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6日星期三

Jun.24 2019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Elizabeth Warren:中产阶级代言人

【开始本来没想写这篇,因为关于总统候选人的文章太多,让人有点儿视觉疲劳。不过看到文中讲美国中产阶级的破产和经济危机,觉得这倒真是一个全球性现象,所以记一笔。

在美国、在中国,中产阶级都很焦虑:一场大病就让全家破产,孩子上个学就要经济危机。Warren主打的就是这些中产阶级人群。不过,她的政策真要实施起来,能达到预期效果吗?我觉得挺难说。】

In The Ring
by Sheelah Kolhatkar

在二十多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现年69岁的Elizabeth Warren绝对不容被忽视。连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都表示Warren“干得相当不错”。

Warren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专门研究破产法,著作颇丰。她还是哈佛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曾经倡议创立了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自从宣布参加总统候选人竞选后,Warren便一直受到媒体与民众瞩目。在6月的两次民调中,她的支持率已经攀升到第二位,仅次于前副总统拜登。

Warren定位为“务实的中产阶级代言人”,为这一群体最关心的教育、医疗和民主问题带来系统化革新。不过,和竞争对手Bernie Sanders不同,她说自己不打算放弃资本主义。

她说:“我相信市场的力量。”但她希望,通过政府干预,市场能够更好地服务更多的人。
Elizabeth Warren
竞选活动演说中,Warren常常以讲述自己的童年故事开场。在她上中学时,父亲得了心脏病。这场突如其来的重病让家里陷入经济危机。

即使病愈后,父亲也无法长久工作,只能打一些零工。她也因之第一次从父母的谈话里听到了“房贷”、“取消赎回权”等陌生的词汇。

一天早上,Warren走进父母卧室,发现床上放着一套母亲参加最重要场合才穿的衣服。当时已经五十岁的母亲从没外出工作过。但那天,她穿上这套衣服,踩着高跟鞋,去本地的西尔斯商场应聘当上了接线员。

虽然接线员只能拿最低工资,但Warren一家的房子终于保住了,算是度过了这场家庭经济危机。

Warren说,她渐渐发现,许多美国家庭都经历过同样的一幕。她也意识到,在她母亲那个年代,即使一个人拿最低工资也足以养活一家三口:可以还房贷、交水电账单、买食物。但现在,一份最低工资的全职工作还不够一位带着孩子的单身妈妈生活。

这段童年历史让Warren在进入学术界后,决定以破产法作为研究重心。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而从80年代早期到中期,美国的个人破产申请数量翻了一倍。Warren和几位同僚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

一般人想来,申请破产的个人肯定都是些不负责任、好吃懒做的人。开展研究前,Warren也如此认为。同事形容她是那种认定“你该为自己欠下的债务负责”的典型美国中西部女孩。

但是,看过1500多份个人破产申请文件后,Warren发现,大部分申请人都曾有中产阶级水平的收入。他们往往是遭遇家庭重大波折后才陷入困境。尝试应对经济危机的行动却给他们带来更多债务。

1989年,Warren和同僚出版了《原谅债务人:美国的破产和消费者信用(As We Forgive Our Debtors: Bankruptcy and Consumer Credit in America)》。她在书中总结道,许多破产者,是一辈子都在勤恳工作的人。

Warren的另一段经历,则让她对中产阶级的处境之难有了更多体会。她和第一任丈夫有一儿一女。在孩子幼时,她必须一边带小孩,一边上班。

回忆那时的生活,她说自己就像骑着摇摇晃晃的自行车在大峡谷上走钢丝,头上还顶着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任务。如果不是阿姨从俄克拉马州搬来帮助照看孩子的话,她很可能会放弃职业生涯。

2003年,Warren出版了《双收入陷阱:为什么中产阶级父母会破产(The Two-Income Trap: Why Middle-Class Mothers & Fathers Are Going Broke)》。她在回忆录中概括这本书的主旨:“最有效的预测一个家庭是否会走向破产的指标,是看他们有没有孩子。”

