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翻译本期《纽约客》双周刊上的小短文。
果然最多人想看的，还是关于中国的这篇。作者珍妮弗·伊根(Jennifer Egan)是美国女作家，她的小说《恶棍来访（A Visit From the Goon Squad）》（另有一个中文译本名为《时间里的痴人》）曾获2011年普利策奖。
【我没看过伊根的书，上网搜她的资料，发现中文简介里写她是“苹果教父史蒂夫•乔布斯一生最爱的女人”。看维基百科只说她曾在大学时期和乔布斯约会，乔布斯帮她装过一台电脑，如此而已。现在的营销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这篇《硬座（Hard Seat）》写的是伊根1986年来中国旅游时的故事，当时她24岁，正在剑桥大学念硕士。在西方人眼中，彼时的中国刚刚对外拉开帷幕，陌生而神秘；而在中国人眼中，背着背包、金发碧眼的“老外”该是同样的陌生和神秘吧。
硬座
by 珍妮弗·伊根(Jennifer Egan)
1986年，刚满24岁的我独自一人在中国旅行。我本来有个旅伴，可她过于郁闷，半途就放弃了这次旅程。
从她第一天在香港等我到来那时候起，一切就都不对劲了：她住的青年旅馆位于一幢满是小作坊的大楼里。在那儿，她的皮包被老鼠咬开了洞，因为她剩了半块奶酪在包里。
进入中国大陆的地界后，她的精神才振奋起来。我们乘坐渡轮来到满是茶室和阳光花园的广州，在一家干净的旅店里租了单独的床位。像当时中国的许多旅店一样，这儿有一层楼都是宿舍式的房间，专门提供给“旅游者”。
“旅游者”算得上是许多旅店同舍友的职业。这些人在亚洲已经游荡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自己轻率又愚蠢。
朋友和我都在英国上学，她读本科，我是研究生。因为那时香港仍属英国管辖，所以在我们心里，中国大陆似乎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在我想象中，这里是另一个世界，但仍是我可以理解的地方，就像奥兹国、纳尼亚或爱丽丝的仙境。我们都有过在欧洲背包游的经历，于是便计划像游法国或意大利那样“游”中国：在西部转一圈后前往北京，再一路沿着海岸线去上海——这一切都要在几个星期之内完成！
唉，真够自大的。我那时年轻、只会说英语，对中文的了解只有从数字1数到10。而在广州，你看不到一个英文单词，甚至一个字母，更不用说英文品牌名称了。
为了买去昆明的火车票，我们只能求旅店的人帮忙在一张纸上写下“昆明”两个中国字，然后将这张纸和钱通过老鼠洞一样的小窗塞给售票员。到手的车票有好几页纸长，看上去复杂得让人有不详的预感。
因为不想把钱花在非必需品上，我们买了硬座票。结果，对大部分人来说，在拥挤的列车上，“硬座”就等于“无座”。当我们正掂量着要站上一夜的可怕前景时（车厢里每一寸地方都塞满了乘客），一个乘务员注意到我们并大吼起来，意思很明显：我们不能待在儿。
跟着乘务员的助理，我们穿越过好似无穷无尽的车厢。这些车厢宽敞而暗淡，让人想起老电影里的东方快车。我们付钱升级到了软卧，发现去昆明不只需要一个晚上，而是三个晚上。在中途要换一次车，还在一个我们从没听说过的城市停留好久。
终于到达昆明。这儿满城遍布结构精巧的木屋，简陋的小院中传来做饭、唱歌和孩子戏耍的声音。和如今我在网上搜索“昆明”时跳出来的那座充满玻璃混凝土的城市完全不一样。
当然了，已经过去了三十三年，那时我们遇到的身穿蓝色中山装、踮着变形的小脚颤巍巍在昆明大街上行走的老太太，应该老早就不在了。
昆明的大街上汽车很少，黑色的自行车成群结队。这儿的西方人就更少了，不管我去到哪里，年轻人都拥上前来触碰我金色的头发，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问我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
三年后，当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我不禁回忆起他们那充满希望的急切面庞。不知当士兵开火时，他们中是否有人正在那里。
下一站是成都。去那儿，我们得在火车上待更多个夜晚。火车在浓稠的黑暗中穿行，偶尔几星沿途村落的灯火，模糊了那一片浓黑。
到了成都，我俩都觉得累极了。精疲力尽的朋友买了张去北京的机票，直接回了家。我在一家旅客宿舍里发着烧躺了好几天，才有力气骑着自行车探访成都。
之后，我独自去了西安、洛阳，最后是北京。如果你觉得这行程听上去还满厉害的，那你就错了：那些“硬核”旅游者可是从成都悄悄溜去了西藏呢。
一位美国医学生告诉我，她把长发挽进帽子，打扮成喇嘛的模样，坐着公车在西藏边界旅行。在那儿，她受到真正喇嘛的欢迎，住进了他们的寺院。
她不管不顾地获得这般成就，让我很是烦扰。要怎么做，才能像她一样酷呢？
在北京，我遇见了一位《中国日报》的记者，他告诉我一处少人问津的佛教洞窟。我坐了将近一天火车——这次可是硬座，终于到了一座太遥远，太不起眼，以至于连旅店都没有的小镇。
那天我在一家“宾馆”，或者说是客栈过夜。离日出还有好一段时间，大喇叭广播的起床乐就已经回荡在暗沉沉的街巷中。我乘上一辆大巴，车里满载睡意朦胧的当地人，看上去像是早起去干农活的。
太阳升起后不久，我到了那处洞窟。悬崖上东一个西一个布满了窑洞，依稀能看到佛像的造型。一架竹制脚手架立在一旁，我一边往上爬，一边激动不已。终于，我能看到一些真正稀罕的景象了——在未来生活中，我一定会时常满怀惊叹地回忆这一幕。
但是，我不记得那些佛像长什么样了。我只记住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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