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9日星期三

Jul.27 2020 《抽彩》——夏天里,来读个让人发冷的恐怖故事

本期《纽约客》是“Archive Issue”,也就是把以前刊登过的好文章翻出来再登一遍。确实,一期杂志发行后就沉入档案,是挺可惜的。好的文字应该一读再读。
这一期我最喜欢的文章,是Shirley Jackson的小说“The Lottery(抽彩)”。Shirley Jackson是美国女作家,以写恐怖小说闻名。2018年Netflix出了一部鬼屋连续剧,“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中文名翻译成《鬼入侵》),就是根据Jackson的小说改编的。这部剧很好看,虽然剧情完全和原著脱钩,但把握住了原著的一点精髓,从心理上不动声色地逐渐加深恐怖。
“The lottery”是Jackson的成名之作,1948年发表在《纽约客》上。刚发表时收到了许多负面评论,有人取消订阅杂志,有人给作者和杂志社发质问信件。但现在,它被评为美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短篇小说之一。
你可以从“The Lottery”里读出许多寓意,单纯就把它当一篇恐怖小说看也很棒。Jackson在这里已经展现了她后来写“Hill House”的风格。她的恐怖是一种冷静的、不动声色的,在阳光照耀下肆意生长的恐怖。
我超爱看恐怖片和鬼故事,但不喜欢血腥暴力,或者用jump scare来吓人的招数。Jackson的恐怖是我心目中很高级的那种恐怖。​
这篇小说很短,我试着翻译出来,给没读过它的人看。​水平时间都有限,翻得很匆忙,如果出错请指正,大家可以点文末链接看英文原文。
抽彩
六月27日的早晨天清气爽,阳光灿烂,散发着盛夏日子里清新的热气;鲜花盛放,绿草如茵。10点钟左右,村里的人们开始在邮局和银行之间的广场上聚集起来;有些镇人太多,抽彩得花上两天时间,只好从六月26日开始,但这个村只有300来位村民,抽彩的全过程约莫只要两小时,所以能从早上10点钟开始,还有时间让村民们回家吃一顿晚一点儿的午饭。
最先集合起来的当然是孩子们。学校最近刚放暑假,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有些不习惯无拘无束的感觉;在分散开来疯玩打闹之前,他们总要安静地先聚一会儿,聊天的主题依然集中在教室和老师,书本和训诫上。波比·马丁已经往衣兜里塞满了石子,其他男孩也立刻学着他的样子,挑捡那些最光溜最圆滑的石头;波比和哈利·迥斯以及迪克·德拉库拉丝——村民们把这个姓氏念成“德拉库伊”——最后在广场一角堆起了一大堆石头,守着不让别的男孩来抢。女孩子们站在一边聊天,转过头看男孩子们,那些很小的孩子则在土里打滚,或者牵着哥哥姐姐的手。
不一会儿,男人们开始聚拢来了,他们看着自家的孩子,聊着作物和雨水,拖拉机和税收。他们站在一起,远离角落上的那堆石头,开着干巴巴的玩笑,微微笑着,而不是放声大笑。在男人们来了后不久,穿着褪色家常裙子和针织衫的女人们也到了。她们相互问好,一面交流一两句八卦,一面走向自己的丈夫。很快,女人们在她们的丈夫身旁站好,开始招呼自家孩子,必须要喊上四次或五次,孩子们才不太情愿地过来。波比·马丁避开了妈妈抓过来的手,大笑着跑回石头堆那儿。他的父亲严厉地喊了一声,波比立刻回来站到父亲和最大的哥哥中间。
抽彩——和广场舞、青少年俱乐部、万圣节活动一样——由萨默斯先生主持,他有时间和精力投身于这些公共活动。他长着一张圆脸,生性快活,做煤炭生意,人们为他感到遗憾,因为他没有孩子,老婆又是个泼妇。当他捧着那只黑木箱来到广场上时,村民中发出了一阵窃窃私语,他挥了挥手喊道:“今天晚了点,大伙们。”邮政局长格瑞威斯先生拿着一张三脚凳跟在他身后,把凳子放在广场中央,再由萨默斯先生把黑箱子放到凳子上。村民们保持距离,在自己和凳子间留了些空地,当萨默斯先生喊道:“有人来搭把手吗?”的时候,大伙儿犹豫了一阵,然后两个男人,马丁先生和他的大儿子巴克斯特走上前去,稳稳地把住凳子上的黑箱子,好让萨默斯先生翻动箱子里装的纸片。
真正的抽彩用具很早就失传了,甚至在全镇年纪最大的人沃纳老头出生前,用的就是这口安放在凳子上的黑箱子。萨默斯先生经常向村民谈起要做个新箱子,但没人愿意破坏这个黑箱子所能体现的那一点点传承。据说,现在这个箱子是用它之前的那个箱子的一些碎片做成的,而那个箱子是第一批人在这里定居建村的时候制作的。每一年抽彩过后,萨默斯先生都会再谈起新箱子的事,但每一年这话题都不了了之,没人采取任何行动。每一年,黑箱子都变得更加破烂;现在它已经不再是纯粹的黑色了,有一面开裂得很厉害,露出了木头原本的颜色,还有的地方褪了色,有的被弄脏了。
马丁先生和他的大儿子巴克斯特保持黑箱子稳稳地放在凳子上,直到萨默斯先生彻底用手翻搅好其中的纸片。因为好多仪式都被忘记或废弃了,萨默斯先生成功地用纸片代替沿用了好几代人的木片。木片,他辩称说,当村子还小的时候用起来是合适的,但现在已经有三百多口人了,而且很可能会继续增长,有必要换成能更容易地放进黑箱子里的材料。在抽彩日前夜,萨默斯先生和格瑞威斯先生制作了这些纸片,把它们放进箱子里,然后把箱子放到萨默斯先生煤炭公司的保险柜里锁住,直到第二天早上萨默斯先生准备好以后,再把它带到广场上。一年中的其它时候,这个箱子被放到一边,有时候在这儿,有时候在那儿;有一年它待在格瑞威斯先生的谷仓里,另一年则放在邮局地上,还有些时候它被安置在马丁杂货店的货架上,就一直留在那儿。
在萨默斯先生宣布抽彩开始前,还有好多事要做。需要先整理好名单——每个家族的族长是谁,每个家庭的户主是谁,每个家庭的成员有哪些。萨默斯先生还要在邮政局长面前正式宣誓成为抽彩官。有些人记得,在过去,抽彩官宣誓时需要复述某种誓词,一种机械的、没有调子的吟唱,年复一年被单调地念出来;有些人相信,抽彩官说或唱这些誓词的时候,应该就这么站着,另一些人相信,他应该在人群间走动。不过,很多年之前,仪式的这一部分就允许被跳过去了。在过去,还有一项仪式性的问候,抽彩官需要用那种方式问候每个来抽彩的人,但这也随着时间改变了。现在,只有抽彩官自己觉得应该向每个上前来的人说点什么。萨默斯先生对这一切都很在行;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蓝色牛仔裤,一只手随意地放在黑箱子上。当他没完没了地跟格瑞威斯先生和马丁父子聊天的时候,看起来很是庄重体面。
就在萨默斯先生终于停止讲话,转向聚集在一起的村民们的时候,哈金森太太急急忙忙沿着小路跑进广场,针织衫都从肩膀上飘了起来。她悄悄站到人群后方。“完全忘了今天是啥日子”,她对站在身旁的德拉库拉丝太太说,她俩都悄声笑了起来。“还以为我家老头子在后面堆木柴呢”,哈金森太太继续说,“然后我一看窗外,孩子们都不见了,才记起来今天是27号,就跑着来了。”她在她的围裙上擦干手,德拉库拉丝太太说:“但你来得正好。他们还在那儿聊个没完呢。”
哈金森太太伸长脖子在人群中张望,发现她的丈夫和孩子们站在靠前的位置。她拍了拍德拉库拉丝太太的胳膊以示再见,便开始从人群中穿过去。人们好脾气地给她让了条道;有两三个人用正好让大家能听见的嗓音嚷嚷着:“这会儿你的哈金森太太来了”,还有“比尔,她总算来了”。哈金森太太走到丈夫身边,一直等着她的萨默斯先生快活地说道:“还以为我们只有不等你来就开始了呢,特茜。”哈金森太太咧嘴笑了:“总不能让我把洗到一半的碗留在水槽里吧,是不是,乔?”人们一边轻笑着,一边站回自己刚才给哈金森太太让的位置。
“好了,好了,”萨默斯先生严肃地说,“看来我们最好开始了,赶紧完事,好回去工作。还有人没到吗?”
“顿巴,”有几个人嚷着,“顿巴,顿巴。”
萨默斯先生看了看他的名单。“克莱德·顿巴,”他说,“是的。他摔坏了腿,不是吗?谁替他抽?”
“估计是我。”一个女人回答。萨默斯先生转身看着她。“妻子帮她的丈夫抽,”萨默斯先生说,“你没有一个成年的儿子替你做这事吗,简妮?”虽然萨默斯先生和其它村民都清楚地知道答案,但这是抽彩官例行需要正式询问的问题。当顿巴太太回答的时候,萨默斯先生带着一种礼貌性的关注表情等她说完。
“贺拉斯还不满16岁,”顿巴太太遗憾地说,“估计今年我需要代表我家那口子了。”
“好的,”萨默斯先生说。他在拿着的名单上做了个记号。接着他说:“瓦特森家的男孩今年抽吗?”
一个高个子男孩在人群中举起了手。“在这儿,”他说,“我今年帮我妈妈和我自己抽。”当人群中有几个声音说“好孩子,杰克”以及“很高兴看到你妈妈有个男人来做这事儿”了的时候,他焦虑地眨了眨眼,低下了头。
“好了,”萨默斯先生说,“看来大家都到了。沃纳老头来了吗?”
“这儿,”一个声音回应,萨默斯先生点了点头。
萨默斯先生清了清嗓子,看着名单,一阵寂静突然笼罩了人群。“都好了吗?”他大声问道,“现在,我要念名字了——先是家族族长——然后男人们上来从箱子里抽一张纸片。把纸片拿在手里,不要打开也不要看,等每个人都抽完。清楚了吗?”
人们已经抽了那么多次,他们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指示;大部分人都很安静,舔着嘴唇,不东看西看。然后萨默斯先生高举起一只手,叫道:“阿当斯。”

