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29 2021 为杰奎琳·肯尼迪缝婚纱的黑人设计师

 Eye of the Needle

by

Judith Thurman

这个星期的《纽约客》是Style&Design Issue。《纽约客》讲Style，自然和《Vogue》不同，时尚其次，时尚背后的社会与文化才是主角。

看来看去，我觉得这篇关于黑人设计师的文章与Style最相关——至少那些照片里的美丽裙子，无需文字描述，就自己讲述起了Style的故事。

​我知道米歇尔·奥巴马特别爱穿黑人服装设计师的作品。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早在米歇尔之前，多位美国第一夫人都穿过黑人设计的服装。林肯夫人的专职裁缝就是一位黑人。

可惜，早期的黑人服装设计师大多没能留下踪迹。她们被掩盖在重重锦衣华服后面，只能看到一个朦胧不清的影子，甚至连影子都没有。​

直到最近这些年，时尚界才开始有意识地追寻过往的黑人设计师。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还算留下了比较多的信息，她叫Ann Lowe，曾经为杰奎琳·肯尼迪制作过婚纱。

穿着婚纱的杰奎琳·肯尼迪

虽然，杰奎琳本人并不喜欢这条婚纱。据说当年24岁的杰奎琳想穿一条巴黎风格的礼服，但肯尼迪的父亲不希望这场众人瞩目的婚礼混杂太多外国元素，就否定了未来儿媳的想法。

杰奎琳对这事儿一直耿耿于怀。1969年，当她成为第一夫人后，一位采访过她的记者还在报道里提到这件事，说这条婚纱是“一个有色人种女裁缝”制作的，不算“高级订制（Haute Couture）”。

这位有色人种女裁缝就是Ann Lowe。实际上，不论怎么看，Lowe都称得上是一位高订时装设计师。杰奎琳的妈妈是她的忠实顾客；杰奎琳姐妹在初次社交亮相上都穿着她制作的礼服；法国时尚之父克里斯汀·迪奥非常欣赏她的设计。

Lowe制作的晚装摆在全美的高档商店里售卖；她在纽约麦迪逊大道上前后开过好几个服装沙龙；在她全盛的1950年代，Lowe号称自己每年能卖出1000条晚装裙。考虑到做一件晚装裙需要的时间和劳动强度，Lowe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一个对比，巴黎世家每年只能制作300条高订裙子）。

问题是，关于她的一切，除了她自己晚年时接受采访说的那些之外，人们所知甚少。在她生活的时代，黑人上不了台面。她的顾客们乐意穿她做的衣服，但不乐意了解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1962年，Lowe正在为顾客调整她设计的服装。

根据Lowe自己的说法，她1898年生于阿拉巴马（根据她其他的生平数据，她可能把自己的年龄报小了10岁），父母都是裁缝。她21岁结婚，丈夫也是裁缝。有一次，在一家百货商店里，一位顾客注意到了Lowe穿的衣服——她从来没见过一个黑人女孩穿得那么好。

这位顾客是一位佛罗里达柑橘种植主的夫人，有4个女儿，最大的两个马上要结婚。她邀请Lowe去她家做专职裁缝，Lowe立刻接受了。她丢下不愿让老婆出去工作的丈夫，去了佛罗里达。

这条1924年的裙子是现在能找到的Lowe的最早作品。

佛罗里达的那段日子是Lowe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当地报纸盛赞她制作的礼服裙，太太小姐们以穿上她制作的裙子作为身份的象征。Lowe的雇主意识到了她的潜力。1917年，这个好心的家庭出钱送她去纽约的一家时装学校学习。

那所学校的学费要1500美元（对比：​当时哈佛的学费也才150美元）。学校校长是个法国人，他开始不相信Lowe能拿出学费，然后又不相信一个黑女人真能学会高级时装的精髓。但是Lowe只待了几个月就毕业了，因为校长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教给她。

接下来，Lowe回到佛罗里达，开了一家小店。但在种族隔离政策严格的南方，她的工作很艰难。黑人裁缝不能在市中心开店，顾客们需要去黑人区找她做衣服。

1928年，她搬去纽约，靠给其他时装工作室匿名做衣服维生。就这么过了十几年，她才终于获得纽约上流社会的认可，可以骄傲地在衣服上打上自己的标记。​

衣服上Ann Lowe的商标。

但命运总是连接不断地给Lowe以打击。她的独生子被一场车祸带走了生命。Lowe服装沙龙的账目都由儿子打理，儿子走后，她疏于管理财务，结果在1962年收到一封税务局的通知，说她因为欠税必须关停生意。

