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26 2020 不收钱，也不卖隐私的互联网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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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Wiener

前段时间Netflix出了一部纪录片《社交困境（The Social Dilemma）》，讲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公司怎么把用户的数据和隐私转换成商品和钞票，也就是“如果你没花钱买产品，那你就是被卖的产品”。

朋友圈里好几个人推荐这部片子，都说看完后恍然大悟，决定以后再也不给社交媒体当产品了。我倒觉得它没讲出什么新东西，同样的主题光《纽约客》过去几年就刊登过不少相关文章啦。而且相信那几位朋友也不可能逃脱“被产品”的命运——否则首先就应该告别微信朋友圈嘛。

总之，记录片的名字已经坦白道出，这事永远是个两难的困境。大部分人的生活早就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紧密交缠，不用这家的服务，也会用那家的产品。隐私被卖是肯定的，就看卖得多卖得少，卖得你自己认为值不值而已。

《社交困境》的宣传海报，“联系我们的科技也在控制我们”。

除非，有一些真正保护用户隐私的服务——比如这期《纽约客》介绍的Signal——能够成为主流，个人被产品化的命运或许才有可能改观。

Signal是一个端到端加密的通讯应用。通过它发送的讯息，不管是短信、视频、语音还是表情包，都只有发送者和接收者才能看到。就算中途被黑客或者政府部门截获，他们也只能得到一堆毫无意义的字母和数字。

​从一个只有极端在意隐私的偏执狂才用的小众通讯工具，Signal在几年时间内就发展成被《华尔街日报》推荐的主流产品。据说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参议院、欧盟委员会都用它。爱德华·斯诺登称赞它是“一种公共基础设施，而且是非常关键的基础设施”。

Signal的CEO莫克西·马林斯派克（Moxie Marlinspike）正是一个极端注重隐私、几近偏执的人。比如说，他拒绝向记者透露过多个人信息，而他所谓的个人信息甚至包括最基本的年龄、出生地和真实姓名。他只愿意说自己80年代初生于格鲁吉亚，莫克西是小时候就有的昵称。​

【维基百科上说他的真名是Matthew Rosenfeld，不知是否准确。】

马林斯派克，发型非常之可爱，哈哈。

和很多科技天才一样，马林斯派克从小被计算机、密码学和黑客文化吸引。高中毕业后他搬到旧金山，给一些电脑公司打工。那时候正是互联网被炒得最热乎的90年代末期，马林斯派克发现自己崇拜的黑客文化正渐渐被商业化。管它黑客也好，白客也罢（指建设网络安全系统的人），眼里其实都只有一种颜色——绿色（美元的颜色）。

所以，他辞掉工作去全美各地背包游，还迷上了航海（拿到了航海员执照）。与此同时，他靠自己的软件技能做各种项目，既为了维生，也为了兴趣。

2010年，马林斯派克和一位朋友在旧金山湾区成立了一家小公司，研发一系列手机应用。他们开发了两个专门为安卓手机设计的端到端加密通讯应用RedPhone和TextSecure，颇吸引了一些注重隐私安全的用户。不到一年，这家公司就被Twitter收购，马林斯派克被任命为Twitter的产品安全负责人。

但是，他不适应Twitter人事斗争复杂的文化，推崇的端到端加密技术也没被采用，Twitter甚至暂时关闭了RedPhone的服务。2013年初，马林斯派克放弃将近100万美元的股票，离开Twitter，成立了一家非营利组织。

回归自由后，马林斯派克利用RedPhone和TextSecure的开源代码重新开发加密通讯服务。他打算编写一个好用又简洁的加密协议，吸引各大互联网通讯平台主动把它放到自己的产品中。​

马林斯派克希望所有网络通讯产品都具备端到端加密功能，所有用户都能借此保护自己的隐私。2014年，Signal出炉了，它既是独立的通讯应用，也是一个可以放进其它通讯产品的加密协议。

