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28 2019 在大数据分析的主导下，新闻业还有未来吗？

Hard News by Jill Lepore

2005年，谷歌取代时代华纳，成为了全球最有价值的媒体公司，市值超过800亿美元。也就是在那一年，《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在纽约诞生。

《赫芬顿邮报》的作风很土匪，成果很霸道。不到几年时间，它的网站流量就超越了《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秘诀在哪里呢？

举个例子，《纽约时报》的记者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调查采访，才能写出一篇有关维基百科泄密的报道。报道发表后，《赫芬顿邮报》会立马刊登一篇自家版本的同类文章，标题和《纽约时报》的报道一样，谷歌搜索出来的排序还高于《纽约时报》。

截了一张《赫芬顿邮报》刚才的首页，注意看小红圈，发现什么没有？

在《赫芬顿邮报》的创始人中，有一位叫Andrew Breitbart，另一位叫Jonah Peretti。工作一两年后，他俩都先后离职。但秉承着“赫芬顿精神”，Breitbart创立了Breitbart，Peretti创立了Buzzfeed。

特朗普当选，Breitbart可谓功不可没。这里先不说它，主要来说说Buzzfeed。

Peretti擅长病毒营销。当他还在MIT读研究生时，就制造了一起传播甚广的恶作剧。他订制了一双耐克跑鞋，要求跑鞋绣上“血汗工厂”的字样，然后把耐克给他的回复用电子邮件发给所有人。

在Buzzfeed创办初期，Peretti也开始测试新闻内容的“病毒传播性”。网站上充斥着诸如同性恋企鹅和YouTube色情视频破解等奇闻逸事。

在2009年时，Facebook增加了著名的“Like（喜欢）”键。Peretti也随即开始研究起了Buzzfeed上内容的“受喜欢性”。他发现，以列表形式写成的文章（记得刚才截图里的小红圈不），以及宣扬对某类人仇恨的文章是最为读者所喜欢的。

刚才截的Buzzfeed首页。Buzzfeed的文章几乎全是列表式的，而且都很标题党

2012年，Buzzfeed在“Like”之外又加了三个按钮“LOL（大笑）”“OMG（惊讶）”和“WTF（我靠）”。从这三个按钮就能猜到，Buzzfeed的主要工作是把已经在其它媒体上发表过的报道重新整合，突出其中的名人因素，强调情绪化刺激。

2013年，Buzzfeed的网站流量超过了《纽约时报》网站。它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广告软文（native advertising）。软文并不少见，但传统媒体通常会显著标示出它们的身份，而Buzzfeed的排版让你很难分辨这究竟是新闻，还是软文。

不过，Buzzfeed也由此而财大气粗。在2011年，Buzzfeed旗下分化了专门报道新闻的网站Buzzfeed News。Buzzfeed有能力为Buzzfeed News的编辑和记者发薪水，让Buzzfeed News出品了不少质量颇高的新闻报道。

当然了，Buzzfeed News和传统新闻媒体还是有很大区别。在这里工作的都是年轻人，主编也只有35岁。主编说自己的记者“对传统新闻报道的规则毫无兴趣，甚至根本不知道有破坏什么规则”，只要每天拿到独家新闻就行。

Buzzfeed News的首页，确实和传统媒体的网站首页很接近

当Buzzfeed在测试内容的“受喜欢性”时，一家对传统新闻媒体影响深远的网站流量分析公司Chartbeat成立了。Chartbeat为媒体提供实时网站流量报告，让编辑们能随时随地看到读者正在读哪些文章，又跳过了哪些文章。Chartbeat报告成为了新闻媒体的标尺：比如《华盛顿邮报》就开始根据Chartbeat数据来筛选它的记者。

正当新闻媒体用数据筛选记者和编辑时，Facebook开始用数据筛选新闻。扎克伯格说，他的目标是为每一个人提供最完美的个性化新闻。Facebook的影响力如此之大，每次当它推送新消息的算法做了些微调整，便会带来文章读者数据的改变，接着就是各大新闻媒体随之改进编辑手法的暗潮汹涌。

特朗普也为新闻业的网站流量之争添了一把柴。有人说，自2016年大选起，美国新闻业就进入了由特朗普创造的黄金时代。新闻机构发现，报道的特朗普新闻越多，它们的Chartbeat数据就越好看。