几乎在同时，杰奎琳的“一个有色人种女裁缝”的评论也给她在精神上带来了巨大打击。下一年，Lowe因为青光眼摘掉了一只眼球。当她住院的时候，有人帮她还清了欠税务局的钱。她相信第一夫人就是这个匿名的好心人。

Lowe在60年代制作的粉色礼服裙。

肯尼迪遇刺后，他的生平一再被媒体回顾，包括那场世纪婚礼。这时，Lowe为杰奎琳设计的婚纱终于得到了它应有的评价。《名利场》等杂志开始宣传她的设计，有一篇专访把她称为“上流社会保存得最好的秘密”。

当早年间的美国名媛们依然把巴黎当作时尚风向标的时候，Lowe用她的天赋打入了这个世界。她的经历正好体现了时尚行业从老式裁缝向现代服装设计师的转型。​

Lowe的设计，一针一线缝制的珠子和花朵都是她的标志。

Lowe一直工作到1972年，直到眼睛再也没法看清。她去世于1981年。当她去世的时候，人们几乎忘记了这位时装设计师，更不知道她的生平和成就。还好，Lowe设计的衣服极受喜爱，许多件她制作的高订服装都被精心保留了下来。

虽然几乎已经没法再还原Lowe的生平，没法知道她的设计理念，她的喜好，她对时装的看法，但她的作品会帮她说话。​看照片中的件件华服，我能听到它们隔了大半个世纪的时光，在对我窃窃私语着什么。

Lowe和穿着她制作的服装的女演员在一家剧院里合影，当时她67岁（按她自己的说法），或者77岁(根据她生平推测)。

Mar.22 2021 这一次，特朗普终于会进监狱吗？

 自从特朗普下台后，《纽约客》终于不像以前那样，从封面到封底都充斥着大大小小的“Trump”。以前吧，我觉得看特朗普的新闻都看得快吐了，这两个月没看到他在媒体上蹦跶，居然反而还有些不适应。

当然了，特朗普并没离开注意力的圈子。就在前两天，他还宣布说要建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预计能吸引几千万人注册。而这个星期的《纽约客》也刊登了一篇有关他的文章，只是内容不是他想要的注意力——讲的是检察官对他开展的犯罪调查。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小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 Jr.）是这场犯罪调查的领导者。他是一位为人低调、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好几年前就和特朗普家族打过交道，但那一次在他的职业生涯上酿成了小小的丑闻。

小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 Jr.）

10年前，万斯的检察官办公室收到了来自Trump SoHo公寓业主的投诉。Trump SoHo是由小特朗普和伊万卡管理的家族地产生意，购买这处地产的客户主要是用于投资。他们发现小特朗普和伊万卡在兜售时夸大了已经卖出去的公寓套数，诱使他们以为公寓的升值潜力比真正的要高许多。

万斯办公室的一些检察官建议起诉特朗普的一双儿女，但万斯不同意。2017年，包括《纽约客》在内的一些媒体联合调查显示，在表示不同意的几个月之前，万斯曾和特朗普家族派来的律师见过面；而表示不同意几个月之后，万斯收到了来自这位律师的一笔32000美元的捐款。调查报道刊出后，他退回了捐款。

这件事在当时一度成为丑闻。如今回顾，万斯依然认为自己当初不起诉的决定是正确的。原因之一是虽然他的团队调查了两年，但还是没找出足够证据证明小特朗普和伊万卡有犯罪嫌疑。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公寓业主事后不久就和特朗普集团私下达成了和解，拒绝再与检察机构合作。

有这件事在前，这一次万斯调查特朗普本人的潜在犯罪行为，定然会更加谨慎。他的调查从2018年8月开始。当时特朗普的律师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因为付封口费给和总统有过几夜情的色情明星而被起诉。虽然法庭文件明确显示特朗普本人知情，但联邦检察官决定不继续追究。

