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29 2018 少了美，多了真，彩色才是古希腊罗马雕塑的本来面目

Color Blind by Margaret Talbot

不知道你怎么想，对我来说，博物馆的古希腊罗马展厅总是氛围最凝重的。一座座洁白的大理石雕像，或端凝圣洁，或英武雄伟，静静从高处俯看众生。

走进展厅，像走进了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殿——应该说比神殿还要神圣，因为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们倒常常是世俗，甚至下流的。在那里面，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生怕打扰了四周一派庄严宁静。

所以，本期《纽约客》这篇文章的信息对我来说是个颠覆：那些洁白的大理石雕像原来竟都是五颜六色的！一瞬间，神从神坛堕落人间，高雅的雕塑摇身变为伧俗的偶像。

Mark Abbe是佐治亚大学的古代艺术教授。2000年，当他还是研究生时，参与了发掘古希腊名城阿芙罗蒂西亚（Aphrodisias，位于土耳其）的工作。Abbe惊奇地发现，许多出土雕像上都残留着颜色的痕迹：嘴唇上点缀着一抹红，发丝间掺杂着几线黑，手臂上斑驳的金色仍在闪烁。

接下来，Abbe了解到，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大理石雕塑本就是彩色的。在考古和艺术界，这算是人尽皆知，却又从未被人认真对待过的秘密。

地中海气候闷热潮湿，这些雕塑历经千年，色彩早已剥落，还沾满了尘土和污垢。当初的发掘者没有现今考古学家保护文物的理念，一件雕塑出土，他们便迫不及待地清理洗刷。原本所剩无几的色彩自然就无影无踪了。

没有了颜色，大理石雕塑反而更能显现线条的优美与力度。这样一来，哪怕是色彩保存相对完好的雕塑，修复专家和收藏家也力求将颜色洗去。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艺术家们仿照古代雕塑进行创作，成品自然也追求无暇的白。久而久之，在所有人心中，洁白无瑕就成了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大理石雕像的特征。

很多学者，即使亲眼看到了残留着颜色的雕塑，仍然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的文物通常斑斓多彩。相比之下，洁白的古希腊罗马雕塑那样高雅，那样永恒，似乎也象征着西方文明一脉相承的高尚品味。

如果承认这些雕像本来也是彩色的，这对西方人来说引以为傲的传承可是个打击。原来，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们，古罗马共和国的市民们，并不比古埃及或阿兹特克的原住民有更高级的审美趣味。

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塑究竟有没有颜色，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许多白人至上主义者完全不想承认，被他们奉为祖宗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并不一定是白人。

其实历史学家都知道，古希腊和古罗马是种族多元、兼容并蓄的国家。当时的人们并不因肤色而歧视某个种族。

从雕像上残留的颜色就可以看出，人们肤色各异，贵族也有黑色或棕色的皮肤，白色的高加索人也可能是奴隶。据文献表示，当时的贵妇以象征着无需劳作的浅色皮肤为美，但男性就更偏爱象征着男子气概的深肤色。

新技术的应用让考古学家对这些雕塑的颜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那怕是比针尖还小的一丁点儿残留色素，现在也能被找出来，还能分析出它来源于哪些材料。

因此，我们现在终于有机会看到这些雕塑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原本的样子。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考古学者Vinzenz Brinkmann和他的妻子就开始利用石膏板复原彩色的雕塑。他们的“Gods in Color”展览已经在二十多个国家展出。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Gods in Color”展的照片。看看这些五颜六色的战士和仕女，如果不告诉我，我会猜他们是印第安人、玛雅人、或者随便哪里人，反正肯定猜不到古希腊罗马人头上。

即使只看照片，也觉得上了色的雕塑似乎少了几分美，更少了那神圣与端凝。不过，倒是能感受到他们是真真切切生活在2、3000年前的人。能感受到他们和现在的我们一样，也笑也哭，也欢欣愉悦，也烦恼忧伤，也在这红尘俗世中或好或歹地过了一辈子。

据说，在古罗马时代，大理石雕塑是随意摆放在家中各处的装饰品。罗马人喜爱长天白日宴饮。酒足饭饱到了夜里，烛光闪烁，醉眼朦胧，你和站在屋角的女子说了好些衷情话，又转身叫一旁的男奴再端些酒来。谁知这女子只是自顾自的垂影自怜，那男奴侧着脸充耳不闻。原来他们都不过是雕塑而已。你也只好一笑。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个世界上哪里分得清？再喝多几杯，连自己活着是真是假，也不能够知道了。