Signal应用的广告，主要介绍说它是加密通讯，而且讯息在一段时间后会自动抹去。

​2013年底，他结识了通讯软件WhatsApp的创始人之一布莱恩·安克顿（Brian Acton）。WhatsApp被Facebook收购后，他和安克顿花了许多时间，想把Signal加密协议添加到WhatsApp中。

但这可不是Facebook收购WhatsApp的目的。正好相反，扎克伯格想把Facebook的目标客户广告系统结合进WhatsApp。要是WhatsAPP采用端对端加密通讯，那还怎么收集卖给广告商的用户信息呢？最终，安克顿离开了Facebook。

2018年初，马林斯派克和安克顿这两位想推行加密通讯，却先后在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受挫的人联合起来，宣布成立Signal基金会。作为基金会主席，安克顿为它提供了5000万美元无利息贷款。他们希望向所有人展示，即使没有风投和市场的激励，也有可能开发主流科技应用。

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Signal不需要让投资者看到快速回报，也不能被商业公司收购。它采取自愿捐赠的方式提供Signal协议给任何愿意在自己的应用中增添端到端加密服务的公司。Skype和Facebook在它们的私密聊天功能里都用了Signal协议，不过马林斯派克没透露这两家公司捐了多少钱。

马林斯派克说，Signal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普及端到端的加密通讯，而不是将这项技术作为商品出售。作为CEO，他的工资水平在科技界相当一般，少于Facebook员工工资的中位数。

这张可以看清楚他的发型：）

青少年时代的马林斯派克特别喜欢无政府主义理论，直到现在，无政府主义对权威的批评依然影响他至深。大部分科技公司愿意与政府合作，甚至乐于和政府一起开发项目，但马林斯派克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应该有政府和大公司对人们的大规模监视。

2016年，政府曾经要求Signal提供数据。而Signal只能提供某个电话号码创建账户的时间，以及它最后一次链接服务器的时间。它没有在代码中安插所谓的“后门”，所以不可能再看到任何其它内容。

加密通讯严密保护用户隐私，但不是每个人都赞赏它。有人谴责加密通讯给恐怖主义、儿童色情和其它各种犯罪行为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还有人认为它将导致谣言、骚扰、暴力信息的泛滥。

某些国家完全禁止使用端对端加密系统通讯软件，还有一些国家通过法律，要求科技公司必须在它的产品里设计“后门”，便于执法部门有必要时搜集信息。

马林斯派克自然反对以上种种说法。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们都应该有一些不想公之于众的事情”。在他看来，法律可以被操纵，哪怕最普通不过的行为或信息，某一天也可能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进一步，他经常举同性婚姻和大麻的使用为例，说人们有时候应该挑战法律，甚至持续参与所谓的“犯罪活动”，迫使法律变革、进步。要开展这样类似于社会实验的行为，隐私是绝对必要的条件。

他说，人们在网络上需要安全的私人领域，就和在生活中需要安全的私人领域一样——私人领域对人的自我认识和成长非常重要，比如说一个孩子在自己的卧室里锁起门，才可以自由探索自己的性别意识。

作为一家不收钱，也不卖隐私的互联网通讯平台，非营利组织Signal在众多硅谷企业中像是个异类，但马林斯派克却觉得这才该是主流常态。

大部分用社交媒体和聊天软件的人都自然而然接受一个前提假设，即他们发送的信息是私人的。​他们想要与朋友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照片，而不是Facebook，不是Google，更不是广告商。马林斯派克说，“某种意义上，我觉得Signal的尝试是让互联网回归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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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19 2020 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的功与过

 The King of New York

By 

Nick Paumgarten

covid-19疫情在美国仍未平息，随着秋意加深，甚至又开始新一轮反弹。这场持续了大半年的疫情暴露了某些人的无知与傲慢，但也给另一些人展现自我的机会。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就是后者之一。

几个月前，只要看CNN的新闻节目，就一定会看到科莫的面孔。他的弟弟克里斯是CNN晚间节目主持人，兄弟俩几乎晚晚远程连线，一来一往说得好不热闹。

​大部分媒体对科莫在疫情期间的表现都给予正面评价，《纽约客》这篇文章则更加全面地叙述了他的功与过，包括他本人的个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CNN的新闻连线，右边是安德鲁·科莫，左边是他的弟弟主持人克里斯·科莫。两人长得挺像的～