【Adams,因为原文叫名字的顺序是按英文首字母排序,所以我也尽量选择和原本首字母相应的字。Jackson给小说人物取的名字多有意义,我在最后写了一些注释。】

一个男人从人群中走上前来。“嗨,斯蒂夫,”萨默斯先生招呼道,阿当斯先生回应,“嗨,乔。”他们带着几分焦虑,彼此干巴巴地向对方笑了一下。然后阿当斯先生走到黑箱子前,抽出了一张折叠着的纸片。他紧紧捏住纸片的一个角,转身匆匆回到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和他的家人站开一点距离,也不低头去看他的手。
“艾伦,”萨默斯先生叫道。“安德森……本森。”
“每次抽彩之间好像都没过多久似的,”后排的德拉库拉丝太太对格瑞威斯太太说,“感觉我们上个星期才抽过呢。”
“时间确实溜得很快,”格瑞威斯太太说。
“查拉克……德拉库拉丝。”
“轮到我家老头子了,”德拉库拉丝太太说。当她的丈夫走上前去时,她屏住了呼吸。
“顿巴,”萨默斯先生念道,顿巴太太稳步走到箱子前。一个女人叫着:“上呀,简妮”,另一个说:“看,她去了。”
“下面该我们了,”格瑞威斯太太说。她看着格瑞威斯先生走到箱子边上,郑重地向萨默斯先生问好,然后从箱子里挑选出一张纸片。这会儿,人群里有好些男人都拿着小小的折叠纸片,粗大的手不安地把纸片翻来翻去。顿巴太太和她的两个儿子站在一起,顿巴太太拿着那张纸片。
“哈博尔特……哈金森。”