复原色彩的古希腊罗马雕塑确实失去了它的美，但这美本就是虚假的——在世界上，哪怕在神话中，也并没有这样的美存在。

Oct.22 2018 他是无人驾驶的领衔人，也是谷歌的叛徒，还是硅谷的精神

Stop, Thief by Charles Duhigg

不管是传统汽车公司，还是新兴科技企业，近年来都将无人驾驶技术锁定为发展目标之一。在这些公司中，谷歌是毫无疑问的佼佼者。

本文主角Anthony Levandowski便曾经是谷歌无人驾驶汽车部门的领导者之一。是他当年带领着一帮同事，说服了公司高管拨出数百万美元经费投入这个领域。

Levandowski与谷歌的相遇便始于自动驾驶技术。2007年，他带领着一个小组造了一辆名为Ghostrider（鬼灵骑手）的摩托车，参加一场跨越加州和内华达州沙漠的自动驾驶机动车竞赛。

Ghostrider在竞赛中的表现只能用“可怜”来形容，但它还是为Levandowski吸引了许多目光。时年27岁的Levandowski也因此得到了谷歌邀请，进入这家全球最好的公司工作。

Levandowski大胆出格，敢于冒险。他在谷歌的第一份工作是为谷歌地图进行街景测绘。Levandowski提出了在车上装摄像头拍摄街景的建议。

2007年，谷歌已经是一家拥有数万名员工的大公司了，任何建议的实施都需要经历一长串审议。哪怕是招一名司机，也要走几个月的招聘流程。

于是，Levandowski干脆自己在网上发了招司机的广告，雇佣了所有看上去顺眼的应聘者，自掏腰包给他们发薪水。他还在一家汽车店里买了一百多辆车。

当Levandowski把报销要求提交给会计部门时，大家都震惊了。但谷歌创始人之一拉里佩奇很是欣赏Levandowski“think out of box”的作风，作主批准了他的报销。

Levandowski和他的小组在九个月内测绘了一百万英里美国国内的道路街景。之后，他和他当时的上级Sebastian Thrun向公司提出了开发自动驾驶汽车的建议。2009年，Thrun带领着一小队工程师开始了被称为“Chauffeur（法语‘司机’之意）”的自动驾驶汽车项目。Levandowski负责硬件开发。

在谷歌工作的同时，Levandowski业余成立了两家自己的公司。他过去开发的无人驾驶导航技术便属于这两家公司。

为了加快项目进展，他向谷歌提议把这些技术卖给Chauffeur项目。从员工手里买技术，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谷歌权衡后还是同意了。

Chauffeur项目不断扩大，Levandowski也成为了项目的领导者，但他最关注的，似乎只是自己拿到手里的钱。2010年，许多员工都听说，Levandowski会见了几家谷歌的竞争对手，试图卖给他们同样的导航技术。

虽然谷歌当时没没有明确提出Levandowski不能将技术卖给别人，但对许多公司内部人来说，这依然是一场背叛。但Levandowski人才难得，谷歌最终还是收购了他的两家公司，并且承诺分给他10%的项目利益。最终Levandowski一共从谷歌得到了1.2亿美元。

时间一晃到了2015年。谷歌已经在Chauffeur项目上花了10亿美元，无人驾驶汽车的行驶里程也达到了100万英里。就在这一年，Levandowski开始找一些同事私下谈话，说想自己创立一家新公司。2016年1月，Levandowski提交了辞职信，组里的6位工程师也跟随他离开。

Levandowski的新公司名叫Ottomotto。2016年2月，Uber拿出公司的1%股份（当时相当于6亿美元）买下了这家公司。这刺激了不少谷歌工程师的神经，许多人开始考虑像Levandowski一样跳槽或创业。

2016年12月，谷歌将无人驾驶汽车部门独立出来，成立了子公司Waymo。同一个月，Waymo的一位中层管理人员收到了一封电路板制造外包公司错发的邮件。邮件显示，Uber委托这家公司制造的无人驾驶汽车电路板和谷歌的设计十分相似。

2017年2月，Waymo向Uber提起诉讼。诉讼指证Levandowski将谷歌的重要商业机密带给了Uber，要求18.5亿美元的赔偿。

美国的《保护商业机密法案（Defend Trade Secret Act）》是在2016年才刚刚通过的。商业机密的定义比专利这类知识产权要模糊和宽泛许多，Google就是以这个法案作为起诉的法律依据的。