​虽然我个人感觉天天在电视上看到科莫的面孔（还有偶尔显露在他白色T恤下的乳环影子！）不是啥特别赏心悦目的事，但科莫在这场疫情中的表现之所以能获得大部分人的赞赏，正是因为他保持了与公众之间理智、公开、持续的沟通。

在纽约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期，他连续七个星期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科莫的发言既有条有理又能与大众共情。他大量引用科学数据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与白宫不着边际、尖酸刻薄的言辞形成了鲜明对比。

新闻发布会上戴着口罩的科莫。

科莫曾经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精于算计、能力超群、坚韧无情，从不掩饰自家野心的人。他甚至还有个绰号——虽然他自己极力抵制——叫做“黑暗王子（Prince of Darkness）”。他不是个亲民的政治家，就连身边人也不亲近，科莫的一位前助理形容他“天生自带社交隔离属性”。

这场疫情大大改变了科莫的形象。他在新闻发布会和电视采访中时常谈起自己的母亲、一度感染covid的弟弟克里斯，还有他的三个女儿。

​科莫描述自己周末的时候怎么给女儿做意大利面，怎么接待小女儿带上门的男朋友，一下子就拉近了和大众的距离，赢得许多人，尤其是女性的喜爱。现在，他的绰号从“黑暗王子”变成了“爱心州长（Love Gov）”。

科莫和他的三个女儿（中间那个好美呀！）

但当纽约州的疫情逐渐平缓，生活恢复正常后，回顾过去的几个月，人们对科莫的一些表现又开始质疑。质疑有两种，一种认为他用力过猛，另一种则认为他用力不够。

用力过猛的质疑集中在两点：一是他发布的全州范围居家令，二是他要求准备4万台呼吸机。有人觉得这是因恐慌情绪产生的过度反应。这种质疑还算好回应，有科研数据显示4万台呼吸机这个数量不过分，居家令也确实使疫情增长放缓，减少了死亡率。

但用力不够的质疑就不那么好回应了。这一类质疑也集中在两点：一是科莫的居家令是否下得太迟，二是他的政策是否导致了纽约州数千名养老院中的老人死亡。

疫情高峰期空空荡荡的纽约街头。

回顾纽约疫情的发展过程或许能为解答第一项质疑提供一点思路。纽约州在3月1日发现了第一位covid病人——一位从伊朗归国的医生。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和手套是过度反应，完全没料到后来的局势会如此严重。

对科莫来说，与纽约市长比尔·白思豪（Bill de Blasio）之间的较力是影响他疫情措施的重要因素。3月13日，科莫宣布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是否关闭当地学校。两天后，白思豪下令关闭纽约市的学校。3月17日，白思豪又放话说他正在考虑是否要发布全市范围的居家令。

科莫立刻否决了白思豪的提议。他说自己不会批准居家令，因为强制让人们呆在家里会带来恐惧和恐慌，造成比病毒更大的麻烦。暗地里，他也不满意白思豪抢在自己前面先提出居家令。据说过后有一些州政府官员专门开会研究，怎样能使科莫在宣布某种居家措施的同时显得并不是在跟风白思豪。

直到3月22日，纽约州已经发现了大约6000个病例后，科莫才发布了“暂停令”——和居家令是一回事。​当时加州等地虽然病例比纽约州少得多，但早就发布了居家令。哥伦比亚大学的传染病学家估计，居家令延迟一周发布，导致未来两个月内纽约市内的死亡病例增长了五倍。

科莫和白思豪的较力一直在继续。就在这个月，纽约市某些社区的疫情出现反弹，白思豪在没有与州商量的情况下就宣布了一些遏制措施。第二天，科莫就否决了这些措施，代之以他自己的方案，虽然这些方案和白思豪的原措施相比只有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变动。