“去吧,比尔,”哈金森太太说,站在她旁边的人们笑了。
“迥斯。”
“他们确实这么说,”阿当斯先生对站在他旁边的沃纳老头说,“在北边的村子里他们正讨论要取消抽彩。”
沃纳老头哼了一声。“一群疯狂的傻子,”他说,“听那些年轻人的,对他们来说什么都不够好。接下来怎么着,他们想要回到过去住在洞穴里,人人都不工作,就那样活一阵子。老话说过,‘六月里抽彩,玉米大丰收’。首先你瞧着吧,那样我们都得吃野草橡果炖的大杂烩了。抽彩从来就有,”他暴躁地加上一句,“看年轻的乔·萨默斯在那儿跟每个人开玩笑就够糟糕的了。”
“有些地方已经停止抽彩了,”阿当斯太太说。
“那样只会带来麻烦,”沃纳老头固执地说,“一群小傻蛋。”
“马丁。”波比·马丁看着他的父亲上前。“欧维戴克……佩斯。”
“我希望他们能快一点,”顿巴太太对她的大儿子说,“我希望他们能快一点。”
“他们快好了。”她儿子回答。
“你得准备好跑回去告诉爸爸。”顿巴太太说。
萨默斯先生叫到了自己的名字,他一步不差地走上前,从箱子里挑拣出一张纸片。接着他叫道:“沃纳。”
“我已经参加了77年的抽彩了,”沃纳老头一边穿过人群一边说,“77次。”
“瓦森。”那个高个子男孩笨拙地穿过人群。有人喊:“别紧张,杰克”,萨默斯先生则说:“慢慢来,孩子。”
“扎尼尼。”
此后,是一段长久的沉默,透不过气来的沉默,直到萨默斯先生举起他手中的纸片,说:“好了,大家伙们。”最开始的一分钟没人动弹,接着所有的纸片都被打开了。一时间,全体女人同时开了口,问着“是谁?”,“谁抽到了?”,“是顿巴吗?”,“是瓦森吗?”,然后这些声音开始说:“是哈金森。是比尔。”,“比尔·哈金森抽到了。”
“去告诉你爸爸,”顿巴太太对她的大儿子说。
人们开始四处张望寻找哈金森一家。比尔·哈金森安静地站着,盯着手中的纸片。突然,特茜·哈金森对萨默斯先生嚷道:“你没给足时间让他抽他想要的纸片。我看到了。这不公平!”
“要服输,特茜,”德拉库拉丝太太喊道,格瑞威斯太太则说,“我们有的机会都一样。”
“闭嘴,特茜。”比尔·哈金森说。
“好了,大家,”萨默斯先生说,“刚才挺快的,现在我们还要再抓紧一些,好按时结束。”他看着另一份名单。“比尔,”他说,“你代表哈金森家族抽。哈金森家族里还有其他家庭吗?”
“还有多恩和艾娃,”哈金森太太吼着,“让她们也来试试她们的机会!”
“女儿们跟着丈夫的家族一起抽,特茜,”萨默斯先生严肃地说。“你和大家同样都清楚这一点。”
“这不公平。”特茜说。
“我不觉得,乔,”比尔·哈金森懊恼地说,“我女儿跟着她丈夫的家族抽,那很公平。我除了孩子们就没其它家人了。”
“那么,代表家族来抽的人,该是你,”萨默斯先生解释道,“而代表家庭来抽的人,还是你,对吗?”
“对,”比尔·哈金森说。
“你有多少个孩子,比尔?”萨默斯先生发出正式询问。
“三个,”比尔·哈金森说。“有小比尔,南希,还有小戴维。然后就是特茜和我。”
“那行,”萨默斯先生说,“哈利,你把他们的彩票拿回来了吗?”
格瑞威斯先生点点头,举起那些纸片。“把它们放回箱子,”萨默斯先生指示道,“把比尔的纸片拿来放在里面。”
“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来一次,”哈金森太太尽量平静地说,“我跟你说了这不公平。你没给他足够时间挑选。每——个——人——都——看到了。”
格瑞威斯先生已经挑好了五张纸片,把它们放进箱子里,然后将其它所有纸片扔到地上。一阵微风卷起这些纸片,把它们吹散了。
“听我说,大家,”哈金森太太对她周围的人说着。
“准备好了吗,比尔?”萨默斯先生问,比尔·哈金森迅速地瞄了一眼他的太太和孩子,点了点头。
“记住,”萨默斯先生说,“抽了纸片不要打开,等每个人都抽好。哈利,你来帮小戴维抽。”格瑞威斯先生牵起那小男孩的手,他顺从地跟随他来到箱子前。“从箱子里拿张纸片,戴维。”萨默斯先生说。戴维把手放进箱子里,笑了。“只拿一张,”萨默斯先生说,“哈利,你帮他拿着。”格瑞威斯先生拉起孩子的手,从他握紧的拳头里抽出那张折叠纸片,拿好。小戴维站在他身边,好奇地望着他。
“下一个是南希,”萨默斯先生说。南希12岁,她走上前,甩了甩裙子,从箱子里灵巧地抽出一张纸片。她抽的时候,她学校好友们的呼吸都变得沉重了。“小比尔。”萨默斯先生说。小比尔有一张通红的脸和一双过大的脚,他抽纸片的时候差点把箱子撞倒了。“特茜,”萨默斯先生说。她犹豫了一下,向四周挑衅似地看了一眼,抿紧嘴唇走到箱子前。她抓出一张纸片,然后背过手去。
“比尔,”萨默斯先生说。比尔·哈金森伸手进箱子里摸索着,最后终于抽出手来,攥着一张纸片。
人群很安静。一个女孩轻声说:“我希望不是南希。”这悄言细语连人群最边上的人都能听见。
“这和以前不一样了,”沃纳老头断言,“人们和以前不一样了。”
“好了,”萨默斯先生说。“打开纸片。哈利,你来帮小戴维打开。”
格瑞威斯先生打开了那张纸片,当他举起纸片,上面显示一片空白时,人群中发出了一阵叹息。南希和小比尔同时打开了纸片,两个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他们转向人群,高高地把他们的纸片举过头顶。
“特茜,”萨默斯先生说。四周停滞了一下,然后萨默斯先生看了看比尔·哈金森,比尔打开了他的纸片出示给大家。是空白的。
“是特茜。”萨默斯先生说,他的声音变小了。“给我们看她的纸片,比尔。”
比尔·哈金森走到他妻子身旁,从她手中抢过了那张纸片。上面画着一个黑点,那是萨默斯先生昨晚在他的煤炭公司办公室里用粗铅笔画的。比尔·哈金森举起纸片,人群中一阵躁动。
“好了,大家,”萨默斯先生说,“让我们赶紧完事。”
虽然村民们已经忘了仪式,也弄丢了最早的黑箱子,他们仍然记得要用石头。男孩们早前堆好的石头堆就在那儿;地上也到处都是石头,以及被风吹散的从箱子里抽出来的纸片。德拉库拉丝太太选了一块特别大的石头,她不得不用两只手把它抱起来。她转向顿巴太太:“来吧,”她说,“快点儿。”
顿巴太太两只手都抓满了小石子,她喘着气说:“我跑不动。你先去,我会跟上来的。”
孩子们已经拿好石头了,一个人给了小戴维·哈金森几颗鹅卵石。
特茜·哈金森这会儿站在一块空地中央,当村民们向她靠拢时,她绝望地伸出了双手。“这不公平,”她说。一块石头打中了她脑袋的一边。
沃纳老人念叨着:“上呀,上呀,大伙儿。”斯蒂夫·阿当斯在村民群的最前面,格瑞威斯太太在他旁边。
“这不公平,这不对,”哈金森太太尖叫着。然后他们一涌而上。
【Jackson在这篇小说里用的许多名字都有寓意。比如阿当斯(Adams),来自Adam,亚当,基督教文化里的第一个男人。萨默斯(Summers)是夏天,格瑞威斯(Graves)是坟墓,德拉库斯(Delacrois)是“of-the-cross”,十字架的。
哈金森(Hutchinson)这个姓氏来自安妮·哈金森(Anne Hutchinson),她生活在17世纪的马萨诸塞州,宣传与当时盛行的宗教观念不一样的理论,最后被驱逐出马萨诸塞州。1922年,马萨诸塞州在州政府大楼前竖起了她的雕像,纪念她倡导公民权利和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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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5日星期六