不过，虽说保护商业机密法案有利于公司保护知识产权，但也让员工们人人自危。自这部法案出台后，公司状告员工将商业机密泄露给竞争对手的案件数量陡然飙升。

2018年5月，Waymo和Uber的官司正式开审。双方的129名律师提交了10多万页文件资料，花费了数百万美元。Waymo认为Levandowski将8项重要商业机密带给了Uber。由于内容过于技术性，陪审员们都表示经常听得昏昏欲睡。

Waymo的重要证据之一，是他们发现Levandowski在离开谷歌的前一个月，曾从一台谷歌服务器下载了14000个文档，并拷到了自带的外部设备上。但随着庭审进展，包括一些谷歌内部工程师都证明说，这些文档并没有太大价值。

唯一让Waymo和Uber都认同的，就是Levandowski确实是个大麻烦。其实在诉讼提交不久后，Uber就解雇了他。

由于Waymo没法确实证明Levandowski将商业机密卖给了Uber，最终它主动提出和解，只要Uber0.33%的股份（相当于2.5亿美元）作为补偿。Uber同意了，并承诺不会使用任何Waymo的硬件或软件技术。

和Uber的官司到此告一段落，但谷歌对Levandowski的怒火并没有因此停息。他们对Levandowski个人提起了私人仲裁请求，要求他退回当初的1.2亿美元。同时，谷歌也开始配合政府对Levandowski进行犯罪调查。这项调查目前还在进行中。如果政府最终起诉Levandowski，这将会成为硅谷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商业机密案件。

Levandowski在硅谷的名声算是被这几场官司给毁了。甚至在送孩子上学时，其它家长也对他侧目而视。“叛徒”这个词，听上去总是不那么光彩。

但是，硅谷本就是在背叛上建立起来的。1950年代，八位在晶体管之父肖克利手下工作的年轻科学家出走建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他们被称为“八叛逆”，仙童半导体公司也奠定了硅谷发展的基础。

在那时，东海岸的波士顿拥有众多著名大学，本来高科技产业发展前景应该更大，却被后起之秀的加州硅谷超越。原因之一就是，波士顿所在的马萨诸塞州的法律让员工很难跳槽。员工通常会跟公司签协议，承诺离职后至少一年内不加入竞争对手。

而加州的法律规定公司不能让员工签这样的协议。员工的自由流动大幅增长了创新的速度，公司可以在竞争对手的经验上发展，公司自身也更有危机感。所以有人说，硅谷是在两个词上建立起来的，“innonation（创新）”和“Treachery（背叛）”

面对这一切，Levandowski本人依然淡定。他说，自己并不是人们想象中只为了钱就背叛公司的叛徒。暂时无业的他依然享有普通人想象不到的财富，并且正与多家投资公司接触，寻求新的机会。

Levandowski说，只有未来是唯一重要的事。过去的事已经过去，在科技行业，“all that matters is tomorrow”。

Oct.22 2018 区块链：技术可以创新，人性无法改变

The Stuff Dreams Are Made Of by Nick Paumgarten

这篇文章主旨是讲区块链。老实说，区块链火到如今，我也零零碎碎看了些相关知识，但始终没太弄明白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看完这篇文章放心了。原来大部分人，包括业内人也不完全明白。真明白的人呢，似乎又找不到简洁明了的语言来讲给我们听。

解释区块链概念，离不开各色比喻和术语。就像文中作者朋友抱怨的一样，这好像跟别人讲电子邮件是怎么一回事时，不说“可以通过网络发送信息给别人”，而偏偏说“有一个叫S.M.T.P的协议，它存在于一系列规则上，从而使文件可以从一处向另一处移动”。

我觉得嘛，等到区块链像电子邮件一样，能用一句大白话就解释清楚的那天，才是它真正的发展之日。可惜的是，那一天离今天大概还很远。

区块链的概念纷纷扰扰。发明各种“币”的自不必说，今年曼哈顿的区块链会议上，还有用区块链技术追踪餐桌上鱼肉来源的公司。当然，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在公司名字里加上“区块链”这几个字（然后股价莫名暴涨）。

所以，虽然我也很想从文中的大量信息里看出区块链的前景如何，加密货币有没有未来（毕竟我也是去年花100美元买过比特币的人），但抱歉，实在是没有答案。

唯一能够拎出来的讲一讲的，就是以太坊的创始人Vitalik Buterin了。以太坊是一个“开源的下一代公共区块链平台”。技术概念难以理解，还好这是人的故事。不管是天才，还是傻子，只要是人，他们的故事总有共通之处，总有可以理解的地方。