因此，万斯作为地区检察官，开始对这件事进行后续调查。他调查的最初焦点是那几笔封口费，随后扩展到特朗普及他的公司可能参与的税收、金融和保险欺诈。

万斯要求特朗普的会计事务所Mazars交出特朗普从2011年到2019年多达百万页的个人和公司税务记录。特朗普在当选总统前后都曾反复承诺，自己会像历任总统一样公开税务情况，实际上却在不遗余力地隐藏那些文件。现在，执法机构终于可以仔细查看他讳莫如深的到底是些什么了。

据相关人士透露，保存了这些重要文件的硬盘据信被存放在某个高度机密的场所，有银行金库般的双重金属大门，四壁镶满黄铜薄板，防止电子数据被远程干预损坏。

据说“高度机密场所”就在这座Louis J. Lefkowitz 办公大楼里，这座大楼也是人们注册结婚的地方。

由于相关证据需要到正式提起犯罪诉讼的时候才能公开，所以即使检察官们发现了什么，公众恐怕也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知情。不过，从现有的一些信息里，我们还是能一窥检察官的思路。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从2010年到2018年，特朗普在报税表上列出2600万美元的咨询费作为商业开销。但记者发现，其中有74万多美元直接转给了他的女儿伊万卡。因为伊万卡是特朗普集团员工，这笔给她的钱不应该被视为商业开销。这将成为检察官找到特朗普税务漏洞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检察官的工作情况不公开，但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近两个月来，万斯的调查进度明显加快了。有两个举动特别引人注目：一是他聘请了专业法务会计公司F.T.I.来审查金融数据；二是聘请了前联邦检察官Mark Pomerantz作为特别助理。

Mark Pomerantz不仅在检察官期间对调查组织型犯罪特别有经验，而且还在专门为白领犯罪辩护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了20年，所以相当了解这类犯罪的把戏和漏洞。大家相信，这些举动表示检察官办公室认为现有资料中有很高的可能性找到支持起诉的证据。

万斯的办公室传唤了特朗普集团最大的债务人之一德意志银行，他的保险公司Aon，以及许多了解特朗普集团内部运作的人。特朗普前律师科恩也在与他们合作。

根据检察官们的一系列行动分析，他们应该打算把证人的突破口放在特朗普集团的CFO艾伦·维瑟尔伯格（Allen Weisselberg）身上。维瑟尔伯格给特朗普的父亲和特朗普本人都当过会计，他的两个儿子都在特朗普集团关联企业中工作。

站在特朗普身旁的维瑟尔伯格（这张照片是2004年特朗普拍真人秀《学徒》时的剧照，所以看起来比现在年轻多了）。

虽然据说维瑟尔伯格对特朗普忠心耿耿，但很多人认为，如果他儿子有进监狱的危险，那么他将会愿意和检方合作来换取儿子平安无事。

万斯的办公室前不久才传唤了维瑟尔伯格一个儿子的前妻。她说特朗普曾经给过她们夫妻一间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公寓的7年使用权。如果这件礼物在维瑟尔伯格家的报税表上没有体现的话，检察官就可以利用这个漏洞来对付他儿子，从而迫使维瑟尔伯格合作。

特朗普行事谨慎，从不留字据，没有个人工作电脑和邮箱，连给旁人发短信都由助理操作。据曾经在他手下工作的人说，他喜欢发出模糊不清的指令让下面人自己领悟，所以很难被抓到把柄。只有维瑟尔伯格这样的内部人士合作，才足以说服法官相信特朗普有意识地参与了他公司的金融和税务欺诈。

今年66岁的万斯将在12月31日退休。特朗普案件的调查阶段在他的任期结束前应该可以告一段落，所以他将负担起是否起诉特朗普的重要决定。接下来进入的法庭审理阶段将由他的继任者接手。

这一次，他应该不会再像几年前对特朗普的儿女那样，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特朗普已经躲过了两次弹劾，数次调查，几千个官司。不知道这一次，他还有没有运气再躲一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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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15 2021 无地可依的美国活动屋一族

 Trailer-Park Trades

by

Sheelah Kolhatkar

读书的时候，系里一个老教授有辆房车。每到假期，他就和老婆一起开着房车到处跑，据说除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美国所有州都去了。