因为养育孩子的费用激增,但中产阶级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所以人们不得不借债来维持现有生活水平。因此,数百万家庭,哪怕是夫妻双方都有收入的家庭,最终还是来到了经济危机的边缘。

当中产阶级战战兢兢地维护着他们随时就会崩塌的地位时,华尔街的银行和大公司却从中获利颇丰。1995年,美国国会重新审议破产法,邀请Warren加入顾问委员会。在这里,她第一次见识到了大公司游说的力量。

1997年,信用卡发行商游说某些参议员提交了一项不利于个人借债者的新法案。Warren想尽办法阻止这项法案通过,但拖到2005年,它还是通过了,赞成者包括她现在的竞争对手拜登。这让她确信,美国的民主系统受到了金钱力量的极大冲击。

因此,Warren的总统竞选纲领政策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减轻中产阶级负担,例如公立大学学费全免、幼儿照料费用全免;另一是严格管控大公司,例如对大公司征收更多联邦税、拆分大型科技公司和农业公司等等。

在她提出的所有政策中,引发最多议论的,是所谓的“财产税”。她建议,对家庭财富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征收2%的财产税,称为“终极百万富翁税(Ultra-Millionaire Tax)”。

为什么要征收财产税呢?Warren举例说明。一位中学教师和一位家产颇丰的继承人,一年都挣五万美元,但前者银行存款为零,后者则从父母那儿获得了相当于5000万美元价值的“游艇、珠宝和艺术品”。

如果只按收入征税,两人的纳税额是一样的,即使提高所得税税率,也无法改变这不平等的事实。何况最富有的那部分人群还有数不清的手段来合理避税。

Warren建议,财产税的征收范围包括“住房、紧密持有的生意、信托财产、退休财产、未成年子女持有的财产、价值在5万美元以上的个人物品”。根据估算,这项政策能在10年之内带来2.75兆美元的收入,可用于免费的托儿所、幼儿园、减免学生贷款和基础设施建设。

民调显示,大部分投票者都支持征收财产税,包括半数共和党人。在竞选活动中,每当Warren提到征收财产税时,便会迎来群众的热烈欢呼。

不过,反对财产税的声音也不小。首要的反对者自然是那些有被征税风险的富人。星巴克前总裁Schultz评价Warren的提案“荒谬绝伦”,纽约前市长Bloomberg说征收财产税有违宪法。

此外,财产税怎么实施也是个问题。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Natasha Sarin说,珠宝、古董、艺术品等财产很难估价。如果真的对这些事物征税,一定会诞生帮人们估价并避税的行业。

她说,1990年,全世界有12个国家征收财产税,但现在只剩3个国家这么做。就是因为征收财产税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非常困难。

更有人说,Warren的政策最终会损害经济。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Todd Zywicki说,Warren打算用政府力量干预市场,这样做很可能带来意料不到的后果。比如政府成为某些利益的代言者,损害自由市场。

反对和质疑没有打消Warren支持者的热情,更没有动摇Warren坚持她的政策的决心。

她回应道:“市场机制在激励创新、降低成本、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上是无可比拟的——如果这些市场遵循一定基本规则运作的话”,她说:“没有规则的资本主义就是偷盗。人们说,这个游戏是不正当的,他们说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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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24 2019 刘慈欣:时间终会将故事埋葬

The War of The Worlds
by 樊嘉扬(JiaYang Fan)

【读了几年《纽约客》,写作家的文章不少,终于有一篇写的作家是我读过他所有作品的了。(真不容易!)记得小学时候看《科幻世界》,被大刘的《乡村教师》、《带上她的眼睛》感动得泪水涟涟呢。】

去年11月,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来到华盛顿领取由阿瑟·克拉克基金会设立的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Clarke Award for Imagination in Service to Society)。虽然是第一次到华盛顿,但他对这座城市并不陌生——毕竟华盛顿是诸多好莱坞大片的常客嘛。

