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28 2018 遇上一个人，生活就变了模样

Framed by Jennifer Gonnerman

始建于1941年的Ida B.Wells Homes是芝加哥第一个为黑人家庭建设的住房项目。随着预算的削减和管理的疏失，到1970年代后，这里渐渐成为了暴力和毒品泛滥的贫民窟。

Clarissa和丈夫Ben及他们的三个孩子就住在这里。Clarissa在外工作，有犯罪前科的Ben留在家照顾孩子。

2005年，负责Wells Homes片区的刑警Watts以藏毒罪逮捕和起诉了他俩。

Watts也是在Wells Homes长大的黑人，他俨然就是地方一霸。有许多人投诉，他和他带领的刑警队无中生有捏造罪名，但无人相信。

Clarissa和Ben说自己没持有任何毒品，但相对于有前科的Ben，法庭自然采信了刑警Watts的说法。最终Ben被判入狱18年，Clarissa获得了缓刑一年的机会。

此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Clarissa做出了各种努力。她一次又一次的寻求律师帮助，向各种渠道投诉，协助FBI招募线人，同时一手养育了三个孩子。

2012年，Watts和同事从FBI假装成毒贩的线人那里偷了5200美元，因而锒铛入狱。因此，Ben于2015年被允许提前出狱。同时，芝加哥开始反思过去的判刑，许多同样称自己是被警方陷害的人都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Ben终于和Clarissa及孩子们重逢了。Wells Homes已经在2011年被拆除，他们搬进了新家，Ben在一家包裹公司找到了工作，一切看起来终于走上了正轨。

但是，生活总是不像童话故事“They live happily everafter”那么美好。今年4月，Ben再次因向警方线人提供毒品被逮捕，他被指控4项罪名。

在法庭上，因为Ben公司老板的求情信和Clarissa的保证，Ben被允许保释。但他依然面临着每项罪名最高30年的惩罚。

这个故事在《纽约客 》网络版上的标题叫“How One Woman’s Fight to Save Her Family Helped Lead to a Mass Exoneration(一个女人拯救家庭，最终引起了一场大型免罪运动)”。

作者对Clarissa字里行间不乏赞赏，对芝加哥的警察制度和贫民住宿不无批判，但我读到的却是其它的东西。

Clarissa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在一家侦探社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家里有一栋三层楼的房子。

Clarissa在夜校里结识了Ben并开始和他约会。在还差一个月满20岁的时候，她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随后两年又连续生了两个孩子。

在第三个孩子出生前，Ben因为试图开枪打人被判服刑四年。Ben出狱后，Clarissa拒绝了家里的经济援助，搬到了Wells Homes和他住在一起。

我不知道该说这就是命、就是缘分、就是无药可解的爱情或是怎样。只是觉得，如果没有遇见Ben，Clarissa现在的生活应该好得多，应该不必和监狱打交道，不必为狱中的丈夫苦撑10年。

偶然碰上一个人，就改变了她的生活。在故事中，Clarissa成了英雄，但是这又怎样呢？

May 28 2018 弹劾Trump，值得吗？

The Impeachment War by Jeffrey Toobin

似乎从去年开始，我就时不时能在电视上看到号召弹劾Trump的广告。CNN每天连篇累牍的报道Trump的荒唐事，从通俄门到艳星门，从开除James Comey到清扫国家公务员中的“disloyal”派（上周和本周的《纽约客》都有文章讲到类似故事），我几乎都有点奇怪竟然还没人提出弹劾。

今天一看这篇文章才知道，哦，原来早就有人提出了，只是支持者寥寥。

众议员Al Green两次提出了启动弹劾总统程序的动议，两次分别以364-58和355-66的票数被拒绝。

这个票数说明，即使在民主党内部，支持弹劾Trump的人也不多。为什么？对Trump的评价两极分化，作为反对者的民主党应该恨不得早把他拉下马才是。

美国宪法第二条规定弹劾总统的条件是他犯了“叛国、贿赂或其它危害国家的重罪和轻罪（Treason, Bribery, or other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需要首先由众议院投票决定是否启动弹劾程序，再由参议院投票表决是否通过弹劾案。至少三分之二的参议员同意弹劾才算成立。