《大西洋月刊》:为什么有人能坚持自我,而有人甘愿堕落

Collaborators
by
Anne Applebaum

英语单词collaborator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指一起做事的人,比如工作上的合作对象,是一个中性词;第二重含义则带有贬损色彩,指那些甘愿与敌人或者违背自身价值观的对象合作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collaborator这个词常用来描述与纳粹占领者合作的欧洲人。Collaborator是与敌方沆瀣一气的合作者,他们背叛了国家,也背叛了自己的理想、道德和价值观。

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知道对方是敌人,知道对方的行为有违自己的理念,却心甘情愿地同流合污,成为名声不那么好听的“合作者”。

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小时候生活在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南部,对合作者有第一手观察资料。他发现,在当时的法国,有两种人最容易与纳粹德国占领者合作。

第一种人是过去的地主和贵族。在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这些人已经丧失了大部分曾有的特权,但依然认为自己天生就该是统治阶层。他们乐于和纳粹合作,希图找回旧日荣光。

另一种人和第一种人完全相反。他们一直在政治上失意,或在社会上失败。​正常情况下,他们根本没法取得成功。与纳粹合作,意外地让他们有了一个走上人生高峰的机会。

从霍夫曼描述的这两类人可以推论出,合作者甘愿合作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个人利益。
德国占领时期时期的法国,纳粹旗帜飘扬在巴黎上空。
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则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合作者。米沃什曾经做过波兰驻法国、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1951年选择逃离波兰。

波兰在那时受苏联影响,是一个极权国家。很多波兰知识分子不赞同政府的行为,但依然选择与其合作。米沃什评论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排除在大众圈子之外。而且下了合作的决心后,这些知识分子不再纠结,可以获得心灵的平静与麻木。

米沃什指出了让合作者甘愿合作的一些心理因素:他们害怕被排除在外,害怕与大众或权威背道而驰,也害怕被自己的良心折磨。​

米沃什的话印证了我的一个想法。我一直觉得,很多人不一定能从独立自主中得到快乐;服从命令,放弃责任,把一切推诿给他人,反而才是让很多人感到安心愉快的生活方式。
米诺什在198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纳粹德国已经垮台几十年,波兰的苏联模式早就结束,但并不意味这世上就没有了合作者。今天的美国政坛上,就能找到许多合作者的范本,比如说,那些乐意与特朗普政府合作的共和党官员们。

怎么说呢,举两位资深共和党参议员为例吧。这两位参议员分别是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

格雷厄姆和罗姆尼都是忠实的老共和党员,前者有20多年军队生涯,后者曾是管理咨询公司贝恩资本的总裁。他们都坚持美国传统价值观,抨击共和党内的极端派别和阴谋论思想。

两人都曾强烈反对特朗普,因为无论是政治理念还是个人修养,特朗普都与他们格格不入。在2016年大选前,格雷厄姆骂特朗普“混蛋”、“傻瓜”,罗姆尼则说特朗普是“骗子”和“欺诈者”。

但是,一旦特朗普真的当上了总统,格雷厄姆和罗姆尼就开始了各自截然不同的表演。

格雷厄姆多年军旅出身,罗姆尼则是商人,按理说前者应该更顽固老派,后者更变通灵活,但事实正好相反。格雷厄姆转而支持特朗普,为总统的一举一动找借口;而罗姆尼是唯一一个在今年2月投票赞成弹劾特朗普的共和党参议员。
左边是和特朗普站在一起的格雷厄姆,右边是投弹劾赞成票的罗姆尼。
格雷厄姆背叛了他过去的理念,选择与特朗普政府合作。共和党高级官员中,像他一样的人是多数,像罗姆尼一样的是少数。为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不会为自己前后言行的矛盾不一​而感到害羞吗?​

《大西洋周刊》记者Anne Applebaum根据她这几年与许多共和党官员打交道的经验,把他们的心态总结为七类:

1-只要自己关心的事项能够实现就好。这些人看不惯特朗普的行为,对他领导下的美国的诸多政策颇有微词。但是,只要自己关心的政策、法律、规范能够推行,他们便对其它事项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2-避免总统给国家造成更大损失。2018年,有一位匿名共和党官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只有留在特朗普政府里工作,才能有技巧地限制总统的疯狂行为。很多曾在特朗普政府工作过的人都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只不过,他们中没有人真有能力限制总统的行为,最后只能辞职了事。

3-寻求个人利益。几乎没人会承认,但很明显,大部分绕着特朗普转的人,和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合作者一样,都是为了寻求个人利益。