我参观过一次他的房车。餐桌、沙发、床、炉灶、卫生间，一个家里该有的样样不缺。他们每去一个州，就买一个该州形状的冰箱贴，车载冰箱上已经拼贴出了一副美国地图。

大概是那时留下的印象使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房车是中产阶级生活的象征。就像那位老教授一样，有钱，有闲，还得有那份心情，才能开着房车四处玩。

说到房车，最先想到的就是这种。一家人开出去旅游，到地方下来烧烤，生活美滋滋。

后来我渐渐知道，事情不完全如此。公路上呼啸而过的房车中，既有生活安逸、趁假期体验在路上感觉的游客，也有把车当家，离开车便无处可归的流浪者。

最近很火的电影《无依之地》，讲的就是如候鸟般开着车四处流浪的人。他们是现代的游牧民，随季节更替和工作机会变换而迁徙。悲哀，孤独，倒也不失几分浪漫与自由。

相较于电影里那些与美国中西部壮丽景色为伴的游牧民，还有一些人也以车为家，却就地生根。缺了“在路上”的光环，他们的生活更平实、琐碎、家常。

说“以车为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些人住的不是有驾驶功能的房车，而是可以被车拖着走的拖车（trailer）。更正式更准确的说法是活动屋（mobile house）。

无依之地女主自己改装的房车，和上面的房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920年，美国第一次出现拖车和驻扎拖车的营地。那时候，只有富裕的游客才能享受这种住在车里的奢侈。去看现在各大国家公园附近的房车营地，还能体会到一些那时的感觉。

10年后，经济大萧条到来让很多人流离失所。他们只好开起经过改装的卡车，载着全家人游走全国找工作（《愤怒的葡萄》就讲了这样的故事），拖车和拖车营地开始盛行。

1950年代，拖车制造商开始生产外形和内部设施都更像小平房的拖车，大家也更多地用“活动屋”来称呼这种离“车”这个概念越来越远的居住设施。

颇有一些低收入家庭和工人家庭购买这种活动屋，住在活动屋营地（mobile-home park）里。营地提供水、电、垃圾处理服务，有些还带俱乐部、游泳池之类附属设施，挂着“香格里拉”等诱人的名字。当时，全美至少有300万人住在活动屋里。

1950年代的双层拖车型活动屋。

接下来几十年间，活动屋的构造越来越复杂。很多活动屋和传统住房一样内部装潢精美，有客厅、餐厅、厨房，浴室，甚至好几个卧室。当然，这种活动屋一旦在某个营地驻扎好了，就很难移动，真是名不符实。

现在，全美国大约有2000万人，多数是老人、退伍军人和残疾人，住在活动屋里。活动屋的价格只有传统住宅的零头，对低收入群体来说，租金低廉、价格便宜的活动屋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合算的住房选择。

活动屋听起来不像个正经的“家”，很多居住者其实挺喜欢。活动屋内部设施和传统住宅区别不大，而且同住一个营地，大家都是熟人，感觉更安全友好。有退休老人专门拿出积蓄购买活动屋入住，还有人宁愿搬出政府资助的低收入住房，自己出钱住活动屋。

虽然取名叫“香格里拉”夸张了点，但对许多低收入者来说，活动屋营地也算得上是低配版香格里拉了。可惜近年来，这片香格里拉开始逐渐被尘世污染。这期《纽约客》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这种活动屋完全就像一栋小平房，离拖车的概念已经很遥远了。

活动屋虽然省钱，但需要付出其它一些代价。比如说，很多低收入者没办法一下子付清购买活动屋的全款，又不能申请正常的住房贷款，只能转投一些高额利息贷款。而活动屋就像汽车一样，随时间流逝不断贬值。

活动屋买到手了还不算完事。要把屋子驻扎在某个活动屋营地，就必须向营地主交租金。在很多州，活动屋营地的租客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一般租客。营地主想涨租金，或者想驱逐租客，不像普通房东需要给出正当理由或提前通知。

那么，这家营地涨租了，就干脆搬家去另外一家租金低一些的营地如何？对不起，活动屋名为活动，实际上动起来挺难，搬一次可能得花个万把美元。对收入不高的活动屋主来说，这绝对是一笔大钱（一间活动屋也就几万美元，二手的1万美元不到就能买到）。

