。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互联网能削弱政府和大公司的影响，而每个人都有自由使用互联网的权利。​

2002年，森特和他的程序员搭档斯文 · 坎普菲斯（Sven Kamphuis）甚至发表了一篇“独立宣言”，宣告成立赛博掩体共和国，虽然共和国的国土范围只在地下掩体之内，全国公民只有6个人。

斯文 · 坎普菲斯举着赛博掩体共和国的“国旗”。

可惜，没过多久，这个国家的国土就灰飞烟灭了。2002年6月的一天，地下掩体突发爆炸；原来森特将掩体的一部分出租，而承租人竟然在那里制造摇头丸。森特辩称说自己不清楚承租人的目的，被免予起诉。

掩体被炸没了，“赛博掩体”这个公司名/国名也就名不副实。森特把公司的主机移到其它地方，但一直念念不忘他的地下掩体梦。2013年，他总算在特拉本-特拉巴赫小镇再次实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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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司迁入小镇的地下掩体后，森特在地表竖起铁丝网，还养了四、五只大狗，严密防范任何窥探者；他承诺给小镇的100个工作岗位也没有兑现。这让镇上居民极其怀疑他在干着什么私密的勾当。

其实，德国警方早就注意森特了，他们一直怀疑森特为贩毒、欺诈等非法网站提供主机服务。但根据德国法律，只要主机服务提供商不知道网站内容，就不算犯法。所以警方只能密切监控赛博掩体公司的一举一动。

图片左上角几栋绿色房子底下就是地下掩体所在地。

2015年，警方总算得到政府允许，可以拦截出入地下掩体的网络数据。仅仅分析其中10%到15%没有加密的数据，警方就发现了毒品贩卖网站和信用卡欺诈网站的链接。虽然一时无法破解其它加密数据，但警方确信赛博掩体在为所谓的“暗网”服务。

同一年，爱尔兰大毒贩乔治·米歇尔突然搬到特拉本-特拉巴赫小镇，和森特混到了一块儿。据了解内情的人透露，年事已高的乔治想金盆洗手，和森特一起开发一个保密电话系统项目。

网络主机服务成本大、竞争激烈，利润率低。赛博掩体公司虽然有不少客户，但一年利润只有20到30万欧元，仅够地下掩体的维护费用。而保密电话系统呢，用森特的话来说就是台“印钞机”。一支保密电话的价格通常从1500到2000欧元不等，用户每半年还要交1000欧元使用费。

地下掩体内部；因为没有窗户，每一层楼的墙壁都刷成不同颜色，以便辨识楼层。

在米歇尔的帮助下，森特从爱尔兰拉来不少保密电话用户，并逐渐将生意扩展到整个欧洲。虽然他的生意摊子不大，年利润不到100万美元，但也远远超过了网络主机服务的收入。

森特赚到了钱，却也更加引起了警方的关注。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提供或使用保密电话系统都不违法，但现实情况是，大部分使用者都用它来干违法之事。

为了拿到证据证明赛博掩体公司知道在它主机上运行的网站是违法的，警方建设了一个彩票欺诈钓鱼网站，并租用赛博掩体的主机。警方和赛博掩体销售的交流显示，他们不仅清楚客户的网站是在做非法勾当，甚至还为客户提供如何隐藏真实身份的建议。

警方同时也采取了其它一些手段，比如派线人打入内部，从地下连接主机线路等方式，打探赛博掩体的内部情况。他们最终确认，就在座风光如画的小镇地下，运行着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非法网站主机基地。

地下掩体中的一排排主机。

2019年9月26日，森特雇佣的园丁继承了一笔财产，所有住在地下掩体的人一起去镇上的餐馆聚餐为他庆贺。虽然还没到晚上六点，餐馆大厅已经坐满了人；森特和他的同事们坐到了二楼的包厢里。

正当森特这桌人准备吃饭的时候，大厅中突然有几位食客亮出身份，他们竟是佩着枪的便衣警察，将森特等人一举逮捕。至于为什么逮捕的时机这么巧，最近一份泄漏的文件显示，那位为森特工作了一年多的园丁本就是便衣警察。

森特被逮捕后，警方搜查了整个地下掩体，找到400多个硬盘，400多台网络主机，以及其它许多电脑电话设备。​这些设备上储存的大多是与非法网站相关的数据，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处理完。森特因此在一些新闻里被称为“暗网领主（Lord of the Darkweb）”。

森特在这家餐厅里被警方突袭逮捕。

目前，森特还在等待开庭审判。他不承认自己知道公司主机上运行的网站是违法的，而坚持说政府是以此为借口逮捕他，让他不能继续开发保密通讯系统，以免动摇政府的权威。

若说森特对在他的主机上运行的网站内容一无所知，恐怕连小孩子都骗不过。但他很可能根本不觉得那些内容有什么违法之处。森特长久地沉浸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地下的世界，一个是科幻的世界，却独独没有鲜活的现实世界。

据说森特爱用互联网的语言交谈。比如提到祖国荷兰，他就用荷兰的网络域名“.nl”来指代；提到儿童色情网站，他也不直说，而是用网络行话代称。森特有意无意地将自己与真实的世界剥离开来，活在“互联网一切自由”的幻觉中。

我以前也这么以为呢。但现在渐渐发现，互联网并不自由，也不像它刚出现时人们希望的那样，会带来沟通、包容和新生。今天的互联网反倒让很多人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分裂，越来越守旧——例如总喜欢给人贴标签。

​至于森特嘛，他一心一意把互联网与现实世界分割开来，住在与世隔绝的地下世界，却不知（也可能他是假装不知）互联网只是现实世界的放大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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