不过,和电影风光相比,这座真真切切摆在眼前的城市倒是让刘慈欣有点失望。华盛顿纪念碑和反思池之间的距离,看上去比《阿甘正传》里要远得多;打量着林肯纪念堂里的林肯塑像,他说,自己还是更喜欢《猿人星球》里面的那款。

《纽约客》记者樊嘉扬陪着刘慈欣参观华盛顿,同时也与这位连奥巴马都是其粉丝的作家聊起了他的家族、童年、成长、写作动机、以及对科幻文学和政治的看法。
领取克拉克奖的刘慈欣。

刘慈欣1963年生于北京,但他父亲原本是河南人。河南,是中国遭受苦难最多的省份之一。刘慈欣父亲的家庭自也不能超然世外。

那时正值内战期间,为了保证家族血脉延续,刘慈欣的祖父打了个现实又残酷的赌:他让自己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加入共产党,另一个则加入国民党。

在战争中,刘慈欣的父亲成为了一名八路军军官,胜利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而他加入国民党的叔叔则不知所终。

但文革开始后,刘慈欣的父亲还是因为有个国民党的兄弟而受到牵连,被下放到了山西省阳泉市。当时刘慈欣刚刚三岁。在阳泉,一切开展得如火如荼。他记得晚上能听见枪响,还能看见一卡车一卡车背着枪,带着红袖套的人。

由于环境太危险,刘慈欣被送到河南的祖父母家,在那儿住了好几年。他是个鲁莽、喜欢恶作剧的小孩——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比如说,他曾经编写了一个随机生成诗歌的程序,还把这些诗歌投稿给文学杂志。

在刘慈欣六岁那年,中国发射了第一颗卫星,这让他迷上了太空。后来,父亲给了他一本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这本小说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他说,凡尔纳写得那么具体、那么权威,让他觉得小说里的事必须是真实发生过的。

少年时代,刘慈欣读了一本关于天文学的书,其中讲到光年的概念让他有如醍醐灌顶。对别人来说虚无缥缈的抽象意象,在他眼里却有具体的形象。那些概念对他来说仿如触手可及,让他感到一种“磕了药般的狂喜”。

从高中起,刘慈欣就开始创作小说了。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娘子关水电站工作。在那儿,他有许多闲暇时间来阅读科幻文学,写作科幻故事。直到2012年,在他早已蜚声科幻文学界时,才离开了这份工作。

现在的刘慈欣是中国最成功的科幻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译为二十多种文字,《三体》三部曲更是在全世界售出了800多万套。他获得过9次中国科幻文学最高奖银河奖,还在2015年成为第一个获得国际科幻文学大奖雨果奖的亚洲作家。

和一般的文学作品比起来,刘慈欣说,“有关科学的故事更加壮丽、伟大、身在其中、意味深长、扣人心弦、离奇古怪、恐怖神秘,甚至更有感情。”

【原文:”the stories of science are far more magnificent, grand, involved, profound, thrilling, strange, terrifying, mysterious, and even emotional”—— 我觉得这是作者翻译刘慈欣写的某段有关科幻小说的话,但没找到出处。】

刘慈欣很擅长给人归类,描写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典型人物,但也招致不少诟病。不少人说,他作品里的人物过于类型化,就像是放置在立体模型中的硬纸板假人。

他承认这一点,但强调说:“我不是因为热爱文学才写作的,我写作是因为我热爱科学”。

《三体》是刘慈欣的代表作,人们赞美这套书让科幻文学在中国从边缘化走向主流。刘慈欣认为,人们对《三体》的喜爱源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转变——科技进步激起了他们心中探索宇宙的激情。

《三体》是一部背景宏大的小说,涉及个人与个人、国与国、星球与星球、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争斗。当《三体》的第一卷在美国出版时,很多人认为,书中描写的三体星和地球的原型来自美国与中国间的角力。