因此，如果只是由于政治理念和行为上的不合，即使总统的做法与多数派政党的想法背道而驰，也没法因此而提出弹劾。

不过，在美国历史上，被弹劾的总统只有两位，而这两位之所以遭到弹劾，其根本原因还是另一派政党想将他拉下马。一位是19世纪中期的安德鲁·约翰逊，他在参议院投票中以一票之差被宣告无罪。另一外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比尔·克林顿了，他同样被认定为无罪。（还有一位尼克松在正式弹劾启动之前就主动辞职了。）

约翰逊的例子比较久远，克林顿的前例则历历在目。当时共和党希望在克林顿作伪证一事上大做文章，也获得了不少美国人的支持。但弹劾案繁琐耗时，公众的注意力却转瞬即逝。最后弹劾不仅没有成功，共和党还丢掉了不少议院席位。

因此，众议院少数党领袖Nancy Pelosi及大部分民主党人认为，弹劾总统只有在两党意见几乎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功，否则只会落得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

所以，弹劾Trump的那一天至少目前还不太可能到来。不过，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弹劾广告发布者Tom Steyer，已经在全美巡回进行了许多场于此有关的演讲。

如同Trump诉诸于极右派和那些被遗忘的人群一样，Steyer想要打动的是极左派和另一群同样被忽视的人群。究竟会否弹劾并不重要，他在发布广告和巡回演讲的过程中已经捞到了想要的政治资本。

Trump到底有没有做他被指控的那些事，大概也并不重要。弹劾Trump值得吗？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人，无非也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选择立场，这就是政治的本来面目吧。

May 21 2018 我是受害者，我可以在法庭上说出自己的心声吗？

不知为啥，看到本期封面上的Trump，第一反应竟然是“蛮可爱的”，哈哈，大头娃娃的感觉。

Sirens in The Night by Jill Lepore

我是受害者，我可以在法庭上说出自己的心声吗？在看这篇文章之前，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会想也不想地回答“当然”。看完这篇文章后，我有点儿不确定了。

（插句话，我很喜欢这种文章，可以冲击自己原本以为理所当然的想法。虽说一个人的三观要稳定，但永远一成不变的观点看这个世界岂不是很无趣？）

1995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市中心的艾尔弗雷德·P·默拉联邦大楼发生了爆炸案，导致168人死亡。凶手迅速被逮捕，并送上了法庭。

这起爆炸案给受害者及其家属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他们纷纷要求出席庭审。但是，主审法官Matsch却提出了种种限制条件，甚至为了避免陪审员受到影响，他将庭审地点定在了离俄克拉荷马市700英里之遥的丹佛。只有30余位充当证人的受害者被允许在法庭上发言。

爆炸案的审判是在1997年。20年后的今天，已经很少有法官像Matsch法官这样做了。这种转变来源于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的“受害者权利”运动。

在美国，大部分刑事案件是由联邦政府或州政府机构来起诉嫌疑人。为了保证渺小的个人不被国家机器所碾压，议会通过了一系列修正案和法律法规，来保护嫌疑人的权利。

从1970年开始，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嫌疑人得到了保护，而受伤最深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却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他们发起了“受害者权利”运动。美国总统里根和克林顿都是这一运动的坚定支持者。

随着“受害者权利”运动的扩展，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朋好友走上了法庭的发言台。比如在最近的美国体操队队医性骚扰一案中，虽然犯罪人Nassar只因七项性侵案被起诉，但法官允许156位女性在法庭上对他进行控诉。

“受害者权利”运动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好事，让受害者说出自己的经历，才能让人们更深切地了解到凶手犯下了怎样的恶。但很多法学家担心，“受害者权利”运动最终会损害法律的公平。

首先，受害者的发言往往诉诸于感性。悲伤的回忆，心碎的嚎啕，很容易影响法官和陪审员的判断，导致量刑过重。

更重要的是，允许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在法庭上发言，也有可能导致受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不公平。