编辑们再不用每天清早来到办公室，在全球各地汇集而来的新闻中，挑选哪些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他们只需要跟随特朗普的推特就行了。

Chartbeat的数据分析报告范例

2014年的时候，《纽约时报》出品了一份创新报告。在报告中，它承认在接近读者方面做得不够好。不久后，《纽约时报》网站上就出现了更多用列表形式写就的文章。

当然，《纽约时报》还是那个记者遍布全球的《纽约时报》。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正如Buzzfeed News正努力向《纽约时报》靠拢一样，《纽约时报》也开始有几分走近Buzzfeed。没办法，因为流量数据摆在那儿，读者们就喜欢看简单易读的列表、高级隐晦的色情，以及对其它群体的仇恨。

《纽约时报》的网站首页。我觉得还好啦，没有作者写那么夸张，还是很严肃高雅的样子嘛。

现在，所有的编辑决定权都交给了Facebook，Chartbeat或者其它类似的数据分析公司，真正的新闻编辑们被统计数据的算法捆绑住了双手。今天你在媒体上看到的许多新闻，以前是没可能发表的。但在Facebook， Chartbeat和特朗普的共同影响下，新闻机构或者违反，或者改变了他们的编辑原则。

好的新闻报道非常昂贵，但读者并不想为之付钱。所以，依赖广告生存的新闻媒体，就算明知大数据分析是一剂副作用很大的猛药，还是不得不继续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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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篇文章，我想起以前工作时的一件事。那还是《来自星星的你》特别火的时候。领导特别请了《星你》在中国的一位宣传负责人，给我们讲他们的运作。这位负责人说，每一集播出后，他们都会针对主打观众（女性群体）做调查分析，了解她们最喜欢什么、还想看什么，然后在下一集里呈现。

当时我们天天为节目收视率所苦，听到这儿，觉得人家真是太牛掰了。用大数据分析来确定目标观众的口味，这样做出来的节目还怕收视率不高吗？好，一定要学习！

查了一下这部剧也是4、5年前的啦。当时炸鸡啤酒什么的太火了，但不知为啥我看了两集就没看下去，不过全智贤确实很美！

可是学起来并不容易。虽然我们没有做调查，但收视率的起伏波动也算是提供了基本的观众数据。越狗血的、越八卦的，收视率曲线就越高。要是节目里有人吵架，那一定是收视高点。

但总不能整集节目都吵架吧？过不了审不说，实际上根本没那么多架可吵。我们做的是真人秀节目，经常需要靠剪辑手法，才能呈现出谁和谁看起来不对付的样子。

就算没有审查限制，可以放手做一档整集都吵架的狗血节目。比如美国就有这样的，专门调节家庭情感纠纷，现场揭秘儿子不是爸爸亲生的之类。这种节目收视率是高，可是吧，做这种节目真的有点拉低自己的档次和智商。

迎合大数据的节目是受欢迎，但恐怕只能拍出无脑连续剧和傻瓜综艺，观众看了哈哈一乐就完了。当然，让观众快乐很重要，但我始终觉得，好的电视节目，应该可以引领观众去发现新鲜的美，而不是让他们只能沉溺在无聊无味的哈哈中。

现在好多电视节目或者电视剧，一味追求网络流量，宣传语里都是“IP”、“爆款”、“小鲜肉”，播放量动辄好几亿。我是不大看得懂，只觉得现在国内的电视剧越来越难看。不过制作方肯定能赚得盆盈钵满就是了。

当然了，吐槽归吐槽，综艺节目电视剧什么的说到底还是娱乐化工业产物，分析观众数据迎合一下也无可厚非。要求娱乐节目个个都有审美高度，我那些还在第一线奋斗的同事们估计顶上头发要更稀少了。

但具有公共属性的新闻不应该这样。

作为曾经的新闻系学生，我学到的新闻还是记者调查真相、发掘事实、启蒙公众、设置议程那一套。始终觉得，一名好的记者，一家好的媒体，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可以主动给读者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而不是看着反馈数据，读者喜欢什么就写什么。

但还是那句话，吐槽归吐槽，新闻媒体要生存，尤其是在今天新闻行业已经不景气的情况下，不看数据，不追随大众，它们还能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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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

