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纽约客》是双周刊，且是“Fiction Issue”，就是小说专刊啦。刊登的三篇小说还没看，另有五篇归结在“Another Country（它国）”主题下的小短文倒是先看完了。
五篇短文都是作家描写自己身处异国时的故事。他们或是移民，或是游客，或匆匆一瞥，或日久天长。很好读，很有趣。
小时候从越南移民到美国的作家Viet Thanh Nguyen在《Hereafter, Faraway（此后，远方）》里写自己去世的母亲。“它国”是已不复记忆的故国，也是母亲去往的天国。
奥尔罕·帕慕克在《Geneva，1959（日内瓦，1959）》写自己去瑞士上小学的故事。不谙法语的他度过了好一段难熬的日子。
《Stonehenge（巨石阵）》讲的是随家人从韩国移民到美国的Min Jin Lee考上了耶鲁大学，可是当土生土长的美国同学说起教堂文化和巨石阵时，他只有一脸茫然。
英国作家Jennifer Egan上世纪80年代来中国旅游。那时外国人来中国旅游可不容易，她差点就得坐三天火车硬座从广州去昆明。这段经历她记录在《Hard Seat （硬座）》里。
《Poorly Mapped （无法定位）》是讲从小移民到美国的Dinaw Mengestu回母国埃塞俄比亚探访，却发现自己说不来母语，成为了身处母国的异乡人。
因为上个月刚重看完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所以先把他的这篇小短文翻译出来分享给一下，后面可能再翻一篇吧。其它短文也很好看，可以上纽约客网站去看看哦。
【顺便说一下，如果要看《我的名字叫红》，推荐先看穆宏燕的《波斯札记》，其中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红》里讲到的波斯细密画，会让你对《红》了解更深。】
日内瓦，1959
by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
1959年9月，我和哥哥Şevke进入了瑞士的一所法语小学。我们的父亲Gündü是一位有数学天赋的土耳其工程师，IBM公司的日内瓦分部聘用了他。
那年6月，我们从伊斯坦布尔来到这儿后，母亲Şekure就开始极其努力地教我们法语。她从伊斯坦布尔的天主教学校Dame de Sion的修女们那儿学来了一口好法语，但她不是个好老师。要管教两个七岁和九岁的顽皮男孩已经够难了，更别提还要教他们一门新的语言。
在日内瓦，有很多像我们一样不会法语的外国小孩。在日内瓦湖畔、在公园里、在街上，这些孩子随处可见。在学校里跟同学说说话，应该最终也能学会这门语言吧？妈妈要照管我们和做家务已经忙不过来，我们就算没从她那儿学到什么，想必也没多大关系。
可是，当妈妈第一天把我们送进学校后，我就被恐惧淹没了。在操场上，我离开了哥哥，加入其它二年级孩子的队伍，进入了明亮干净的教室。老师对每个人微笑，嘴里解释着一些事情，时不时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单词，可我弄不明白那个单词的发音。
其它孩子从来不把这些单词记在笔记本上，所以我也没动笔。我能从眼角瞟到同桌的男孩在干嘛，却一直没能大大方方地正眼打量他。看上去，班里每个人都很爱讲话。老师问问题，同学们回答。
晚上回家后，我和哥哥打开了学校发给我们的文具盒。文具盒是用一种看上去像皮革的塑料做成的。我们互相检视着随文具盒一起发下来的橡皮擦、铅笔、刨笔刀和小尺子。
第二天上学，昨天感到的几分孤独更浓了。每隔一阵子，我会拾起铅笔，假装要抄写黑板上的单词，然后再将笔放下。对我来说，没有一个单词是清晰明白的。
老师和其它孩子们好像一直在说个不停，我没办法跟上周围的节奏，变得越来越不安。我看向窗外，希望自己还在家里，读着从土耳其来的报纸上的足球新闻。
接下来的那一天，同样的孤独感将我包围。居然没法掌握大家都在轻松使用的语言，这让我觉得自己愚笨又无能。我好像被困在一个大漩涡中央，既撑不起中心的支点，又找不到开始的起点。
有时候，我觉得时间停滞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另一个人，在另一个地方；有时候，旁人会注意到我，他们看着我，我便为被人发现自己深陷白日梦中而羞愧不已。
自从学会读和写以来，我一直很开心。我会大声读出看到的每一个广告和每一条涂鸦。在日内瓦，我保持了这个习惯，背诵每一组看到的字母组合：martini （马提尼酒）, picon（皮康酒）, esso（加油站品牌）, helvetia（象征瑞士的女神）。
其实，妈妈在夏天时早教过我这些单词以及数字，但我没法从课堂上大家讲的话里把它们分辨出来。在家里，每一个单词就像一只奇怪又独特的鸟儿。在学校，这些单词却像群鸟掠过天空，没法从中辨认出任何单独一只。
【原文：“At home, every word had been like a strange and unique bird. But at school the words seemed to swoop across the sky like a flock, no single bird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whole. ”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妙呢。】
在教室里，我的孤独感与日俱增。课间休息时，我便去操场找哥哥，有时和他手拉着手。在伊斯坦布尔，他该上四年级了。但在这儿，他的生日比能进四年级的岁数要求晚了一星期，所以进了三年级。他已经知道课上要教的所有数字，还靠隔三个数字倒数数列在班里出了名。
两天后，当妈妈催着我们上学时，我突然大声宣布：“我不去！”我垂下眼帘，不听她哄，也不回答她的问题。
“我要去！”哥哥说。
他们匆匆出门了。一个人留在家，我意识到，如果是在伊斯坦布尔，妈妈可不会这么由着我。虽然觉得自己有不想上学的正当理由，我还是感到一阵火辣辣的悔恨。（此后多年里，我逃学好多次，每次都体会到同样的孤独感和罪恶感。）
三天后，爸爸说，还是让我和哥哥回土耳其跟着祖母一起，在那儿上学比较好。于是我们离开了法语小学。我们再也没能学会法语。（本文由Ekin Oklap从土耳其语译成英语。）
【打算再翻译一篇小短文，大家想看那篇可以提名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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