人们总是会倾向于与自己同类的人产生共情，也总是会为那些更为美丽、优秀的人物所受的苦难悲伤。已经有研究显示，白人受害者就比黑人受害者更容易拉到陪审员的同情票。

同时，如果每个案件都将受害者的发言作为陪审员判案依据的一部分，那么那些更优秀、口才更好，更有表现能力的人也就更容易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就是因为这样，帮助受害者制作他们的生平经历视频已经成为了一项产业。专业的视频制作者会最大化的呈现受害者生活中最好的一面，来打动法官和陪审员。甚至还有人用增强现实技术来现场让陪审员感受受害者当初所受的暴力。

这么一来，同类型的案件中，那些庸庸碌碌，没有亲朋好友为自己说话，或许过往经历还有些小缺点的受害者，和那些能够在生活中发掘出亮点的受害者相比，所获得的结果也可能会不一样。

这个理由，是最能说服我的一点。法律应该是公平的、就事论事的，不应该因为某些不在案件范围内的因素区别对待。限制受害者在法庭上发言，虽然看似不公平，但可以把受害者及其家属打感情牌的影响减到最小，让法官和陪审员尽可能用理智做出决定。

不过，在目前的美国，“受害者权利”运动依然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已经有32个州通过了受害者权利修正案，活动者们正准备要求在联邦层面通过这一修正案。

其实，即使看了这篇文章，即使理解“受害者权利”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好，我也依然觉得不让受伤最深的受害者说话，有点儿说不过去。毕竟人不是机器，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

我是受害者，我可以在法庭上说出自己的心声吗？现在，我也只能说“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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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4 2018 面对超级人工智能，人类还能做什么？

Superior Intelligence by Tad Friend

好奇杀死猫。人类的好奇心在什么时候会杀死自己？很多科学家担忧，一旦人类制造出了智商高于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说强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人类的末日就到来了。

这篇文章的作者考察了诸多科幻小说、电影以及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设想中，未来强人工智能的模样。不管这些人工智能是忠实执行人类给它的任务，还是试图发展自己的想法，结果似乎都不怎么乐观。

如果你问，可以给强人工智能制定规则，让它始终成为人类的保护者和朋友吗（就像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保护人类这一条规则本身，就可能让它最终成为我们的敌人。

MIT的教授Max Tegmark设想了12种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情况，在其中对人类最友好的一种设想中，强人工智能成为了“慈爱的独裁者（Benevolent Dictator）”，把地球变成一个大乐园，大部分人可以在其中无忧无虑的生活，只要你遵守它制定的规则。

强人工智能或许有一天终会出现，面对一个看上去不太乐观的未来，应该怎么办？我挺喜欢文中这段话，全文摘抄如下：

“Tegmark concludes that ‘it appears that we humans are a historical accidents, and aren’t the optimal solution to any well-defined physics problem. This suggests that a super-intelligent AI with a rigorously defined goal will be able to improve its goal attainment by eliminating us.’ Therefore, ‘to program a friendly AI, we need to capture the meaning of life.’”

我理解这段话的大意是，费米悖论认为，在银河系中就有数十亿适合生命生存的星球，但我们并没发现任何其它生命。这或许说明，人类这种存在是个意外，宇宙的良好运行大概并不需要我们。如果出现了某种超级人工智能，目标是让宇宙变得更好，它达成这个目标的办法可能就是首先消灭人类。所以，要制造出友好的人工智能，我们得先知道人类生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挺有道理。我们一直在想要制造人工智能出来帮助我们干这干那。或许应该先想想，为什么要干这干那？

那么，人类生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想了半天，也只能想到很多电影、小说里提供的一个大俗的答案：“爱”。我想的爱是《海伯利安》里所说的那种共情的能力。我们可以感知到其它人、其它生命的痛苦与欢愉，甚至可以把感情投射到无生命的物体上。

人类的存在太小太小，在宇宙万物中渺如芥子。我们只能运用这共情的能力，勉力记录下所知所感的一切。即使面对同一样事物，每个人的所知所感也不同。数十亿人的感知，大概能让宇宙的层次也更丰富一点。