Jan.21 2019 要不要结婚，生不生小孩？让哲学家教你做决定吧

Choose Wisely by Joshua Rothman

年关在即。

每年必然面对的两大年关拷问也来了：没结婚的，“什么时候结婚？”；结了婚的，“该要小孩了吧？”

结婚生子，在老一代人看来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顺理成章的行为。但对年轻人来说，要不要结婚，生不生小孩，可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很多人犹豫不决了好久，还是拿不定主意。

其实，不光普通人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哲学家也一样在思考。当然，哲学家要比普通人层次更高一点。他们想的是，怎样才能判断我们做的决定是否明智？

几个世纪以来，大部分哲学家都同意，判断一个决定是否明智的标准，是看它是否能使我们最看重的东西价值最大化。做决定之前，我们首先问自己最看重什么，然后选择能够价值最大化那个“什么”的决定。

不过，最近几十年来，有些哲学家开始对这个答案不满意了。他们说，假如我们不清楚自己到底最看重什么，或者我们看重的东西在未来会有所改变，那么以当下的价值最大化来做决定不一定明智。

以色列哲学家Edna Ullmann-Margalit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个人一直犹豫要不要小孩，因为她不希望有了孩子后，自己变成那种“boring parents”（比如说天天在朋友圈里秀自家小孩的你…的朋友）。最后，她还是决定生孩子。随着时间推移，她真的成为了典型的“boring parents”，可她觉得很快乐。

当这个人决定生孩子的时候，她当时所看重的东西并没有得到价值最大化。但后来的经历表示，这个决定并不是不明智的。Edna说，与其说这个人是“决定（decided）”要孩子，不如说她“选择（opted）”要孩子。选择，意味着我们不自觉地做出了改变价值观的决定。

不过，“假如当初生/没生小孩”、“假如当初选了另一份工作”的想法会一直絮绕在心头。没有走上的另外一条道路可能会成为心中的一杆标尺，用来衡量现实生活中的价值、成就和意义。

耶鲁大学哲学家L.A.Paul也讨论了要不要孩子这个问题。她认为，你可能帮亲戚带过孩子，可能是幼儿园老师，但这些经历没法替代你自己有了小孩的感觉。在决定生孩子前，你可能会害怕无忧无虑的二人世界被换尿布所取代。但有了孩子后，或许你会喜欢上换尿布的生活。

关键点在于，你无法预言做出决定后，生活到底会有怎样的变化，你的价值观又会不会随之而变。所以，为什么要让你今天的价值观来决定明天的价值观呢？Paul建议，应该偶尔尝试创造和发现新的自己。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探索你随着岁月流转，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芝加哥大学哲学家Agnes Callard则说，价值观的转变不是一瞬间的事。她提出了“aspiration（志愿）”这个概念。我们做出选择，是因为我们“aspire（立志）”改变自我。我们希望能成为拥有某种价值观的人，并为此而持续努力。

对Edna讲的故事里那个犹豫要不要小孩的人，Callard评价说，在她决定生小孩的那一刻，她就已经主动开始尝试欣赏为人父母所看重的价值观了。她“aspire”成为那样的人，因此在接下来的生活中慢慢改变自己。“aspiration”，就是用未来还不存在的你的价值观来衡量现在的你。你所做的决定，是为未来的你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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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哲学家的研究，是否对你要不要结婚，生不生小孩的决定有所启发呢？我估计更大可能是你跟我一样，更不知所措了吧？还好，畅销书作者Steven Johnson在他的新书《Farsighted：How We Make the Decisions That Matter the Most》里，教了我们一些应该怎么做决定的方法。

人一生要做无数决定。大到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小到中午去哪儿吃饭，看哪部电视剧。奇怪的是，我们面对重大决定时，可能比平时的小决定还要轻率。为买到最合适的笔记本电脑，你得在网上搜索、研究、对比好几个星期；但喝了几瓶酒之后，你就可能冲动地决定和女友分手/结婚。

当面临重大抉定又游移不定时，通常的建议是，把不同选择的后果列个表，一一进行对比。对做选择通常靠直觉，或者说“gut feeling”的我来说，这已经是非常理智的决策方法了。

没想到Johnson居然批评说，这种列表选择法太草率、太依靠直觉。John认为，即使是普通人，也应该借助决策科学的研究成果，参考政府和大公司的决策过程，来做决定。