不过,刘慈欣并不喜欢用小说来反应或评论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说法。他说,小说的“主要目的是逃离现实世界”。

他也不太愿意谈论与政治有关的话题。虽然政治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在他的小说中无处不见。

比如说,出版于2003年的小说《超新星时代》就来自于他对多年前那次事件的感悟。当时他正好在北京出差。刘慈欣说,他希望《超新星时代》能反映出当旧的信仰崩塌,而新的还未形成时,面临急剧变化的中国人所感受到的困惑。

《三体》同样如此。物理构想是这本书的前提,但政治才是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在每个转折点,书中人物都被迫进行残酷的计算。为了生存,他们玩着马基雅维利式的博弈游戏,以结果主义来指导行动。

【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主张判别行动好坏是非的标准以其产生的结果而定。只要一行动能产生好的结果,它就是好的,是道德的。】

《三体》中的许多场景,都需要人物做出两难的选择。就好像刘慈欣的祖父为两个儿子参军所做出的决定,或是在90年代的下岗潮中,刘慈欣不得不选择让一半下属离开一样。在《三体》里,理想主义是致命的,仁慈更是代价高昂的奢侈品。

《三体》的思想主旨正是刘慈欣对现实的看法,他不赞同大部分西方人崇尚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他认为,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性,只有现在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稳定。

刘慈欣说,个人的自由“不是中国老百姓关心的事。对普通人来说,看病、房价、孩子教育才是重点”。他说假如“放松对国家的管理,结果将会非常可怕。”

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让刘慈欣为之欣喜。他说,自己这一代的中国人是幸运的,他们经历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现在生活的世界和孩童时代成长的世界已经截然不同。

刘慈欣说:“中国是属于未来的国家。我发现自己身边的世界越来越像科幻小说里的描述,而且变化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

在华盛顿领完奖后的第二天,刘慈欣去参观了越战英雄纪念碑。在纪念碑墙上,铭刻着58000个越战遇难者的名字。

这让他非常感动:“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的地方呢?死者应该被铭记。”

随行翻译回答说:“中国应该有,有些城市是有的,不是吗?”

“不”,刘慈欣摇头加重语气:“我们有一些烈士雕像,当我们从来没有——我们不纪念那些,那些单个的人。”

他取下眼镜,眨了眨眼,看向眼前绵延的绿地和水泥墙:“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会过去,而时间终会将故事埋葬。(When something happens, it passes, and time buries the stories.)”
【《纽约客》原文还有更多内容。有的是讲他小说情节,我觉得很多中国读者应该都了解,就没写。有些政治相关的,我写的比较含糊。感兴趣的话可以点链接去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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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8日星期二

Jun. 10&17 珍妮弗·伊根在中国,1986

继续翻译本期《纽约客》双周刊上的小短文。

果然最多人想看的,还是关于中国的这篇。作者珍妮弗·伊根(Jennifer Egan)是美国女作家,她的小说《恶棍来访(A Visit From the Goon Squad)》(另有一个中文译本名为《时间里的痴人》)曾获2011年普利策奖。

【我没看过伊根的书,上网搜她的资料,发现中文简介里写她是“苹果教父史蒂夫•乔布斯一生最爱的女人”。看维基百科只说她曾在大学时期和乔布斯约会,乔布斯帮她装过一台电脑,如此而已。现在的营销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这篇《硬座(Hard Seat)》写的是伊根1986年来中国旅游时的故事,当时她24岁,正在剑桥大学念硕士。在西方人眼中,彼时的中国刚刚对外拉开帷幕,陌生而神秘;而在中国人眼中,背着背包、金发碧眼的“老外”该是同样的陌生和神秘吧。
作者珍妮弗·伊根

硬座

by 珍妮弗·伊根(Jennifer Egan)