一套活动屋的内部装潢，虽然是制造商用广角镜头拍的宣传照，但可以看出它和传统住房比差不了多少，所以特别吸引低收入人群。

过去十年来，很多投资者开始瞄上了活动屋营地这块还没怎么被啃过的肥肉。他们认为这类地产是相当稳定的被动收入来源，不用花太多精力维护，就能获取可靠回报。美国的活动屋营地原本大都由个人经营，近几年，来自全世界的大型投资公司都在陆续收购这些营地。

Carrie Presley和男友Ken Mills住在位于爱荷华州的Table Mound活动屋营地。这里建于1963年，能容纳400多间活动屋。Mills是长途卡车司机，Presley则四处打工，她俩都很喜欢这儿的生活。

Table Mound的营地主经营这里多年。他算是个不错的房东，定期维护各项基础设施，每年租金涨幅不超过2%。但2017年，一家投资公司用600万美元的价格从他手里收购了Table Mound。之后，一切都变了。

这家公司要求租客缴纳水费和垃圾处理费——这些费用以前是包在租金里的。它给每块地安装了电子水表，要求每个租户每月多交5美元水表钱。它还大幅涨租，Mills的租金从一个月270美元一下子涨到了310美元。一年后，它又涨了一次租金，并给租客定下了各种苛刻的规矩。

投资公司的种种无理行为激怒了Presley。2019年，她和Mills一块成立了一个邻里组织，向媒体和议员提出抗议。

他们取得了一些成果。那年11月，Table Mound所在城市的市议会通过决案，同意活动屋的低收入住户用联邦补贴的房屋券交租金——但投资公司拒绝接受房屋券。

Table Mound活动屋营地。

Presley继续努力。和她一样，越来越多居住营地被各大投资公司收购的活动屋居民联合起来，曝光这些公司的贪婪丑态。活动屋营地的故事上了全美新闻头条，得到了许多关注。

今年2月，爱荷华州州议会的30名议员连名提出一条法案，给予活动屋营地的租客充分保护，比如驱逐租客必须给出充分理由，租金上涨需要提前180天通知，每年租金上涨幅度不能超过当地通货膨胀率，等等。

可惜的是，现实难得像小说和电影，总有圆满结局。投资公司利益相关的游说组织给州里的共和党捐了不少钱。这条法案本来由两党议员共同提出，很多赞成这一法案的共和党议员却渐渐转变了态度。最终，还没走到议会表决那一步，它就胎死腹中。

Presley以及和她陷入一样境地的活动屋租客们，还在继续和投资公司斗智斗勇。与《无依之地》里的游牧民一般，活动屋一族同样无地可依，却又没法拥有他们万事无牵挂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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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打个广告，我去年翻译了一本小书，是洛夫克拉夫特的《秘境卡达斯梦寻记》，昨天在微信读书上架啦。这本书不属于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系列，没有那么恐怖，有很多美丽的风光和奇妙的幻想，我觉得满好看的，大家感兴趣可以点下面的链接去看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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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奶茶史

 前段时间，在纽约客网站上偶然读到记者樊嘉扬写的一篇Chronicles of a Bubble-Tea Addict（珍珠奶茶上瘾史），讲她在美国喝奶茶的故事。昨天，我正好去了我们这儿一家新开的特火爆的奶茶店，于是突然也想讲讲我的美国奶茶史。

据说，上世纪80年代，某家台湾茶摊偶然发明了把木薯小丸子加进浓茶+炼奶的喝法，美名曰“珍珠奶茶”，很快通过赴美移民带到加州。可能觉得棕黑色的小丸子比较难让人联想到珍珠，新取了个英文名叫“bubble tea”——泡泡茶，也挺形象。

近年来，珍珠又得了个更顺口的称呼：“Boba”，音译自台湾人爱说的“波霸”，连带这类奶茶也都被叫做Boba了。当然啦，估计99%说这个词的美国人都不知道，它还有另一个含义。

樊嘉扬说自己喝珍珠奶茶上瘾，但在她刚来美国的90年代，只有每次去纽约中国城，才能在一家台湾面包坊喝到。世异时移，今天的美国，奶茶店不再是稀罕玩意儿。​纽约某个街区甚至一下子开了5、6家奶茶店。