有哪些方法呢？其中之一是“Design Charette”，这个词来自产品设计领域，意思是反复的研讨会。这个方法要先将一个大问题拆分成几个小问题，每个小问题由一个小组负责讨论。小组公布讨论结果后，从所有人那里收集反馈意见，重新组队和讨论，一直到最后汇总出结论。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尽量多收集到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和意见。

（那么，假如你做要不要小孩的决定，就得尽可能多地召集亲朋好友，把他们分成小组，再进行讨论和大辩论。这个画面…我不太敢想…）

另一个方法是“Scenario Planning”，这是一个来自于军事的概念。军队将领们常常会在沙盘或地图上进行战争游戏，设想各种可能的行动，随之而来的反应，以及针对该反应的下一步应对措施。他们可以由此画出“决定树”或“决定地图”，全盘考虑不同决定可能造成的影响。

（相对上一个方法，这个大概可行性大一些，前提是你既要有想象力，还要善于逻辑思考。反正我应该是想不到第三步就会觉得“好烦！算了！随便！”，或者美滋滋地做起白日梦来吧。）

当然，Johnson也说了，这两个方法对个人来说没那么实际。但它们的精神是可以借鉴的，那就是尽量吸收多元化的意见，挑战个人固有观念，掌握和研讨更多变量因素。

可是，我觉得，就算真做到如上所述，你真就能确定自己的决定是明智的吗？最好的办法，还是像哲学家们建议的那样，做了什么选择，就去探索和欣赏这项选择带来的一切。

我始终觉得，没有不明智的决定，只有不明智的人。会生活的人，无论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都能过得开开心心。不会生活的人，不管走哪条路，都是悔不当初。就算你发现自己变成了当初不喜欢的人，如果你现在感觉挺好，那也就挺好的不是吗？

Jan. 21 2019 何韵诗：人的根随时间流逝而新生

Island Song by Jiayang Fan

2017年春天，在她的多伦多演唱会开始前，香港歌手何韵诗在铺着红布的供桌前拈香祈祷。演出前为神灵上供是香港娱乐圈的传统。表演者希望借此得到上天佑护，让地方神灵谅解表演造成的喧扰。

何韵诗说，她并不信神，但精神元素在她的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仪式并不等于信仰”，她说，像这样的上供仪式是“致敬过去，出于尊重，而不是畏惧。”

从2016年开始，何韵诗就以烧鼠尾草的方式来净化身边的能量。（sage，我开始以为是烧艾草，因为国内比较常见。不过查了一下，国外好像确实流行烧晒干的鼠尾草，和艾草不一样。）不管她走到哪儿，身上都带着鼠尾草辛辣的芳香。

内在的精神力量让何韵诗显得格外有个性。她是香港第一个公开出柜的女歌手，也是最为积极发表政治意见的艺人之一。当然她也是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人物，见证了粤语流行乐的兴盛与衰落。

从上世纪7、80年代开始，随着香港电视传媒的发展，粤语流行乐开始崭露头角。当时的中国大陆还处于封闭状态，香港担起了华人文化输出的重任。就像香港这个充满活力的小岛一样，香港乐坛在不断吸收外来元素中发展新生。很快，粤语歌曲的影响力超越了香港，扩展到大陆、韩国、日本和东南亚。

90年代，是粤语流行乐的黄金年代。在1996年，何韵诗参加了香港TVB举办的新秀歌唱大赛，最终获得冠军。不过，那时的香港乐坛已经越来越趋于保守，何韵诗单从外貌来看，就不符合当时的主流审美。因此，虽然获了奖，她也只能主持电视节目、在连续剧中演些小角色。

最后，TVB终于让她唱歌了，但给她的竟然是一首儿童歌曲。出离愤怒的何韵诗把这首歌唱成了摇滚风格。没想到，1997年发行的这首歌意外地成为了热门金曲（没搜到歌的名字，维基百科上写她最早的歌是1998年和梅艳芳一起唱的）。

受到鼓励的何韵诗将自己的录音demo寄给了梅艳芳。梅艳芳被她的才华惊艳，决定收她为徒。为梅艳芳写歌，与她同台表演，让何韵诗渐渐也有了名气。当然，梅艳芳教给何韵诗的不仅是音乐，还有表达政治意见的无畏无惧。