高高瘦瘦的Vitalik Buterin今年才24岁，但已经是区块链圈子里最著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了。据说他拥有将近10亿美元的财富，可他看上去却又一无所有——脚上的阿迪达斯是他唯一的一双鞋子。顺便说一句，他很喜欢东亚国家，能说流利的普通话。

Vitalik是个Sheldon式的天才儿童。3岁时，他就用家里的旧电脑学习Excel，10岁时开始自己开发电子游戏。Vitalik的父亲说，儿子太聪明，脑子转得飞快，所以很难与一般人交流。在Vitalik9、10岁之前，他几乎不和别人说话。

父亲是带他认识比特币的领路人。Vitalik的父亲也是搞计算机的，在他6岁时，带着全家从俄罗斯移民到了加拿大。曾在苏联和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生活，Vitalik的父亲是个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说，自己在听到比特币去中心化的理念后，感觉有如醍醐灌顶。

那时Vitalik刚17岁，正沉浸在魔兽世界游戏中。从小，父亲就给他灌输极权统治的危害和不平等，因此像父亲一样，他也一下子就被比特币吸引住了。更让Vitalik开心的是，在当时被比特币的概念所吸引的，几乎都是和他一样人。

2013年，19岁的Vitalik到圣何塞参加了一场比特币聚会。这场聚会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遇见和自己想法一致的人。他开始撰写相关的主题博客，每篇收费5个比特币。一位志同道合者读了他的博客后，与他一起创立了最早有关电子货币的出版物《比特币杂志（Bitcoin Magazine）》。

在满世界参加比特币聚会的过程中，Vitalik渐渐觉得比特币的技术也有局限。他开始设想一个更宽广更多样的区块链平台。2013年11月，Vitalik写了一本白皮书，倡议建立一个全新的开源计算平台。从维基百科的科幻小说元素列表中，Vitalik选了Ethereum这个名字，这就是我们说的以太坊了。

Vitalik本以为白皮书会招来猛烈批评，没想到很多人都对他提出的概念感兴趣。2014年1月，在迈阿密召开的北美比特币大会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们在海边租了一栋小屋，花了一星期时间，梳理出了以太坊的雏形。Vitalik从滑铁卢大学退学，全心投入到了这个项目中。

区块链的世界变幻莫测，当初的一群创始人后来陆续离开了以太坊，创建了自己的区块链项目。唯有Vitalik，虽然没有任何正式的职务，但绝对是以太坊项目最权威的领导者。

曾和Vitalik共同创立以太坊的Lubin说，最早投入区块链的人或者为了哲学，或者为了政治，或者为了经济，但都不是为了个人财富。此言不虚，Vitalik就是如此。

在最初几个月和其他创始人一起摸索的过程中，是他最终决定，将以太坊作为非赢利组织经营。用他的话说，以太坊“是为这个世界而生的开源项目”。去中心化、没有权威统治的以太坊，是Vitalik理想中的模样，但现实往往没有理想美好。

Vitalik常说，自己不是扎克伯格那样有野心的领导者，不符合硅谷风投公司的口味。但在以太坊项目上，他早已成为毫无疑义的最高统治者。去中心化、没有权威统治的以太坊，Vitalik就是中心，就是权威。

去年，有人在论坛上发布了Vitalik死于车祸的假消息，以太币的价格立刻暴跌。Vitalik不得不发布照片证明自己未死，才把价格稳定下来。

Vitalik把自己的地位形容为“大祭司”。他说在所有区块链和加密货币项目里，都有这么一些“大祭司”。他们拥有至高地位，一言一行都能影响整个圈子的动向。

这让Vitalik十分忧心：“如果以太坊完全依赖我，那么它无法长期生存”。他说自己正刻意鼓励以太坊社区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大祭司”，让更多人可以取代他的地位。

可是，现在大多数人投身于区块链和加密货币，并不是为了Vitalik一般的理想，而是为了让人眼馋的财富。这样的“大祭司”如果多了起来，恐怕以太坊也同样无法长期生存。

区块链，无论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技术，一个开放的社区，还是一种社会实验，它总脱离不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决定是怎样得出的，又是谁来做这些决定。

区块链是技术，但它要实现的理想需要人类来完成。

问题是，我们可以发明和学习新的技术，但人性永远是无法改变的。

Oct.15 2018 特朗普是否通俄？这批神秘数据在说话

Enigma Machines by Dexter Filkins

昨天（10月14日）晚上，CBS的《60 minutes》播出了对特朗普的采访。主持人有个问题是：“当了两年总统，最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什么？”

特朗普回答：“我以前总说曼哈顿的房产从业者是最难搞（toughest）的人群，现在我觉得他们简直跟婴儿一样。”