樊嘉扬这篇文章的配图，我觉得元素还挺齐全的。

而我呢，虽然来美国只区区几年，但同样感受到了奶茶的日渐风行。

刚来的头两年，我住在学校附近。有学生的地方，就少不了美食。学校中国留学生数量庞大，这一片地方随之开了好多中餐馆—不是那种给老外吃的中餐馆，几乎和国内同样美味：川菜、火锅、烧烤、甜品，且选择多多。

不过，说起奶茶店嘛，这一带就只有一家台湾品牌的连锁店。所以不论什么时候去，这家只能摆下三张桌子的小店里总是人气满满，听说话口音，以中港台留学生居多。

我不太爱喝奶茶。只有吃完火锅烧烤想解辣，或者天气冷的时候想喝点热乎的，才会买一杯。虽然只有一家店，但它已完全满足我对奶茶的所有需求。回国我就更不会主动买奶茶喝了，国内那么多好吃的呢，奶茶哪排得上号。

从两、三年前开始，国内的奶茶店突然有风起云涌之势。不是说之前不流行，只是从那时起，开始经常看到某某网红奶茶排队几小时的新闻，朋友圈里也不时有人晒手持奶茶杯的照片。对比一下我去的这唯一一家奶茶店，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跟不上潮流。

去年初，我回了一次国，立马被国内朋友招待喝了某家网红奶茶。说实话，没觉得它好喝到值得排队几小时。不过，看到各家奶茶店奇招频出，往奶茶里加各种各样想得到想不到的配料，取各种各样新奇到念出来都觉得尴尬的名字，倒也挺有意思。

临回美国前一刻，我还在浦东机场买了杯奶茶带上飞机，心说下次再喝到这种加了奇奇怪怪配料的奶茶恐怕要一年后了（当时疫情还没爆出来，没料到直到现在也没能回国......）。

从手机相册里翻出来的，我带上飞机的那杯奶茶。

回来后才发现，原来自己之前是一叶障目。我们这儿的奶茶店，就算说不上风起云涌，也是飘了那么几片浮云，刮了几场阵风的。

主要因为我已经搬离学校附近，周末才偶尔去逛逛，因而忽略了那一带的变化。从国内回来，嘴里网红奶茶的味道还没散，我才注意到原来这儿也早就不止那一家奶茶店了——几条街，走一圈十几二十分钟，就散落着四、五家奶茶专卖店，还不包括兼卖奶茶的餐馆和甜品屋。我刚在国内喝过的各种网红奶茶，这些店都有。

接下来这一年，不知是因为我开始关注了，还是奶茶确实更受欢迎了，总之，我发现奶茶店几乎遍地开花。不光在我常去的学校附近，还有市中心的中国城，其它一些华人聚居的地方，某些繁华或不怎么繁华的商区，都能看到“Boba”。

前天看新闻，说上周六一家新的台湾奶茶店开张，居然吸引了数百人排队。上周六，我们这儿的温度大概也就摄氏4、5度。有那么多人愿意为了买杯奶茶站在寒风里，简直不可思议。是这家店也学国内请人造势？还是奶茶在美国的影响力真的到了这个程度？

昨天我正好有事经过那附近，就去瞅了一眼。工作日下午，街上行人寥寥，不打眼的小店门前却聚集了20多个人。不少人一买就是几杯，有个姑娘一个人提了7杯走。看来之前排大队的新闻不夸张。

​昨天经过这家奶茶店门口，拍了张照片。

听口音，在这儿等着买奶茶的也不再是留学生居多，不过大半仍是东亚面孔。​樊嘉扬在她的文章里说，奶茶店是亚裔青少年聚会聊天的首选场所，Instagram上po手拿奶茶的照片也是亚裔姑娘们的标志。Facebook的某个亚裔群组里，大家公选奶茶是亚裔的象征物之一。

当然，也有很多亚裔不开心，认为这是又一次对亚裔印象的刻版化，只不过戴眼镜做数学题的形象变成贴韩国美甲片手拿奶茶的形象而已。何况奶茶是一种商品，为什么用某种商品定义某个族裔的文化形象？为什么让其它人看到奶茶就想起亚裔，看到亚裔就想起奶茶？