1986年,刚满24岁的我独自一人在中国旅行。我本来有个旅伴,可她过于郁闷,半途就放弃了这次旅程。

从她第一天在香港等我到来那时候起,一切就都不对劲了:她住的青年旅馆位于一幢满是小作坊的大楼里。在那儿,她的皮包被老鼠咬开了洞,因为她剩了半块奶酪在包里。

进入中国大陆的地界后,她的精神才振奋起来。我们乘坐渡轮来到满是茶室和阳光花园的广州,在一家干净的旅店里租了单独的床位。像当时中国的许多旅店一样,这儿有一层楼都是宿舍式的房间,专门提供给“旅游者”。

“旅游者”算得上是许多旅店同舍友的职业。这些人在亚洲已经游荡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自己轻率又愚蠢。

朋友和我都在英国上学,她读本科,我是研究生。因为那时香港仍属英国管辖,所以在我们心里,中国大陆似乎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在我想象中,这里是另一个世界,但仍是我可以理解的地方,就像奥兹国、纳尼亚或爱丽丝的仙境。我们都有过在欧洲背包游的经历,于是便计划像游法国或意大利那样“游”中国:在西部转一圈后前往北京,再一路沿着海岸线去上海——这一切都要在几个星期之内完成!

唉,真够自大的。我那时年轻、只会说英语,对中文的了解只有从数字1数到10。而在广州,你看不到一个英文单词,甚至一个字母,更不用说英文品牌名称了。

为了买去昆明的火车票,我们只能求旅店的人帮忙在一张纸上写下“昆明”两个中国字,然后将这张纸和钱通过老鼠洞一样的小窗塞给售票员。到手的车票有好几页纸长,看上去复杂得让人有不详的预感。

因为不想把钱花在非必需品上,我们买了硬座票。结果,对大部分人来说,在拥挤的列车上,“硬座”就等于“无座”。当我们正掂量着要站上一夜的可怕前景时(车厢里每一寸地方都塞满了乘客),一个乘务员注意到我们并大吼起来,意思很明显:我们不能待在儿。

跟着乘务员的助理,我们穿越过好似无穷无尽的车厢。这些车厢宽敞而暗淡,让人想起老电影里的东方快车。我们付钱升级到了软卧,发现去昆明不只需要一个晚上,而是三个晚上。在中途要换一次车,还在一个我们从没听说过的城市停留好久。

终于到达昆明。这儿满城遍布结构精巧的木屋,简陋的小院中传来做饭、唱歌和孩子戏耍的声音。和如今我在网上搜索“昆明”时跳出来的那座充满玻璃混凝土的城市完全不一样。

当然了,已经过去了三十三年,那时我们遇到的身穿蓝色中山装、踮着变形的小脚颤巍巍在昆明大街上行走的老太太,应该老早就不在了。

昆明的大街上汽车很少,黑色的自行车成群结队。这儿的西方人就更少了,不管我去到哪里,年轻人都拥上前来触碰我金色的头发,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问我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
三年后,当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我不禁回忆起他们那充满希望的急切面庞。不知当士兵开火时,他们中是否有人正在那里。

下一站是成都。去那儿,我们得在火车上待更多个夜晚。火车在浓稠的黑暗中穿行,偶尔几星沿途村落的灯火,模糊了那一片浓黑。

到了成都,我俩都觉得累极了。精疲力尽的朋友买了张去北京的机票,直接回了家。我在一家旅客宿舍里发着烧躺了好几天,才有力气骑着自行车探访成都。

之后,我独自去了西安、洛阳,最后是北京。如果你觉得这行程听上去还满厉害的,那你就错了:那些“硬核”旅游者可是从成都悄悄溜去了西藏呢。

一位美国医学生告诉我,她把长发挽进帽子,打扮成喇嘛的模样,坐着公车在西藏边界旅行。在那儿,她受到真正喇嘛的欢迎,住进了他们的寺院。

她不管不顾地获得这般成就,让我很是烦扰。要怎么做,才能像她一样酷呢?

