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andemic Protocol
by
Charles Duhigg
我最爱新英格兰地区的五月。天气和暖,熏风拂面。草地上铺满郁金香、水仙花和风信子,满树满树的樱花、苹果花和海棠花盛放。从四月到五月,就像从黑白素描跳进水彩画。
五月充满希望,连持续两个多月的新冠疫情也开始有一线放缓的迹象。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每日入院人数已不再上涨。虽然弗契博士警告说,一旦放下戒心,病毒将立马反扑,但还是可以小小谨慎乐观一下。
也可以小小总结一下。美国州政府的自主权极大,各州抗疫措施基本由州自己决定。选择的道路不同,结果大不一样。位于美国东部的纽约及其所在的纽约州,与位于西部的西雅图及其所在的华盛顿州,正好可以对比总结。
纽约和西雅图疫情爆发的时间点差不多,但发展大相径庭。华盛顿州的确诊病例只占全美的1.2%,纽约州的确诊病例则将近全美的30%。现在,纽约人依然时常听到救护车疾驰而过的街声;而在西雅图的许多医院,管理层已不再就疫情召开每日例会,床位和呼吸机都有了空余。
是什么让纽约和西雅图这两座分别位于美国东西海岸的大都市,同时面临病毒侵袭,局面却迥然不同呢?
首先得说明,完全将这两座城市相提并论,对纽约不公平。纽约人口密度比西雅图大,公共交通工具使用更频繁,贫困人口更多,外来游客也更多。在西雅图,人与人之间乐于保持距离;在纽约,大家早就习惯了繁华街道上摩肩接踵的情形。
所有这些因素,自然让纽约控制疫情的难度远远高于西雅图。但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忽视两地政府应对疫情的不同方式造成的影响。

先来看看西雅图和它所在的华盛顿州。
美国第一例新冠确诊病例就在西雅图附近,是一位刚从武汉归来的35岁男性,时间是一月下旬。他确诊后,在西雅图附近的EvergreenHealth医院工作的Francis Riedo博士注意到,医院里陆续来了一些有流感症状的病人。
2月底,美国传染病控制中心开始对有疑似症状的病人进行检测。Riedo博士送去了9位病人的样本,其中8个都确诊为阳性。
2月28日,西雅图所在的国王郡(King County)的最高公共卫生专家Jeff Duchin博士知道了这一消息。他立刻向国王郡长官道·康斯坦丁(Dow Constantine)提议,限制人们出行和聚集。
任何看似单纯的决策,都会像扔进池塘的石子,引起一连串涟漪。比如关闭学校就可能让许多依靠学校提供早餐和午餐的穷人孩子饿肚子。西雅图的公共卫生专家和政府官员们反复研讨,什么是目前能采取的最极端措施。康斯坦丁首先决定,让科学家站在聚光灯下,担任向公众传播信息的重任。
2月29日,康斯坦丁举行了第一场有关新冠疫情的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主要让Duchin博士和Riedo博士等专家向人们科普有关病毒的信息,明确强调勤洗手、少出门等预防措施。

同时,康斯坦丁联络了微软公司主席Brad Smith,希望微软让员工在家工作。微软是华盛顿州最大雇主之一,它的一举一动将成为表率,也让人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3月4日,微软和西雅图的另一家大公司亚马逊都要求员工尽量在家工作。一下子,上下班的高峰路段不再拥堵,西雅图人意识到,有大事正在发生。
3月11日,西雅图宣布正式关闭学校。不过,因为之前的一系列举动已经引起民众重视,所以许多学校在这一天前,就主动不让学生在教室聚集了。同样的,当华盛顿州州长签署正式在家工作令之前,西雅图一半的上班族已经开始在家办公;当3月15日酒吧和餐馆关闭的命令下发前,这些地方早已冷冷清清了。
康斯坦丁带头在家上班。只要接受记者采访,他一定会强调自己正待在卧室里,顺便告诉大家隔壁的噪音是他没去学校的孩子搞出来的。
为了让确诊新冠的无家可归人员有容身之处,国王郡买下一座汽车旅馆安置他们。一天,一个无症状的流浪汉离开旅馆去街对面的便利店买了罐啤酒。康斯坦丁立刻去法院起诉这名流浪汉,这样当他下次擅自出门的时候,警察就有权逮捕他。康斯坦丁说,虽然流浪汉只离开了旅馆几步,但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所有人知道不能随便出门。
反应迅速、尊重科学、信息传播准确让西雅图有效控制疫情,而纽约发生的一切可以说恰好是它的反例。纽约有号称全世界最好的公共卫生部门,却行动滞后、政治优先、信息传播模棱两可。

三月初,当康斯坦丁正在请求微软关闭办公室,让医学专家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纽约市长比尔·白思豪(Bill de Blasio)和纽约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却告诉市民不用紧张。白思豪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你没病,如果你不是最易感的人群,那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库默也对记者说:“我们应该放松。”
白思豪和库默的应对方式有错吗?在平时,这种做法是政治家的本能:缓解民众恐惧,维持经济正常发展。但在特殊时期,是错了。他们本应千方百计引起人们重视,因为等大家察觉到病毒在身边,就已经太迟了。
很可惜,纽约行政长官考虑的更多是政治,而不是科学。当医学专家建议市政府必须采取更主动的措施时,市长回应说,他们的建议太天真。在有关疫情的新闻发布会上,白思豪和库默两人争先主导会场,甚至当着记者的面争执起来。而医学专家呢?只能默默坐在一边。

最后,三位纽约公共卫生部门的最高长官忍无可忍,向白思豪宣布最后通牒:如果他不再立刻下达要求人们保持社交距离、尽量待在家里的命令,他们就辞职。
白思豪之所以迟迟不肯发布命令,是因为他一直以底层民众代言人自居。无论关闭学校还是餐馆,受到最大冲击的就是生活在底层的穷人。但事态汹涌,白思豪最终同意了医学专家的请求。3月16日,纽约正式宣布关闭学校,州长库默也要求健身房等设施停业。
通常来说,白思豪和库默的犹豫不无道理。世上没有完美的政策,一个好的政治家必须衡量,究竟是穷孩子不能去学校的后果严重,还是传染病可能扩散的后果严重。但面临新冠这样的黑天鹅事件,没有机会从错误中学习,一刻犹豫就无法挽回。
今天,纽约和西雅图一样,都发布了严格的保持社交距离、尽量蹲在家里、关闭大部分商业和公共设施的规定。但是,纽约的发布时间更晚,传播信息更模糊,因此花了更长时间才让市民的行为有所改变。
根据手机定位显示,在3月6日之前,已经有四分之一的西雅图市民待在家里不去上班了,而纽约在一个星期以后才达到同样的程度。今天(5月1日)我刚查到的数据,纽约州有18321人因病丧生。美国传染病控制中心的前任主任Tom Frieden估计,如果纽约提早10天发布蹲家令,有可能让死亡病例降低50%到80%。
苏格兰传染病学家John Cowden在2010年曾写道:“在大部分时间相对正确,远远比偶尔绝对正确来得好。”传染病学是一门有关概率的科学,当还没有明确证据说明事态会扩大的时候,就必须抓住时机,让人们意识到严重性。
没人想再体验一次瘟疫爆发,但科学家们确信,下一次,下下一次,总有某种人类还不知道的病毒悄然来袭,像这一次一样,猛地扭转每个人的生活轨道。只能希望下一次的时候,我们还能记得纽约的教训,学习西雅图的经验。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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