科莫和白思豪共同在新闻发布会上。

那养老院的死亡问题又是怎么回事呢？3月25日，科莫发布了一项建议令，要求养老院不能拒绝患病的老人或者有症状的老人从医院转回养老院。他解释说这是为了让医院的床位空出来为可能的疫情大爆发做准备。

结果，用科莫自己的话来说，疫情在养老院的传播情况就像“干草着了火”。到6月中旬，全纽约州的养老院有6000多名老人因covid死去，大约占全州总死亡病例的四分之一。

虽然养老院大部分由私人管理，但都需要接受州政府监督。很多养老院工作人员抱怨资源不足，认为政府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医院上，忽视了养老院。

科莫则回应说，他发布的建议令与疾控中心最开始的指导政策吻合，避免了患病老人受到歧视。喜欢摆数据的他特别强调了一个数据，就是养老院死亡病例与所有死亡病例之比——纽约州在这一项上的排名是全国最低的。

7月份，纽约州卫生部门又发表了一份报告，说数据研究显示，早在3月25日的建议令发布前，病毒就已经在养老院中扩散开来，所以重新入院的老人并不是造成病毒肆虐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份报告没有打消人们对科莫的质疑，现在包括和他同属一党的民主党议员也要求对这件事再次进行调查。

不管如何评价科莫在居家令和养老院上的决定，纽约州的严峻疫情最终确实在他的领导下逐渐缓和。调查显示，70%的纽约人赞同科莫在疫情期间的表现。

当然了，科莫也将此当作自己的政绩不遗余力地自我宣传。今年6月底，他专门为一座纪念雕像举行了揭幕仪式。这座看起来像大山的雕像是根据他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展现的死亡率曲线图制作的。

科莫向媒体展示这座如山的死亡率曲线雕像

几周后，纽约州政府又发布了一张海报。海报同样用山来表现纽约州疫情的发展过程，增添了许多有趣的细节，还引用科莫的话作为标题。这个月，科莫即将出版一本记录自己应对疫情行动的新书。

有不少人认为，科莫有志于在2024年竞选总统，虽然他在与弟弟克里斯的采访连线中坚决否认这个说法，说自己从未打算竞选总统，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

这话多半当不得真。我想要是哪天科莫真站到了总统竞选台上，他在疫情期间的这段功过一定将被人们反复审视、讨论与评说，或许还是决定他能否胜选的决定因素呢。

但真实的世界不像电脑可以模拟千百种情景，反复一次次重新演算。事情已经发生，决定已经做出，不管再怎么回头审视，恐怕也很难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

科莫发表的这张海报，仔细看画中细节都满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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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12 2020 林肯计划：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人

 Right H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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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ge Williams

上周末偶然瞟到特朗普发推说，共和党内对他的支持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96%。不知这是他从哪儿找来的数据，不过就算是96%吧，那也还有4%的党内成员反对他。依照“有3%的反对者就能改变现状”的流行说法，这4%的共和党人或许将在下个月的大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呢。

本周《纽约客》就介绍了一些反对特i朗普的共和党人以及他们的组织——林肯计划（Lincoln Project）。林肯计划是一家所谓的“super PAC”，即“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是募集资金支持候选人或政党的非营利组织，但资金的募集和运用受法律限制。而super PAC可以无限制地接受公司或个人捐款，并且无限制地将捐款用于和选举相关的活动中。

但super PAC的不受限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捐款得来的资金只能运用于其本身的活动，它不能直接与候选人或政党合作，也不能用捐款直接资助他们。

林肯计划网站首页写着要让“违背对宪法发的誓言以及将其它利益放在美国利益之前的人”负起责任。

林肯计划这个super PAC由几位资深共和党人成立，每个人都颇有几项拿得出手的履历：

Rick Wilson曾为纽约前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和小布什的副总统迪克·切尼工作；