反正，美国长大的亚裔孩子们，心里总是矛盾。想彻底融入，又怕彻底融入；想保留自己的独特性，又怕保留自己的独特性。连喝一杯奶茶，既觉得它是某种身份认同，又不愿别人把它视作自己的身份认同。

倒是我这样后来才过来的，没这种纠结。爱喝奶茶就喝，爱在门口贴福字就贴。春节要吃鱼吃八宝饭热热闹闹，而万圣节圣诞节那么好玩，当然不能错过变装发糖装饰圣诞树的机会。P大的事，个人爱怎么就怎么，哪会扯到社会、文化、身份上？​

而且嘛，我看奶茶完全有走出亚裔圈子的潜力。樊嘉扬说以她的观察，喝奶茶的主力军是亚裔青少年；其它族裔的人不习惯这种口味，很多人买了喝一半就放着。我不觉得是这样。

比如昨天我去的奶茶店，排队人群大概亚裔占70%，其它颜色头发和眼睛的人30%。那家最老的奶茶店，我每次去都能看到不少非亚裔青少年光顾。翻一翻网上评价，很多非亚裔顾客都给奶香浓郁、甜蜜软糯的“Boba”打出了高分。

奶+茶+糖+各种配料，人类喜欢的高脂肪、高热量、高甜度和咖啡因一样不缺。要说是臭豆腐或者皮蛋，可能确实没法让所有人都爱；但奶茶满足人类天生对口味和热量的追求，不可能只有亚裔才喜欢。

​奶茶，只是再需要一点时间，让更多人熟悉它。就好像汤浓味厚的日式拉面，重口味+高热量的组合，一旦打入欧美就风行至如今。我甚至默默觉得，奶茶说不定会是继日本的Anime和韩国的K-pop之后，东亚文化对西方青少年的又一次输入。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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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1 2021 为什么印度人和非洲人对新冠病毒不感冒？

 The Covid Conundrum

by

Siddhartha Mukherjee

好巧！就在拿到这期杂志的前两天，我还在跟人讨论过：为什么很多非洲国家居住环境差，医疗条件不好，新冠疫情反而没发达国家严重？翻开本期《纽约客》，第一篇文章正好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本文作者Siddhartha Mukherjee（名字太长，后面简称为Sid好了…）是一位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医生和作家。他撰写的医学科普书籍曾获得过普利策奖。最近一年多来，《纽约客》刊登的好几篇有关新冠的科普文章都出自他的笔下。

Sid和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的疑问来自于亲身观察。他在印度有很多亲戚朋友，其中不少是7、80岁的老人。按理说老年人最容易为新冠所害——美国60%的新冠死者都是75岁以上的老人。但Sid认识的印度老年人，即使得了新冠，也都渐渐自我康复，没有一个严重病例。

Sid还联系了他在孟买的医生朋友。孟买的达拉维是全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上百万人挤在层层叠叠的简易板房里，绝对是各种病毒肆掠的乐园。如果按纽约的新冠死亡率推断，达拉维应该至少有3-5000人死亡。

所以，孟买政府也特别重视，专门为达拉维建了个临时医院。但直到去年秋天，这里因新冠死亡的人数只有几百人，不到预测的十分之一。临时医院用不上，最后关闭了。

达拉维密密匝匝的贫民窟房屋。

Sid从尼日利亚的一位医生朋友那儿也听说了类似的情形。这位医生负责管理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的新冠临时医院。本来大家都以为，像过去发生在非洲的那几场传染病一样，新冠会让死者满大街。但实际上，入院患者几乎都是无症状或轻微症状感染者。这家临时医院最后也关闭了。

这事儿，实在太违反常规了！一般而言，传染病致死率肯定是低收入国家高，发达国家相对较低，新冠却打破了这个铁律。印度，13亿人口，医疗系统和基础设施都千疮百孔，死亡率只有美国的1/10。 尼日利亚，2亿人口，死亡率竟然不到美国的1/100。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曾纳入各种变量，建立了一个预测各国新冠死亡人数的模型。对发达国家，模型预测基本正确，但当它套用到许多南亚和非洲国家时，预测结果和真实情况就出现了极大偏差。