在北京,我遇见了一位《中国日报》的记者,他告诉我一处少人问津的佛教洞窟。我坐了将近一天火车——这次可是硬座,终于到了一座太遥远,太不起眼,以至于连旅店都没有的小镇。

那天我在一家“宾馆”,或者说是客栈过夜。离日出还有好一段时间,大喇叭广播的起床乐就已经回荡在暗沉沉的街巷中。我乘上一辆大巴,车里满载睡意朦胧的当地人,看上去像是早起去干农活的。

太阳升起后不久,我到了那处洞窟。悬崖上东一个西一个布满了窑洞,依稀能看到佛像的造型。一架竹制脚手架立在一旁,我一边往上爬,一边激动不已。终于,我能看到一些真正稀罕的景象了——在未来生活中,我一定会时常满怀惊叹地回忆这一幕。

但是,我不记得那些佛像长什么样了。我只记住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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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两个印度,其中一个,是奈保尔的幽暗国度

我总觉得,这世界有两个印度。

一个印度神秘而美丽。朝日初升,恒河缓缓流过瓦拉纳西城。蓝色天空下,洁白的泰姬陵默默矗立。莫卧儿帝国的红堡、佛陀悟道的菩提迦耶、粉红之城斋普尔,共同勾勒出印度数千年的文明史。

另一个印度嘈杂而脏乱。匍匐在街头的贱民是隐形的存在。公交车强奸案的案犯丝毫不知悔改。雾霾笼罩的德里、污水横流的恒河、挂满人的火车和汽车,都是印度丑陋的伤口裸露在外。
加尔各答街头,感觉这张照片很有印度味道。
我一直想去印度旅游,想了十几年,至今也没能成行。神秘美丽的印度在召唤我,嘈杂脏乱的印度又将我推开。所以,只好看看别人的印度游记,先做做精神上的旅游。

众多游记里,特别喜欢妹尾河童的《窥视印度》。看了好几遍,每一遍总是被他文中画里的印度和印度人逗得哈哈大笑。可是,更多游客没有河童的豁达。他们在记录印度风景的同时,也记下了被偷、被骗、被坑的经历。

好像在我看过的游记里,还没有人去印度旅游时没被骗被坑过的。

印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啊!
焦特布尔的梅兰加尔城堡(Mehrangarh fort)
来美国上学后,我结识了班里的一些印度同学。和中国同学谈起他们,总绕不开一个词——“奇葩”。虽然我合作过的几个印度同学还算聪明健谈、热情友好,但这“奇葩”的氛围就是笼罩在他们身上,挥之不去。

具体要举出“奇葩”的例子来,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彼此同学,除了一起做做小组作业,不会有太多交集。无非就是某某人上课夸夸其谈,其实内容空洞无物;或者某某人在组里没做什么,最后却把功劳都算在自己头上。如此而已。

但这一点点我亲身感受到的“奇葩”,结合从游记里读到的别人的经历,已经足以让我不仅想了解印度的真实面貌,也开始好奇:印度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

这个问题,终于在我读完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的这本《幽暗国度》后,摸索到了几分答案。
V.S.Naipaul, 1932-2018
奈保尔出生在特立尼达岛上的一个印度移民家庭。他的外祖母在墙上挂着印度神祇和喜马拉雅山的图画。家人曾在全特立尼达的唯一一株菩提树下开诵经法会。作为婆罗门,他家还偶尔会接受岛上虔诚印度教徒的供养。

但是,直到1962年,奈保尔30岁,他才第一次踏上母国的土地,开展为期一年的印度之旅。

如果说现在的印度让游客们又爱又恨,我想60年代的印度恐怕更糟。反正,在奈保尔笔下,印度大部分是肮脏污秽的,印度人大多是贪滑腐败的。

踏上印度土地的第一天,两瓶被海关扣留的酒就让奈保尔见识了这里低效冗余的官僚系统。此后一年中,他从德里、孟买到克什米尔,到祖上的小村庄,结识了各种各样身份职业、阶层地位的印度人。印度,被他总结为一个“幽暗国度”。