2003年，梅艳芳因癌症去世，何韵诗踏着师父的脚步继续前进。她连续赢取音乐大奖，发布的歌曲占据排行榜首。她用一首又一首的歌曲，探索着粤语流行乐的潜力。

2008年，为了能更自由地尝试有商业风险但具社会意义的项目，何韵诗自己组建了工作室。那一年她发布了专辑《Ten Days in The Mad House》，希望唤起人们对精神疾病的重视。而她的第一张国语专辑中，则专门为一位政治人物献上了《西伯利亚开满蜡梅花》。

不过，发表政治意见，也让何韵诗近年来损失了中国大陆市场，甚至找不到大公司赞助演唱会。她自嘲说，自己越来越有创造性。没有大公司赞助？那就找小公司。她最后找到了300家香港本土小公司共同赞助，50000张票在一个小时内售罄，一样漂漂亮亮开了演唱会。

也是在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娱乐业超越了香港，大陆人找到了自己歌坛的天王与天后，香港乐坛和粤语歌曲的黄金时代落幕了。一个数字就可以说明一切：1998年，香港唱片工业年收入有16亿港币，而在2017年，这个数字降到了2亿港币。

和唱片业一样，香港本身也不复以往的辉煌。面对来自大陆的游客，香港人的感受错综复杂。人们常把香港回归大陆比作离家多年的孩子回了家。但在现实中，一位离家多年，和家人在不同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回家后的生疏感或许多于看到亲人的喜悦。对香港来说同样如此

很多人认为，同是中国人，就有着同样的根。何韵诗则在她40岁那年写的回忆录《Seeking》里，探讨了“家”与“根”的不同。她说，“根”其实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根深蒂固：“就像适应性强的植物，人的根也随时间流逝而新生”。

何韵诗的“根”在哪儿呢？她1977年出生于香港，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祖父母则在1949年后由大陆搬迁来香港。在那段时间，有不少大陆人来到香港。到60年代早期，全香港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是真正在这里出生的。

9岁那年，父母第一次带何韵诗回大陆度假，让孩子们了解他们的“根”。但对小小的何韵诗来说，这次旅行给她留下最深的印象，却是街边一个光着上身卖包子的小贩。过往的车辆让包子上铺上了一层灰，但卖包子的人和买包子的人似乎完全无所谓。“灰尘吃起来是什么味道的？为什么人们不介意吃铺满灰尘的包子？”是何韵诗反复思考的疑问。

对何韵诗来说，相比大陆，加拿大蒙特利尔更像她的根。11岁时，她和父母一起移居到这里，住在郊区的一座房子里。对她来说，这座房子就是家的象征。虽然父母最终卖掉了那栋房子，但她发誓，一旦这栋房子重返房产市场，就一定要买下它。直到现在，每次来到蒙特利尔，她都要回这栋房子看一看。

在去年的蒙特利尔演唱会上，何韵诗最后为这座教会她“怎样做一个人”的城市唱了《蒙特利尔》这首歌。唱完后，她说：“我的价值观，我的独立思想，我的原则，我的叛逆倾向，它们的根都在这儿。”

Jan.14 2019 一位热爱艺术的贼，创造了巴黎世纪大窃案

A Night at The Museum by Jake Halpern

拉雪兹神父公墓是巴黎最大的公墓，肖邦、普鲁斯特和王尔德在这里静静沉睡。在Vjeran Tomic成为整个巴黎的谈资前，他就每天在这里练习日后让巴黎人震惊的爬墙技巧。Tomic说，高大沉静的墓碑似乎在发出无声的召唤，让他忍不住想爬到墓碑顶端上去。

Tomic1968年出生于巴黎，他的父母是来自波斯尼亚的移民。由于母亲病重，父亲便将1岁的Tomic送到波斯尼亚的祖母家。11岁时，Tomic才回到父母身边。那时他几乎认不出自己的父母，也不会说一句法语。

因此，Tomic和家人的关系十分紧张，但他在学校的表现还行，尤其喜欢绘画。无聊时，他便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闲逛。

16岁的一天，Tomic逛到了橘园美术馆。他被美术馆中陈列的几幅雷诺阿儿童画所吸引。在Tomic眼中，雷诺阿笔下的世界是有别于现实的平行空间，像魔法一般点亮了灰暗的巴黎。艺术，深深感动了Tomic。