“那谁是最难搞的呢？”

“搞政治的人。这是最具欺骗性，最恶毒的世界。它充满了谎言、欺诈和骗局。”

Trump接受访谈，聊了朝鲜、俄罗斯、经济等等话题

其实，特朗普的话肯定是夸张了。即使没有从政经验，我想他也和我一样早就知道，应该说比我更了解，政治的背后一定是一团污。别无例外。

当然，知道是知道，身在其中又是另一回事了。

从参与竞选到上台执政这两年，特朗普团队自己撒的谎，别人给他们布的局，应该真是比他做生意时多得多，也复杂得多吧。光围绕着一个通俄门，就扑朔迷离、波谲云诡，足够拍一季《纸牌屋》了。

这篇文章讲的，就是一些有可能证明2016年大选时，特朗普团队曾与俄罗斯方面私下往来的数据。

2016年6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数据库被黑客攻击。为保证网络安全，计算机科学家Max带领一批专家团队开始梳理当时两党候选人名下的域名。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一个属于特朗普团队的域名（mail1.trump-email.com）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行为。这个域名所在的服务器由一家电子邮件营销公司Listrak管理。这家公司管理的其它特朗普团队的域名都在发送广告邮件，这个域名却毫无动静。

相反的，一家俄罗斯大型银行Alfa Bank下属的几台服务器几乎每天都在访问这个域名。从2016年5月到9月，Alfa Bank的服务器一共进行了2000多次访问。

此外，只有一家组织也在持续访问这个域名，那就是后来被特朗普任命为教育部长的Besty DeVos她家族的关联企业Spectrum Health。

Max和他的团队成员十分疑惑。为什么本应发送广告邮件的域名什么也不干，又为什么Alfa Bank和Spectrum Health持续访问这个什么也不干的域名呢？

Alfa Bank是俄罗斯最大银行之一

特朗普团队、Alfa Bank和Spectrum Health都坚决否认他们之间有过往来，但网络DNS访问记录不会说谎。（包括本文作者在内，很多人都将这批数据交给了世界各地著名计算机专家查证。他们普遍认为这些数据是真实的。）

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2016年8月，Max决定把这批可疑数据交给《纽约时报》。9月21日，《纽约时报》将这件事告知了一家为Alfa Bank工作的华盛顿游说组织。

两天后，这个域名就消失了。在这之后的四天里，Alfa Bank的服务器还坚持访问这个域名。在最后一次访问失败的10分钟后，它突然访问了位于同一台服务器上一个从未使用过的新域名。

Max觉得，这表示特朗普团队和Alfa Bank之间一定有人际往来。当那个老域名消失时，《纽约时报》只联系了Alfa Bank方面的组织，还没接触特朗普这边的人。

只能认为，Alfa Bank得到消息后，内部相关人士人把这事透露给了特朗普团队。特朗普团队随之关闭了这个域名，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并通知了Alfa Bank。

Alfa Bank的老板坚决否认他们和特朗普团队打过交道。不过，就算他是真的不知情，也不能说明问题。

据许多俄罗斯专家说，在俄国大型企业里，几乎都有俄国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担任高层管理职位。如果政府需要企业做什么事，这人就会负责安排。

在昨天CBS的采访中，特朗普说他认为自己对普京“very tough ”

Alfa Bank访问特朗普团队旗下的域名究竟是在干什么呢？如果相信双方说辞，认为他们真的没关联，有可能说得通的解释之一是Alfa Bank在发送恶意软件或垃圾邮件。

Alfa Bank的老板则认为，要不就是自己被人陷害，要不就是自家银行的安全系统在作怪。

甚至有人说，这是谁暗中黑了Alfa Bank的服务器来这么干，以此给特朗普下套。

但从访问记录的时间和频次来看（5个月2000多次，每天访问次数无规律，且Max检查候选人的域名DNS访问记录是突发事件），所有这些假说都站不住脚。

根据Max的想法，最有可能的情形是，双方在通过某些网络服务或软件进行通讯。他提到了一个叫做“foldering”的手法。

“foldering”指的是，一方把自己想发送的信息存在诸如邮箱系统的草稿箱文件夹中，另一方只要有邮箱密码，就可以登陆文件夹查看。这样的手法很难追踪。CIA前局长 David Petraeus就是用“foldering”和他的情人互通心曲的。

但是，DNS访问记录传达的内容有限。数据再多，一切也都是猜疑。恐怕也只能止于猜疑。政治，就是猜疑下掩盖的那个充满谎言、欺诈和骗局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