若是生于此斯于斯,对种种现象想必早已习以为常,可以做到视而不见。若是纯粹的外来者,观赏态度更多是猎奇和事不关己,最好不过如妹尾河童一般带着宽容与好奇。

而奈保尔,作为一个有印度的根,又跳出印度之外的人,对这个国度的批判比印度人自己和一般游客都来得更加严苛,甚至更加刻薄。

一般来说,刻薄不是个好词,但在这本书里,刻薄却是亮点。奈保尔的刻薄来得个有趣!

随地大便却依然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清洁的民族;对象征性的行为、仪式、标签的热爱与执着;不管是上等人还是贱民,都将种姓阶级制度奉若神旨。

这就是印度人

奈保尔的描写是很刻薄,但也很幽默,很生动,很一针见血。
奈保尔去过的克什米尔达尔湖(Dal Lake)
当然,奈保尔去印度是在60年代,我想,现在的印度和印度人应当比那时进步许多。但书中的一些话语依然让我能不时忆起那些“奇葩”印度同学,以及游记里读到的那些坑骗游客的印度人。

奈保尔的分析也让我大致了解,这些我们看来“奇葩”的思想与行为,有着怎样的思想根源和文化背景。

比如说,只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其它的事哪怕再轻松再顺手,也不会做。因为——

“‘做你分内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贱;不做别人分内的事,即使别人的工作很高尚。为你的职守而死是生;为别人的职守而生是死。’这是《博伽梵歌》的一段经文。早在荷马的《尤利西斯》之前一千五百年,印度的史诗已经在倡导阶级观念了。而它的影响力一直维持到今天。在旅馆负责整理床铺的服务生,若被客人要求打扫地板,他肯定会觉得受到侮辱。”

比如说,哪怕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也懒懒散散、不当回事。因为——

“……在印度,只要准时上班就不会有人找你麻烦。身为清洁工人,你可不一定要拿起扫帚,认认真真把地板打扫干净。那只是附带的职责。你的真正职责是“担任”清洁工人,当一个下贱的人,每天做一些下贱的动作……阶级是一种奖惩制度。印度的种姓阶级把每个人禁锢在他的身份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牵涉到奖惩,职务和责任就变得无关紧要。”

比如说,对游客坑蒙拐骗,完全不担心会不会影响将来的生意。因为——

“印度人的观念中并没有“服务”这回事——提供服务早就不再是种姓阶级制度的一个理念。商人的功能是赚钱……身为商人,他的职责不在于供应货真价实的商品,他的职责是赚钱——不择手段。”

一年的寻根之旅结束,奈保尔在怅然中逃离印度。他说印度精神是他“永远无法完整表达、从此再也捕捉不到的真理”。不过,至少这本《幽暗国度》让我感受到了,他想表达的那个印度,那个他厌恶、怜悯又恨铁不成钢的母国。
斋浦尔的风之宫(Hawa Mahal)
印度旅游局的官方宣传语是“Incredible India”。印度,确实是一个“Incredible (难以置信)”的地方,无法仅用一本书、一个视角、一种声音来描述。

《幽暗国度》是奈保尔的印度。在世上的两个印度中,《幽暗国度》更偏向嘈杂脏乱的那一个。但在写这篇笔记的同时,我从网上又搜出了好多印度美美的照片。美到虽然和内容没有关联,我依然想把它们插进文章里。

今天,两个印度依然存在。奈保尔带给我的精神印度之旅结束了。还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实地去到那儿,看看我感受到的,将是哪一个印度。

【顺带说一下,这本书我看的中文版,翻译李永平。感觉译文水平不错,用词鲜活有趣。读到很多地方,都不禁想找英文原版来对照看看,翻译本用词对应的英文单词是什么。所以,还满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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