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ltese for Beginners by Judith Thurman
本期《纽约客》刊登的短篇小说是春上村树的《风洞》，其实就是《刺杀骑士团长》中描写“我”和得心脏病早夭的妹妹的那几段，大约是为了配合这本书10月份英译本的发行。
我读过中文的版本，不知为什么，英文版本给人的感受完全不同。内容是典型的村上，风格也是他的风格，但就是感觉不同。真想知道日文原版的村上读起来是怎样的，想必又会有另一种新的感受。
语言就是这样，同样的内容由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总有微妙的差别。怎么说呢，就像是这种语言所属的一整个文化和历史背景都加载在了内容之上。就像同一幅画，高悬在博物馆的长廊中和挂在小酒吧的墙上，就变了两幅不同的画。
所以我一直觉得，会一种新的语言，人生的厚度也多加厚了一层——多了解一种文化，多一种看事物的角度——哗啦！一幅画变了两幅画。
我一直想多学几种语言。除了英语，还学过法语、西班牙语，现在正在学日语。可惜目前日语只能大致靠汉字半蒙半猜，法语只记得“Bonjour（你好）”和“Merci（谢谢）”。西班牙语最可怜，只剩下一个“amigo（朋友）”，主要是因为这边的墨西哥人见人就称amigo。
所以，这篇文章的主角，应该是这世界上我最羡慕的人，那就是“超级多语者（hyperpolyglot）”——那些能流利掌握至少十几种语言的人。
和本文作者一起前往马耳他的语言学博士生Rojas-Berscia就是一位超级多语者。他会包括中文在内的22种语言，其中能流利掌握的有13种。除此之外，他还会6种已经无人使用或濒危的语言。
在马耳他仅一星期时间，Rojas-Berscia就掌握了大约1000个单词，他可以读简单的新闻报道，和人进行日常交流。搭出租车时，司机以为他已经在这里待了一年。
超级多语者这个术语由英国语言学家Richard Hudson在20年前提出，不过早在数百甚至数千年前，就有关于这种人的记录。
比如生活在17-18世纪的意大利主教Giuseppe Mezzofanti就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超级多语者。他可以流利使用至少30种语言，并且学习了另外42种语言。
是什么让超级多语者能轻松自如地掌握多种语言呢？目前的研究还没法给出确定答案。
“天赋”当然是可能性之一。虽然目前还没发现与多语言学习能力有关的基因，但不少多语者的父母也是多语者。
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认知神经学家Evelina Fedorenko通过fMRI扫描多语者的大脑发现，和一般人相比，他们的大脑工作更有效率。当处理同样难度的语言任务时，他们用到的大脑活动部分更小，消耗的精力更少。
“成长环境”是另一种可能性。Rojas-Berscia就生长在一个多语言的家庭中。他父亲是秘鲁人，母亲有意大利血统，祖母教给他皮埃蒙特语，在学前班时他又开始学英语。
不过，虽说小时候是学习语言的最好时机，但许多超级多语者并不仅只在儿时学习语言。多语者Richard Simcott运用好几种语言的流利程度，常让人误以为那些语言是他的母语，其中包括德语。但他可是到了大学毕业后才开始学习德语的。
当然，不管是天赋也好，还是成长环境也好，学习语言无论如何也得靠反复的听说读写。仅有天赋是不行的，对超级多语者来说也不例外。
拿多语者Alexander Arguelles来说吧，他会52种语言。Alexander每天早上3点起床，然后用阿拉伯文、梵文和中文各写两页笔记，接着再随机用其他语言写作，直到写满24页为止。
天亮后，他会一边外出长跑一边听外语有声书，并跟着大声吼出来。回家后，他继续学习语法和语调，并将自己的学习时间记录在excel 表中。
根据excel表显示，Arguelles花了自己目前一生中40%的时间在学习语言上。其中阿拉伯语学习时间最长，为456小时，越南语最短，只有4小时。
Rojas-Berscia也是这样。在马耳他岛的那几天，本文作者发现，他无时无刻不在学习当地语言。不管是在菜市场、咖啡馆还是长途汽车上，Rojas-Berscia都会竖起耳朵听旁人谈话。看到听到了新单词，他会马上记下来。每次坐出租车时，他都会请司机教自己一些当地常用语，然后下次坐车或买东西时就用上这些语言。
看完这篇文章，第一感受依然是羡慕——太羡慕了，这些我们只能看到一幅画，他们能看到几十幅画的人。第二感受就是，没有他们的天赋，或许可以尝试一下他们的学习方法。我当然做不了超级多语者，恐怕连一般的多语者都不行，但或许，只是或许，有一天我也能读日语原版的春上村树吧。真期待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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