4-不愿离开权力圈子。这些人已经在权位上坐了太久,深深相信只有被权力层的小圈子接纳,才能保持他们的较高地位。他们害怕被排挤,害怕失去权力,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5-愤世嫉俗,对什么都无所谓。许多人道德观念淡漠,也没有强烈的个人价值观。他们觉得一切无所谓好坏,这个总统坏,其它的也不会更好,就得过且过的跟着混下去。

6-我这边不好,你那边更坏。这些共和党官员虽然不满整个共和党的风向,但是更不愿意看到民主党占上风。只要能打压民主党,他们觉得什么都可以牺牲。

7-害怕发声。恐惧,是任何占领者或独裁者最有效的武器。虽然不会因为说了几句反对总统的话就被抓进监狱,但很多人还是害怕。他们怕被特朗普在推特上回怼,怕被支持者和捐款人抛弃,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圈子。

看历史书的时候,我一直非常好奇,有的人,看他的教育水平和素日言论,应该并不缺乏理智和良知,却堂而皇之地选择与恶的一方合作​;他们夜里不会睡不好觉吗?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是自甘下流吗?

从历史书上的描述来看,他们还真不会。人的一大特点就是总能找到借口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就像那些共和党高官们,说起以前骂特朗普现在却坚定挺他的理由,都是一套套的。

我还突然想到,Applebaum描述的共和党官员的这七种心态,不仅仅可以套用在合作者身上。每个人在一生中,大概都有过类似的一种或几种心态,于是便在人生中妥协、退让。

总有人说,长大后活成了当初自己最讨厌的模样。也别鄙视那些历史上或社会上的合作者们,用这七类心态检讨一下自己,你可能就是一个合作者,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直在与人生的暗面合作着。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

2020年7月21日星期二

Jul.20 2020 或好或坏,瘟疫注定改变世界

Crossroads
by
Lawrence Wright

我不太喜欢“危机,表示危险一定伴随机遇”这种说法。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讲,还觉得有几分新意,后来就变成了陈词滥调,连小学生作文里也能找到一大把类似的论述。

关键是,借这个说法为由,一些人对应该怎么预防危险,化解危险,解决危险的后果避而不谈,光光大谈特谈它可能带来的机遇。危险的严重性被淡化了,甚至被美化成一件好事。就像洪水淹到胸口了,还鼓掌大喊“太好了,可以趁机学游泳!”一样,可笑又可怕。

危险总是与机遇相伴吗?不一定。但它一定会带来一些改变。改变的结果究竟好或坏,那些为应对危险而生的对策究竟是创造了机遇,还是毁掉了未来,只有时间才能检验。

当下每个人最能直观感受到的危险,无疑就是已经在全世界嚣张了半年多还不消停的Covid-19了。这场席卷全球的瘟疫肉眼可见地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但这仅仅是它给世界造成的最轻微的影响而已。

《纽约客》本周的这篇文章回顾了十四世纪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将Covid-19与它相提并论。黑死病促使中世纪结束,新的文艺复兴时代开始。Covid-19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吗?
Visual Capitalist制作的一张图,形象显示历史上历次瘟疫的死亡人数,最大的黑球球就是黑死病。
公元14世纪初,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对坐落在黑海边的港口城市卡法发起围攻。管理这座城市的是一群富有的热那亚商人。热那亚位于意大利北部,是当时与威尼斯齐名的城邦国家,以强大的海洋商业贸易网络闻名。

鞑靼人蛮勇善战,但很不幸,他们惊恐地发现,在攻打别人的同时,自己遭到了另一类敌人的攻击——一种几天之内就能杀死一个人的神秘疾病。鞑靼军队不得不仓皇撤退。撤退之前,首领札尼别可汗下令把病死的战士尸体用投石车射入卡法城内。

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生物战,虽然手段粗暴,但效果很显著。惊恐的卡法城民纷纷乘船逃往意大利,其中有一些船最终在1347年的10月靠拢西西里岛海岸。

这是真正的恐怖之船。当西西里人发现这些船时,他们看到的画面是一具具尸体直挺挺地靠在船桨边。大多数乘船者都死了,少数人苟延残喘,身上长满了发出恶臭的脓疮。

西西里人把船推回大海,但是太晚了,老鼠和跳蚤之类的生物已经把致命病菌带上了岸。到第二年一月份,整个意大利都沦陷在黑死病的毒手中。

没有人知道到底多少人丧生。有记录显示,在1348年一年之内,意大利内陆大城博洛尼亚就减少了一半人口。英国伦敦当时一共有7万居民,黑死病带走了4万人的生命。根据估计,黑死病的第一次爆发,从1347年到1351年,在全世界杀死了至少7500万人,至多可能有2亿人。

有一位生活在当时的意大利作家记录说,死的人实在太多了,根本没办法正常下葬。只能在教堂院子里挖个深坑,放入一层死尸,铺上一层土,再放一层死尸。就这么一层叠一层,如同制作意大利千层面。
佛罗伦萨被黑死病侵袭的场景。
没人知道这是什么病,应该怎么办。博洛尼亚有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创立于1088年。在这座城市中居住着许多医学专家,但是当时的医学是一门理论性学科。专家们谈起古代经典著作和占星学来头头是道,面对真正的疾病却束手无策。

有人将这场瘟疫归咎为土星、木星和火星在某个时间点形成的奇怪三角形位置,有人则认为是海上漂来的不健康的空气。当时有种流行的民间传说称,洗厕所的人具有免疫力。于是,一些人专门运大量粪便回家,每天坐在粪堆围绕中,呼吸粪便散发出来的据说有医疗效果的味道......