Steve Schmidt是老布什当政时期的白宫官员；

Reed Galen曾负责加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的竞选；

John Weaver是麦凯恩竞选总统的负责人；

Stuart Stevens是2012年罗姆尼竞选总统的战略总负责人；

George Conway是一位资深律师，他的妻子Kellyanne曾担任白宫高级顾问。

林肯计划的大部分成立者年纪在50-60岁之间，进入政治这个行业正值里根总统时期。他们被里根的乐观精神所吸引，赞同他提出的政府应该对财务负责的说法，从而加入共和党。​

他们都不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支持个人自由，赞成一个人爱信什么宗教就信什么，爱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他们赞同有责任的拥枪制，拥护审慎的外交干涉政策，对军人十分尊重。

其实共和党的主流思想本就如此，但特朗普上台以后，它走得越来越偏，越来越右，与里根时期相比好似换了一幅面貌，更别说第一位共和党总统林肯领导的那个党派了。

林肯计划的几位成立者。

林肯计划的几位成立者都曾以出书、发推特、写评论和上电视等形式反对特朗普。去年秋天，他们决定联合在一起搞点大的。12月17日，几位成立者联手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宣布林肯计划的目标是劝说保守主义者、共和党人以及共和党支持者不要给特朗普投票。

让拜登当选并不在林肯计划的目标范围之内，他们只想击倒特朗普。假如在这过程中让民主党得了好处，成立者们认为也是可以接受的让步，因为民主党上台也比特朗普把美国搞得一团糟要好。​

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使出的主要手段是花样百出的竞选广告。自一月份以来，林肯计划已经制作投放了超过100条广告，仅在YouTube 上就收获了1.4亿观看量。

针对不同的目标观众，林肯计划精心策划了不同的广告内容。比如在一条题名为“后悔”的广告中，一位著名喜剧演员数落了一长串特朗普的缺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自恋…….这条广告目的在于让共和党支持者意识到特朗普会对国家和政党造成危害。

1984年，里根竞选连任时曾推出一条名为“美国的早晨（Morning in America）”的竞选广告，展示在他任期内经济的复苏和人民生活的幸福。今年5月，林肯计划也投放了一条广告“美国的哀悼（Mourning in America）”，旁白和结构让人似曾相识，但展示的是破烂的房屋、患上covid-19的病人、领失业救济的长队。

这条广告意在告诉中老年共和党支持者，现在的共和党已经不是你们以前支持的那个党派了。特朗普被“美国的哀悼”刺激得连发好几条推特大骂不已，反倒让它更火了。广告播出后不久，林肯计划就收到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捐款。

视频上传不方便，贴一些林肯计划发布的漫画吧，基本不用解释看图就懂。

还有一类广告的目标观众只有一个人——总统本人。比如一条名叫“缩水”的广告直接对特朗普说，他吹牛万众支持的竞选集会其实“比预期的规模小很多”。林肯计划通常在总统最爱看的电视节目中间投放这类广告。每次特朗普在推特上骂林肯计划，大家就知道他多半是又看到给他一个人制作的广告了。

林肯计划的成员觉得民主党招数乏力，打不到能让共和党支持者心里一动的那个点，而他们的广告总是采用共和党支持者们最熟悉和喜欢的语言。比如在一条名叫“背叛”的广告里，一位前海军陆战队员说自己反对堕胎、支持拥枪、看不起特朗普：“任何有脊梁骨的统领早就该把某些俄国人的屎踩出来了……特朗普就是个懦夫”。

他们也不介意用和特朗普一样挖苦贬损的语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上个月他们刚推出了一条打击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林赛·格莱汉姆的广告，名叫“寄生虫”，直接把格莱汉姆比喻为一条依附在特朗普身上的寄生虫。

林肯计划采取了一个叫做OODA的战术——观察（Observe）、定位（Orient）、决定（Decide）和行动（Act）。这个战术的要诀是快速反应，打击敌人痛点。计划成员自诩是研究特朗普的“人类学家”，一直积累总统的相关资料，时时关注他的行动，甚至提前预测他可能会犯什么错。