比如说，巴基斯坦的人口2.2亿，模型预测将有65万人因新冠死亡，但巴基斯坦报告的死亡人数只有12000人。模型预测科特迪瓦将有52000人死亡，但到上个月为止，这个非洲小国只报告不到200人死于新冠。

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是非洲第二大城市。疫情开始后，这里生活一切如常，没有多少人戴口罩，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的说法，但疫情却并不严重。

这是为什么？难道新冠病毒也嫌贫爱富，顺便给全世界的医学专家出个难题？​Sid采访了一大圈专家学者，得出了以下几个可能（但不一定正确）的答案。

首先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年龄和人口结构了。自30岁开始，年龄每增长8岁，因新冠而死亡的概率就增加一倍。印度人的平均年龄是28岁；而被新冠侵袭惨重的意大利，人口平均年龄是47岁。

但年龄不能解释所有问题。比如说，墨西哥的人均年龄和印度差不多，两国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也只差1-2个百分点，但墨西哥的新冠死亡率却是印度的10倍。而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预测模型已经把各国的年龄、人口结构等变量考虑在内，结果依然不准。

也有专家认为，低收入国家报告的死亡率不准确。很多低收入国家没有在人群中做大面积检测，人们为了保住工作和正常生活，也有可能隐瞒自己的病状。这些人死后，他们不会被归类为新冠死者。

比如说赞比亚。它报告2020年新冠死亡人数只有不到400人。但研究人员分析了赞比亚的364名死因不一的死者尸体。他们发现，其中70名死者都有感染新冠病毒的痕迹。这70人中，又有44人的尸体带有明显症状，表明他们生前曾经咳嗽、发烧、气短。但这么多人里，只有5人活着的时候检测过新冠病毒。很显然，赞比亚的新冠死亡数据不准确。

但是，即使低收入国家报告的死亡率不准确，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它们的新冠疫情更轻。不论是印度还是尼日利亚，普遍出现的情况是，即使人们感染了新冠，症状也更轻微，不太会发展至死亡。

于是，有些专家试图从人体免疫力的区别来回答这个问题。

人体免疫力和两种细胞有关，一种叫B细胞，一种叫T细胞。当它们对某种病原体产生免疫反应后，便会携带着对这种病原体的记忆。当病原体再次出现，它们的记忆就会被激活。

一组研究人员在新冠期间采集人们的血样，研究其中的B细胞和T细胞对新冠病毒的反应。为了进行对照实验，他们还使用了另一组疫情发生很久之前就采集好的血样。按理说，这些血样不应该对新冠病毒出现任何反应。但让大家大吃一惊的是，对照组血样中有40%的T细胞都对新冠病毒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反应。

可能的假设是，T细胞通过某些特定的特征来辨识病原体。而新冠病毒和以前流行过的其它冠状病毒有相似特征，T细胞认出了这些特征，就产生了相应的反应。

有个故事或许可以为这个假设背书。意大利的一座小岛几年前曾大面积流行过一次呼吸道感染疾病。这次疫情来袭后，全意大利都在疾病中挣扎，这座岛上的居民却神奇地逃过一劫。

另一组研究人员则发现，以前感染过其它冠状病毒的病人，即使感染了新冠，他们上呼吸机、进ICU和死亡的比例都比以前没有感染过其它冠状病毒的病人少。不过，这组研究的样本数量较少，没有排除其它干扰因素，所以结论不一定正确。

虽然对免疫力的研究还在探索中，但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国家新冠疫情明显轻微的原因。Sid的印度医生朋友就告诉他，大部分印度人体内已经存在各种抗体，而且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包括老年人也是如此。

即使如此，难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卫生状况相似，为什么印度人体内存有某种抗体帮助他们抵抗新冠，而大洋彼岸的墨西哥人体内就没有？同样都在非洲，为什么尼日利亚新冠疫情那么轻，而南非却那么严重？

【说到印度的卫生状况，又想起了我之前看过的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想要了解印度的话推荐看一下这套书～世界上有两个印度，其中一个，是奈保尔的幽暗国度】

Sid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来形容目前的局面。面对问题，我们都想找出唯一的答案，就像侦探小说，最后定有给出唯一的凶手。而新冠给我们带来的难题，却像是阿加莎奶奶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没有唯一的凶手，没有单一的答案。（这不算剧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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