当然了,不管是低头吸粪,还是仰头望星空,在黑死病面前都毫无用处。当死亡无可避免的时候,有些人干脆放开怀抱,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吃大喝,趁还能活着的时候尽情享受。另一些人则与世隔绝,希望躲过这场灾难。
薄伽丘写《十日谈》,就把背景设置为黑死病期间十个人与世隔绝,为了彼此消遣互相讲故事。图为波提切利描绘的书中故事场景。
短短几年间,欧洲人口崩溃,经济垮塌。但是一旦黑死病消失,在那些遭受打击最严重的地方,回复的速度也出奇地快。

人口减少导致人力资源紧缺,工资便随之上涨,资本和劳动力的优劣因而换了个位置。

地主为粮食价格下跌和劳力价格上涨而苦恼,为他干活的雇农却发现生活比以前轻松。在这场瘟疫以前,一个雇农去世后最多只能给他的长子留一小块地;瘟疫过去后,他有能力给包括女儿在内的每个孩子一笔财产。

在14世纪初,意大利商业兴旺,手工业发达,已经出现了中产阶级的雏形。黑死病结束后,人口减少让工人、工匠和小商人有了更多讨价还价的能力,整个阶级的地位都提高了。
​在佛罗伦萨的斯皮尼-费罗尼宫中,悬挂着城市各大工匠协会的标志。
女人同样获益。很多女人,尤其是寡妇们,纷纷进入人力不足的行业工作,比如纺织和酿酒。

家庭和家族一直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但黑死病把这些单位打碎得七零八落,很多社会机构由此建立起来。比如许多城市都成立了负责管理病人隔离和治疗的健康委员会。各工匠行业协会取代家族,负责业内会员的医疗费用和葬礼开销,让行业协会的发展更加强势。

人们对医学的态度也有了转变。医院学会了分开患有不同类型疾病的患者,把感染瘟疫的病人隔离到单独的病室。建立在经典学术著作和占星学上的理论派医学渐渐被实验派医学取代。停滞了一千年的医学研究开始复兴了。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黑死病是促使中世纪结束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给中世纪带来的改变为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铺好了道路。文艺复兴的天才们如璀璨群星,至今还照耀在人类精神最高峰的上空。
意大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从这里开始。
当然,中世纪的欧洲人不可能高瞻远瞩地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将推开新时代的大门。他们只是在面对瘟疫的危险和它带来的改变时,相应地选择了一些新的思维方式和应对措施而已。

人类不是在每一次面对危险时都同样明智和幸运。比如发生在公元前430年的雅典大瘟疫,就导致雅典城邦内长时间的无秩序和道德沦丧,最终让文明的雅典陷入崩溃。

Covid-19会像黑死病,逼着全世界去发现一条新的道路,还是像雅典大瘟疫,让整个世界沦丧?现在分析还言之过早。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仅仅是最表层的一些为了应对这场危机而提出的相应措施。

有些措施展示了思维方式的转变。比如说,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曾经是欧盟紧缩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这种政策强调减少支出,增加税收,削减政府赤字。但最近,他表示应该增加政府支出,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率。

欧盟提出了一个1万8千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最近正在谈判中。如果这个计划得以通过,就标志着欧盟经济从以前的紧缩政策转入扩张政策,而欧盟将会成为一个更紧密的类似于美国联邦的系统。

也有些措施展示了最固化最不理智的思维方式。比如在美国,特朗普和他的政府那一系列前后不一,矛盾频出,只盯着股市指标的言行。

特朗普政府的措施在当下已经造成了恶果。美国的疫情一直没能得到控制,(我觉得)已经处于破罐子破摔的状态。至于欧盟的计划如果通过,效果可能要经历长期观察才能下结论。

​欧美只是个例子,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领域,所有人,都正在或者将要被这场瘟疫改变。只希望几百年以后,那时的人们回顾现在这个时代,能肯定我们是创造了机遇,而不是毁掉了他们所在的未来。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

2020年7月15日星期三

Jul.6&13 2020 去福克兰群岛一游,顺便再找份工作

An Ocean Apart
by
Larissa MacFarquhar

今年被迫取消了所有旅游计划,只能翻看别人的游记,想象那些水光山色和异国风情就在身边。

游记风格人人不同:有人喜欢写详细攻略,有人喜欢写路上心情,有人喜欢写历史典故,有人喜欢多放图片少少配一两句说明。

不过不管哪种风格,我都简单粗暴把它们分成两类:前一类写的地方好去。夜的巴黎,记忆中的土耳其......这简单,办好签证,买张机票就能出发;后一类写的地方不那么好去。乞力马扎罗的雪,亚玛逊的丛林......心向往之,目前也止于向往而已。

现在哪儿也去不了,看前一类游记感觉有点自虐。巴黎在纸上抛着媚眼,爱琴海在照片里化作葡萄醇酒,好想去又不能去,有点像深夜里饿了没东西吃,只能上网看美食图片,伤心。

看后一类游记就还好,反正知道自己也不太可能去,倒是可以细细品尝别人的感想。就像看小说里写吃人参果或者龙肝凤髓,看得好有味,但不致于馋得流口水。

所以我决定少看前一类游记,多看后一类。《纽约客》介绍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阿根廷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孤伶伶地悬在遥远的南大西洋,自然属于后一类啦。​

福克兰群岛是英国的海外领土,主要由东、西两个大岛组成。东福克兰岛上的斯坦利是群岛首府,也是它唯一的城市。整个群岛面积有一万两千多平方公里,但人口只有三千多。
福克兰群岛地图
福克兰群岛乱石嶙峋,荒草萋萋,大片大片的荒地上偶尔有羊群悠闲地啃草,像苏格兰高地的一块漂移到了南大西洋。但这里天气清朗的时候能看到远方的冰山,海边常有大群企鹅吵吵闹闹,提醒人们这里不是苏格兰,而是福克兰。
岛上的企鹅与羊群和平共处。
1690年,一位英国船长第一次踏上福克兰群岛的土地,之后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人相继而来。1833年,英国正式宣布占有这里,不少英国农民便迢迢而至,希望在这块貌似苏格兰的土地上碰一碰运气。

福克兰群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老英国的模样。岛民们吃英国式的食物,打理英国式的花园,在车上装饰英国国旗。他们庆祝女王生日,每周六都在教堂唱英国国歌。有些老人祖上五代都定居在这里,一辈子也没去过英国,但还是会把英国称作“家”。
举着英国国旗的岛民。
农场曾经是福克兰群岛的主要社会结构。直到1970年代,这些农场一直在古老的管理体制下运作,这种体制在英国本土早就被法律淘汰了。