除了在电视上投放广告，他们攻占了特朗普最爱的领地推特，成立了一支快速反应小组，每天24小时泡在网上，一旦发现新的热点就马上跟进。现在林肯计划的推特账户有230万粉丝，已经逼近共和党官方账户的粉丝量。

今年6月，特朗普在西点军校集会时，走下坡道和端水杯喝水的行动显得有些虚弱，林肯计划立刻在推特上发布了特朗普过去所有身体状况不佳的片段剪辑视频。这条视频很成功，在下一次的集会上，特朗普不得不花时间向大众证明自己有能力走路和喝水。

上个月，《大西洋周刊》报道特朗普把在一战中死亡的士兵叫做“傻蛋（suckers）”，引起一片哗然。林肯计划也立刻推出一条视频，汇集剪辑了历年来他贬低军人和军队的发言。

从去年12月成立到今年6月底，林肯计划已经募集到了2000万美元。​成员们预计，到大选之前他们可以筹集7000万美元资金。虽然不比基础雄厚的super PAC募集的多，但这笔钱已经大大超出了成立者的预期。捐款人包括好莱坞明星、政治家和企业家，但最主要的还是普通百姓——超过40%的募捐都是250美元以下的小额捐款。

林肯计划的宣传图：“美国或特朗普，你只能选一个”。

传播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对竞选广告的效果有争议，不少人认为区区几条广告很难改变选民的意愿。林肯计划的竞选广告以及网络攻势能达到成立者们的目的吗？不等到大选结果出炉，谁也没法回答。即使特朗普输了大选，也很难衡量林肯计划究竟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

但许多旁观者还是给予林肯计划高度评价。无论计划是否有效，它至少让大家知道还有一些共和党人愿意反对特朗普。

最重要的是，无论政治或党派，​计划成立者们的作为是每个人在自己从属的组织里都应该有勇气去做的一件事——质疑权威，质疑上级，质疑领导，质疑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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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5 2020 总统生个病，历史拐个弯

 Presidential Illnesses Have Changed The Course of World History

by

Robin Wright

上周五，特朗普因为感染covid-19被送进了医院。整个周末，各大媒体都在乱纷纷报道总统的病情进展。虽然医生说他今天就有望出院，但媒体们还是派出了旗下最好的记者，提前写好讣闻，以防万一情形生变就可即时发表。

特朗普当然不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任期间患病的总统。有历史学家统计，大约一半的美国总统任期内都患有身体或精神上的疾病。第一位总统华盛顿在1789年就职时是个半聋子，嘴里只剩一颗牙齿，还患有不育症——幸好这些毛病不影响工作。

大部分身患疾病的美国总统都尽力掩盖自己的症状，甚至有时候连副总统都要瞒，害怕留下虚弱的印象，动摇经济和民众信心。（特朗普也一样，才在医院待了两、三天，他就连续发布摆拍照片和视频，还坐车去外面逛了一圈——这绝对是他的典型作风，引来了不少批评。）​

直到1981年里根总统被枪击之后，美国总统的健康情况再也没法在小圈子里遮遮掩掩了。大众要求总统以及总统候选人的健康情况必须公开透明。现在，公布总统每年的体检报告已经成为白宫的常例。

特朗普这场病将对美国目前的局势、下个月的选举，以及整个世界造成什么影响，现在还不好说。这篇发表在http://newyorker.com上的专栏文章回顾了上个世纪两位在任期间生了重病的美国总统。历史学家相信，他们的病情很可能让世界历史拐了个弯。

特朗普摆拍的医院工作照，被人发现他是在白纸上签字...