回家后，Tomic向父母宣称自己以后要做画家。这个念头自然被嗤之以鼻，他开始产生了逃家的念头。渐渐地，Tomic连学校也不大去了，和朋友们终日游荡，拉雪兹公墓附近一处废弃的仓库成为了他们的大本营。

为了维持生活，这帮男孩从附近的一家工厂偷来玻璃制品，再拿到跳蚤市场上贩卖。他们还尝试着攀上高耸的公墓围墙，以此作为跳板，爬进附近的公寓里。

Tomic的攀爬和盗窃技巧日渐成熟，他开始“光顾”起了更富裕的社区。他通常独自行动，翻越高墙、跨过屋顶、撬开门锁。Tomic经常会“访问”同一间公寓好多次，不拿任何东西，只为找寻最有价值的物品。他最爱的是体积小又容易出手的珠宝。

设计师菲利普·斯塔克（2016年受邀设计了小米MIX手机）的家就曾是Tomic的下手对象。Tomic只从斯塔克家偷了一样东西——他女儿从母亲那里继承的一件珠宝。斯塔克说，自己完全不了解Tomic，不过感觉这个悄悄来又悄悄去的神秘人物是一个像亚森·罗宾（Arsene Lupin，法国作家莫理斯·卢布朗书中风流倜傥劫富济贫的侠盗）那样的绅士盗贼。

当然，Tomic可不是小说里那等理想人物。他身上背了很多犯罪指控：贩毒、盗窃、抢劫、发死亡威胁、非法拥有武器，等等。他的一位朋友形容Tomic给人的感觉是“粗暴又有点神秘”。

但Tomic也不是人们通常印象中的窃贼。他喜爱美术、古典音乐、大自然、动物、奶酪和葡萄酒。G-star裤子、纽百伦跑鞋、羊绒滑雪帽和鳄鱼牌内衣是他的标配衣装。Tomic继续保持着在巴黎城中漫步的习惯，朋友们说他像诗人亚瑟·兰波（Arthur Rimbaud，19世纪法国天才诗人）。

Tomic最爱的是高雅艺术。他欣赏马蒂斯“喜悦跳动的色彩”、克利姆特的“肉感”和雷诺阿在“儿童画中呈现的甜蜜”。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从一家博物馆里偷了五幅画。Tomic觉得，这一定是一种预兆。

2010年5月，Tomic在塞纳河边散步，走到了一座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旁。透过窗户向室内望去，他发现墙上挂着一副立体主义绘画。吸引Tomic的倒不是那副画，而是那扇窗户。他发现，自己曾经拆卸过和这一模一样的窗户。之后，他了解到这座建筑就是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

几天后，Tomic前往博物馆参观。他注意到，虽然博物馆墙上安装的移动探测器应该在有人经过时，从闪绿光转变为闪红光，但好些探测器似乎已经不管用了，一直闪的都是绿光。于是，Tomic开始正式计划把他偷画的梦变为现实。

艺术作品虽然价值连城，但并不受小偷青睐。因为有名的画太烫手，哪怕是按照估价十分之一的价格出售，也很少有人敢接手。

不过，Tomic倒是有一位生意伙伴，Jean Michel Corvez。Corvez是一位法国商人，他拥有好几处产业，包括一间画廊。从2004年两人相识开始，Tomic通过他转手卖出了价值9万欧元的物品。

参观完博物馆后，Tomic来到Corvez的画廊，和他聊起了这件事。Corvez说，自己在帮人找一副莱热（Fernand Léger，法国立体派画家）的画，而博物馆正好收藏了一幅他的《烛台静物》。这幅画上次借给另一家博物馆展出时，保险是400万欧元，它的市价应该比保险价还要高。Corvez给Tomic报价4万欧元，让他帮忙搞到这幅画。

2010年5月14日，Tomic开始行动。连续六天，他在每天凌晨时分，来到美术馆一扇处于摄像头死角的窗户边，耐心旋下窗框上的每个螺丝，在本来放螺丝的孔洞里填上和窗框颜色一样的塑模粘土。