被称为farm manager的农场主雇佣农场工人干活,但工人很少拿到真金白银的工资。食宿由农场提供,在农场商店买东西,工资记在账上。​一年终了,农场主从每个人的工资里扣除他在商店的消费,然后帮他们把剩下的钱存进银行储蓄账户或拿来投资。
荒凉的草甸是岛上最常见的地貌。
一家农场占地面积广大,农场主是那里唯一的权威。​他既进行经济分配,也为工人们主持婚礼,惩戒不当行为。农场主和他的家人住在“大房子”里,通常还有一个女佣,一个厨子和一个园丁为他们服务。
已婚的农场工人通常全家人一起住在农场聚居地或外围的农舍中。​单身工人则住在配有食堂的集体宿舍里。除了在农场主家里工作的女佣,这里几乎没有单身女性。所以农场女主人常常要担负起照料生病受伤的单身工人的责任。
俯瞰全岛唯一的城市斯坦利市。
岛上人烟稀疏,如果住在农场外围的农舍,可能几个月都见不到外人。没有电话,信件一个月才来一次。

人虽少,但人与人的距离很近。岛民没有隐私的概念,1950年,岛上建设了一个把40座农场联系起来的电报电话系统。这个系统是开放的,所有人可以听到所有人相互之间的谈话,成为岛民们的娱乐来源​

直到1980年初,岛上还没有道路,汽车在荒地上行驶困难,大部分人依然骑马往来,不管去哪儿都要花很长时间。还好几乎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出门在外不管经过谁的家,主人都乐意提供一餐饭或者一张床。
斯坦利市的港口。
如果不是因为一场战争,福克兰群岛古老的生活面貌说不定会持续到今天。阿根廷一直强调本国对福克兰群岛有主权,1982年4月1日,它派出军队向群岛发起进攻。

岛民们非常惊慌,因为英国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明,甚至有外交部官员曾说要把福克兰群岛租借给阿根廷。还好当天晚些时候,撒切尔夫人下令英国海军出兵,夺回福克兰。

这场冲突持续了74天,大约650名阿根廷士兵和250名英国士兵阵亡。6月14日,阿根廷撤退了,但首府斯坦利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人们不敢在岛上随意走动,因为很多地方都被埋了地雷。
在岛上作战的英国士兵。
​但是,这座贫穷又不起眼的岛也因此获得了它从没享受过的关注。英国决定给予岛民英国公民身份,以及除了外交和军事之外的所有自主权。1986年,英国又给予他们150英里之内海域的捕鱼权。靠向外国捕捞船队出售捕鱼许可证就让岛上的收入在一夜之间翻了三倍。

财富让福克兰群岛在二十年里走完了两百年的发展历程。政府借钱给岛民买地,每个工人都拥有自己的土地,不再有农场主和雇工之分。道路和正规的电话系统建立起来了,还增添了学校、医院、游泳池。岛上的每个孩子都可以去英国上大学,由群岛政府支付一切费用,包括每年来回的路费。
撒切尔夫人来岛上参观。
除了捕鱼业之外,旅游业也逐渐得到开发,许多大型邮轮都把斯坦利作为南大西洋游览的主要停靠点之一。现在的福克兰群岛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之一,人均收入与挪威和卡塔尔相当。它的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完全没有债务的政府,还存了很多钱以备不时之需。
岛上有名景点之一,用两头蓝鲸的下颚骨做的雕塑。
很多70年代以前从群岛移民的人纷纷迁回,出岛上大学的孩子毕业后也大都会回来,但岛上的人口还是太少,远远没法填补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很多岛民都身兼两、三份工作,年轻人换职业毫不费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群岛的迅速发展也吸引了许多外国人。2016年的全岛人口调查显示,只有43%的人是土生土长的居民,其他人一半来自英国,另一半来自全世界60个国家。外国人只要找到一份岛上的工作,就能合法待在这里。
企鹅是这里的旅游招牌。
好吧,边写边搜福克兰群岛的风光照片,还真有些心动想去看一看。苍苍草原与茫茫大海,企鹅与羊群,排满五颜六色房子的斯坦利小城,比英国人还有英国味的当地人......或许有一天,这座大西洋小岛会从我的“后一类”移进“前一类”吧。​

2020年7月9日星期四

Jul.6&13 2020 兔子病毒和尴尬的美国兔子

Rabbit Fever
by
Susan Orlean

美国的Covid-19疫情不仅一直不见好转,最近在好几个州还开始反扑,可特朗普仍然坚持说,病例增多是因为检测能力越来越强。看到感染人数全球第一这件事已经板上钉钉了,就拿“死亡率全球最低”说事。

【这是他说的,我不知道他用的什么数据或者怎么算出来的......我挑了几个感染人数排名靠前的国家,单纯用死亡人数除以感染人数算了一下,美国的死亡率肯定不是最低的。】

就这样,他还一直鼓动各行各业正常营业,学校正常开学。我看只有让他本人感染上病毒,才有可能消停一阵子了。

总之,Covid-19几乎吸引了所有注意力,几乎没人知道,就在同一时期,还有另一种病毒正悄悄在全美传播开来。只不过这种病毒感染的不是人,而是兔子。

来美国之前,我听说美国人都把兔子当宠物,绝对不吃可爱的小兔兔。来了之后发现,其实超市和餐馆都有兔肉卖,只不过不如国内流行而已(但是,兔头是绝对没有的!)。

​有的美国人,一听到说吃兔肉就瞪大了眼睛,跟说要吃人肉一样。但是去法餐厅或者意大利餐厅吧,兔肉常常是难得一见、倍受欢迎的主菜。在被宠和被吃之间摇摆,兔子真的是一种很尴尬的动物。

美国有个养兔协会,大概在全美有两万多名会员。这些会员里有精心饲养名种兔的宠物主,晚上和自家爱兔睡一张床;也有养了好几百笼兔子的农场主,时候一到就把兔子送进屠宰场摆上餐桌。
兔兔展上的一只兔子,简直就像头迷你斗牛犬!
兔子既可以算宠物,也可以算食用畜类,结果反而搞得它什么都不是。美国有很多保护伴侣动物的法律,比如虐待动物的重罪条例,只针对猫和狗,不包括兔子。可是,那些保护牲畜的法律,比如人道屠宰法,也不适用于兔子,因为美国农业部没有正式承认兔子是一种牲畜。