第一位是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他从1913年到1921年担任美国总统，正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9年4月，当他在巴黎与欧洲各国领袖协商一战结束条款时，威尔逊染上了当时蔓延全球的西班牙流感。据说总统发起了高烧，呼吸困难，还出现了幻觉。即使病情好转后，他还是常常感到头晕脑胀。

​威尔逊的这场病几乎让持续了六个月的和平谈判散了架。拖着虚弱身体再次回到谈判桌前的他无力参与长久争论，放弃了原本的很多坚持。

威尔逊本来不想让德国因为发动战争付出太高代价，还打算提议允许德国建立一个自主的共和国。另一方面，法国希望获得高额的战争赔偿，并且要在法德之间建立军事缓冲区。

最后达成的凡尔赛条约几乎都按照法国的意愿，对德国的处置非常严厉。条约带来的后果煽动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造就了希特勒的崛起，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

1919年4月，在巴黎协商的四位大国领袖，由左至右分别是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意大利的维托里奥·奥兰多、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以及伍德罗·威尔逊。

从巴黎回到美国的威尔逊依然非常虚弱。1919年9月他又中了风，左侧身体瘫痪，几乎没有能力工作。妻子伊迪丝私下成为了真正的总统，代替他处理事务，直到1921年总统任期结束。

威尔逊曾向国会提出要建立一个类似联合国的组织，但虚弱的身体状况让他无力进一步发挥，最终国会也拒绝了他的提案。有历史学家认为，假如威尔逊的提案能够通过，在当时建立起国际合作组织，或许后来的世界会完全不同。​

伍德罗·威尔逊的标准照。

威尔逊经历了一战，而另一位在任期间患病的美国总统则经历了二战。他就是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从1933年到1945年在任。

罗斯福在1921年就因为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担任总统。在公众面前，他通常由助手或儿子搀扶着站立，所以大多数美国人在罗斯福生前都不知道总统竟然是个瘫子。

1945年2月，距离罗斯福去世只有两个多月。那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十分恶化，心脏虚弱，血压高达260/150。但他仍然乘飞机跋涉6000多英里，前往克里米亚海岸边的度假胜地雅尔塔，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

罗斯福对这次会谈非常看重。​二战即将结束，三个大国将商议新的国际秩序，为以后的世界画出蓝图。最终出炉的雅尔塔协定同意分管德国、建立联合国，给予苏联部分亚洲地区的管理权。

罗斯福最关心的是如何处理刚从纳粹统治下解放的东欧国家。在协定中，三位大国领导声明将允许这些国家建立民主政府，帮助他们尽快进行选举。斯大林特别答应让苏联军队解放的波兰选举，而且允许非共产党员参加。

罗斯福对雅尔塔会谈的结果非常满意。回国后，他在国会发表讲话说美国与莫斯科达成了一致协议，同盟国从没有过这样紧密无间的合作。

雅尔塔会议上的三国领导人。

可惜斯大林并没有遵守规定。一个月后，他就在波兰首都华沙建立了一个由苏联红军控制的共产主义政府。罗斯福感到了被背叛的愤怒，他对助理说不要再和斯大林打交道，因为这人破坏了自己在雅尔塔许下的每一个承诺。

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说，在雅尔塔的时候他就发觉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影响了谈判。当协商拖得太久时，总统会非常疲劳，没法像以前一样固执己见。他认为，如果罗斯福身体好一些，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更清晰明了，更有约束力。

4月12日，罗斯福因为脑溢血去世，他一直没来得及告诉副总统杜鲁门有关雅尔塔会议的详情以及那些没有写在纸面上的约定。

​杜鲁门就职时，甚至连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继续无视雅尔塔协定。波兰的选举被推迟了，非共产党员不仅不能参与投票，数千人还被关进了监狱。

美苏冷战的种子就此种下，并生根发芽，波兰成为美国与苏联对抗的前线。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定义了美国的世界观，也定义了世界。

1941年，罗斯福坐在轮椅上的照片。他怀中抱着爱犬法拉，旁边小女孩是医护人员的女儿。

特朗普的病情或许不及以上两位总统严重，当下的世界也不是两次大战时候的那个世界，但今天的美国社会同样问题重重、甚至矛盾更加尖锐，更加两极分化；今天的世界同样纷争不断，甚至局势更加复杂。他的病会让历史再拐一次弯吗？Who knows？

【刚好写完这篇的时候，看到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他周一晚6:30出院，让大家不要害怕covid-19，说现在自我感觉比20年前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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