5月20日，一切工作就绪。Tomic用两个真空吸盘轻轻取下窗户，进入博物馆内。确认没有引起任何警报后，他开始了行动。

Tomic首先取下莱热的画，完成了Corvez的委托。接着，他又拿了马蒂斯的《田园诗》、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意大利表现主义画家）的《拿扇子的女人》、毕加索的《豌豆与鸽子》以及布拉克的《艾斯塔克旁的橄榄树》。

本来，只拿莱热的那张画就够了，但Tomic完全无法控制自己。他说，看到喜欢的画，就好像遭受到情感上的重击，他非拿不可。

Tomic的一位朋友曾将他比作一位可以感知艺术作品的力量，与其交流的萨满巫师。Tomic同意这个说法。他说，当自己触摸一件古董物品时，能感觉到它在诉说一代代人的往事。

那一天，Tomic差点就要拿第六幅画，莫迪利亚尼的《蓝眼睛的女人》。但他说，当自己正要取下这幅画时，突然感觉到这幅画在对他说：“如果你拿了我，你将后悔终生”。一股巨大的恐惧袭来，他只带着到手的那五幅画离开了博物馆。

当天晚上，五幅名画从博物馆失踪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世界。这些画是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最重要的收藏，总价值估计超过7000万美元。这是自1990年波士顿伊莎贝拉博物馆失窃以来最大的盗窃案。

窃案发生6个月后，法国警方还没找出有用的线索，直到一位匿名举报人告诉了他们Tomic的名字。通过电话窃听以及跟踪，警察大致确定Tomic就是那个偷画贼。不过，他们迟迟没有作出逮捕的决定。

这五幅画并不好出手。有顾客花8万欧元买了莱热的画，但知道博物馆失窃的消息后，这位顾客将画退还给了Corvez，连自己的钱都没要回。倒是那副莫迪利亚尼的画找到了买主，33岁的钟表匠Yonathan Birn。

Birn把这幅莫迪利亚尼存在银行保险柜中。因为他的钟表店安保措施齐全，Corvez便和Birn达成协议，将另外四幅画藏在他店里的一个大衣橱后面。

到2011年春天，Tomic手头的钱已经花光。他闯入了一户高级住宅，偷走了户主收藏的手表和一副毕沙罗的画。他不知道的是，警方一直在跟踪他的行动。很快，Tomic就被逮捕了。

在审问中，Tomic不无骄傲地承认，自己是五幅名画失窃案的始作俑者。警方同时突击搜查了Corvez的画廊和Birn的钟表店，但没有找到那些画。

Birn说，其实在警方搜查时，那四幅画就藏在大衣橱后面，但没人注意到。在搜查结束后，他从保险库拿回了那副莫迪利亚尼。惊恐万分的他把所有五幅画都毁掉了，扔进了店外的垃圾桶里。Birn和Corvez很快也被逮捕。

不过，很多人都认为Birn没说实话，就连他的妻子也怀疑丈夫是否会把这些画扔进垃圾桶。Corvez也作证说，以Birn的智商，他不可能干这种蠢事。但是，Birn坚持这一点，警察也没能在任何地方找到这五幅画。

经过这场“世纪大窃案”，假如这些画再出现在市场上，一定会身价倍增。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本来并不出名，直到1911年被盗走又寻回后，才成为为世人瞩目的名画。Birn一定知道，当他出狱后，如果那些画还在的话，定会为带来不可估量的收益。

2017年1月，巴黎高等法院开始对这起盗窃案的审判。Tomic的故事传遍了整个巴黎，记者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蜘蛛人”。

对这位技艺高超、热爱艺术的窃贼，法国公众的感觉复杂又微妙。因为在法国文化里，人们向来对扰乱既有秩序者有着更多的宽容和同情。一位法国记者说，Tomic的这场盗窃案拥有侠盗罗宾故事里的所有元素：“一次超乎寻常的盗窃，近乎完美的组织，没有暴力，由一位艺术家一样的人进行”。

最终，Tomic被判刑八年、Corvez七年、Birn六年。和Corvez与Brin的慌乱相比，Tomic在离开法庭时镇定自若。在监狱里，他用写信和练习画插画打发时间。他设计了许多瓷器，有卵形的糖罐，以及高脚杯样式的茶杯，希望在出狱后将它们制作成实物。Tomic说，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雷诺阿，但他很感激自己终于有时间创作艺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