回顾历史,兔子似乎也总是在这两种地位之间游走。它曾经是人人竞购的爱宠,也是人人喊打的对象。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有一种叫比利时野兔(Belgian Hare)的家兔非常受欢迎,它有长长的耳朵和身体,深栗色的光滑毛皮。著名童话“彼得兔”的原型,就是比利时野兔。

1900年,一艘载着6000只比利时野兔的船从欧洲来到美国,一下子吸引了洛克菲勒、J.P.摩根等大富豪的注意力,他们把这种兔子看成投资。在当时,一只公兔子甚至卖出了5000美元的高价,相当于现在的15万美元。几乎每个美国主要城市都建起了一家比利时野兔俱乐部。
彼得兔和它的原型比利时野兔
和比利时野兔相比,澳大利亚的兔子就没那么好命了。1859年,有人把二十几只家兔带去澳大利亚放养,没想到这些兔子就此扎下了根。到1950年,这些兔子已经繁衍生息了几亿只,在整个澳洲泛滥成灾。

澳大利亚政府只好引入一种传染病毒,来控制兔子数量。这让兔子获得了第一个需要人类特意​用病毒来对付的物种的头衔。​直到今天,澳大利亚某些地方还禁止养兔子当宠物。

在美国,除开比利时野兔刮起的那阵投资旋风之外,兔子基本上是走了一条从餐桌上的食物到床上的宠物的路线。

直到20世纪中期,兔肉都是美国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当时美国有很多大型养兔农场,超市里都能轻易买到兔肉。不过,即使在当时,美国农业部也没有正式将兔子列为牲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牛肉和鸡肉普及,把兔肉赶下了餐桌。1940年华纳公司出品的兔八哥卡通,也让很多看着这只狡黠的野兔成长起来的一代美国人拒绝吃兔子。

​从1980年开始,宠物兔逐渐在美国流行开来。现在,全美估计有670万只宠物兔,是继狗和猫之后美国第三大最受欢迎的宠物。
非常迪士尼风格的兔八哥(Bugs Bunny)。
生活在美国的兔子算得上幸运,倒不是因为美国人现在不太吃兔子,而是因为一种专杀兔子的病毒一直放过了美洲大陆。这种病毒属于杯状病毒的一种,会导致兔子出血热,简称为RHD。

RHD最早是1984年在中国江苏发现的,造成了1.4亿只兔子死亡,随即就泛滥到亚洲其它国家,以及欧洲、澳大利亚和中东地区。不过在美国,这种病只有零星几个案例,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没有药物能治疗RHD,受感染的兔子死亡率几乎达到100%。这种病毒存活率超强,可以在干布上存活超过100天,能够忍受冰冻和解冻的循环,在死兔子身上能待好几个月,甚至可以在兔毛制品上生存。有的养兔人说它是“兔子的埃博拉”。

2010年,在法国又发现了RHD的变种,RHDV2。它的致死率没有原版那么高,但这也让它的传染能力更强,因为一只病兔有更多时间和机会把病毒传到其它同类身上。

还好,无论RHD或RHDV2,都有几家制药公司研究出了疫苗。RHD基本已经被控制,RHDV2的疫苗到2016年也在全欧洲普及。但是,因为美国之前没有RHD系病毒传播,所以一直没有引进或研发疫苗。
日本兔子时装秀上穿着海盗装的兔子。
美国兔子的幸运到今年二月的一天晚上为止。那一晚,纽约的一家兔子诊所里连死了三只兔子。化验死兔样本发现,它们感染了RHDV2。由于美国农业部一直把RHD定位为美国本土没有的“外来动物病毒”,这个发现让兔子诊所的兽医们大为吃惊。

由于病毒存活能力太强,诊所不得不进行深度清洁,连天花板瓷砖都换了,还扔掉了价值几千美元的设备。他们联系曾经带兔子来过诊所的155位兔主,想找到最初的零号感染兔。零号兔没找到,却发现了另一个惊恐的事实:在美国西部好几个州,都出现感染了RHDV2的兔子。

​目前还不清楚RHDV2怎么来到美国,唯一明了的事实是,这几个月以来,美国西部有七个州都发现了感染RHDV2的兔子。在亚利桑那、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科罗拉多州,都有野兔死于RHDV2的案例。

大部分兽医都认为,既然RHDV2已经传播到了野兔身上,这种病毒从此将在美国扎根,威胁所有美国兔子的生命。而一旦大量野兔因此而死,以它们为主要食物的狐狸、山猫、狼和鹰也将碰到生存危机。
左边是美国东部野外常见的东部棉尾兔(eastern cottontail),右边是西部常见的白尾杰克兔(white-tailed jackrabbit )。
那么,不是已经有疫苗了吗?美国赶紧引进或者制造疫苗,不就能度过这场兔子病毒危机了吗?很遗憾,答案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美国农业部还没有批准大量进口疫苗,而只允许兽医在发现感染案例的基础上,向本周动物健康部门提出申请,以个人诊所名义少量从海外购买疫苗。

这让不少兔主非常愤怒。他们认为要不就是农业部把兔子看成一种虽然死得多但也生得多,没什么大不了的动物,要不就是农业部官员懒得费事处理进口海外疫苗的文件和程序,或者根本就是他们不愿承认RHDV2已经在美国传播开来。【这一点上倒和特朗普最开始对Covid-19的态度很一致。】

其次,兔子疫苗的市场需求不够强烈,让制药公司没有动力立马在美国本土生产疫苗。生产RHD疫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基因改造过的活细胞,而美国还没有批准这种做法。另一种是先用病毒感染活兔子,再杀死这只兔子,用它的肝脏制造疫苗。这种以命换命的形式,让许多宠物兔主为是否打疫苗犹豫不决。

而且,一支疫苗售价30美元左右,每年必须打一次。对只养了一、两只兔子的主人来说还好,但那些养了几十只上百只兔子的兔主就得面临一大笔支出。​和打疫苗花的钱相比,繁殖能力超强的兔子本身价值太低,很多人可能就选择不打疫苗。

兔子,真的很尴尬。如果它能够获得和猫、狗一样的宠物地位,制药公司一定会花更多成本研究制造疫苗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杀兔取疫苗;如果它被农业部正式承认为食用牲畜,需要检验和分级,商业饲养者也一定不管花多少钱都会给它打疫苗。

我还能再说什么呢?可怜的美国兔子!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