我有点儿迷信，相信思想和感觉或许能作用于物质，哪怕只有根本无法察觉的一点点。也可能从更高层次看来，思想和物质没有区别。

或许，这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

不过，这么想会不会又太自大了。太多的小说和电影都将爱作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创造奇迹的源泉。我当然也希望能这样。但在黑暗无垠的宇宙中，在冰冷、机械、规律的宇宙活动看来，它真的需要这一点点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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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4 2018 美国孩子不吸烟，因为他们“Juul”

The Vapors by Jia Tolentino

我一直觉得，美国对青少年禁烟禁酒方面做的还是挺不错的。至少不到年龄就是不会卖给你。

我曾经有一次和旁人一起去买酒，他带了ID，我没带，卖酒的人硬是不肯卖给我们。另外一次更夸张，我等别人买酒，自己在店里瞎逛。结果售货员看我没带ID，直接把我请了出去，说不够岁数不仅不能买，连店也不能进（是一家专门卖酒的店）。

当然，不是每个地方都这么严格。何况真要想买烟买酒的人总能想出办法。但这至少给想要疯狂开Party的小朋友们增加了一些难度。

就在前几天，我所在的麻州还宣布，要将禁烟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我觉得挺不错，如果吸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烟草或许能随着一代代烟民的老去渐渐失去市场。

结果今天一看这篇文章，我才发现自己太幼稚：对现在的美国青少年来说，吸烟已经out了，人家都直接吸尼古丁了！

具体来说，现在美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流行吸一种叫“Juul”的电子烟。它原本是为了想要戒烟的人设计的，成分基本上就是尼古丁，可以减少香烟中的焦油导致的肺部并发症。

Juul希望让烟民们摆脱烟瘾，却让没想过要吸烟的青少年上了瘾。它看上去高科技的外形和丰富的水果口味成为了“cool”的象征。

Juul的造型看上去是不错，口味有芒果、薄荷、黄瓜什么的，说起来像在聊冰淇淋或口香糖

在Snapchat和Instagram上，十几岁的孩子们热烈讨论着和Juul有关的话题。Juul已经不再是电子烟品牌，而成为了一个常用动词，就像我在标题里的用法。

对很多青少年来说，香烟老土又恶心，Juul则很潮很青春。Juul的销售对象本是想戒烟的老烟民，可现在看到成年人“Juul”却让美国孩子们很吃惊，形容“像看到老祖母跟亚马逊的Alexa说话”。

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调查显示，16%的高中生在接受调查前的一个月吸过电子烟，吸电子烟的中学生比吸香烟的人数多出50%。

虽然目前还未发现尼古丁对人体健康有太大危害（电子烟和香烟中的尼古丁含量不至于让人中毒，其它可能带来的健康隐患尚不明显），但它能导致成瘾，发育期的青少年更是难以抗拒对它的依赖。

不管香烟也好，电子烟也好，别的人也好物也好，甚至不管对健康或其它什么是好是坏，一旦不得不依赖什么才能生活下去，我觉得那就已经是对人最大的危害了。

有时候会想，人类真爱给自己找事儿啊，我们发明制造了那么多东西，想要解决问题，却又带来新问题。看看最近几十年的新发明，几乎都是如此。可能是因为，使用这些发明的是“人”这种不完美的生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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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好想给作者献上膝盖

昨天刚读完的，合上最后一页，第一个念头就是“跪了”！真不知作者有何等心思，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这本书，就是翁贝托·艾柯的《傅科摆》。

和《玫瑰的名字》一样，《傅科摆》好看，但是不好读。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读完，如果不是上周末出门在外正好带着它，可能还要再拖一个月。

但是一旦读完了，或者说一旦读到后面高潮部分，那种“我想给作者下跪”的心情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不仅是我要下跪，我觉得最应该下跪的是写《达芬奇密码》的丹· 布朗（可能他早已跪过了吧）。

当时看丹·布朗小说时觉得非常惊艳，这种历史+宗教+阴谋论+悬疑的故事讲得真像那么一回事。去罗马旅游时，还傻傻地去他书里提到的四个象征性地点瞻仰了一番（好像是地水火风？）。

现在看了《傅科摆》，才发现丹·布朗实在太小儿科了。如果说丹·布朗的小说是披着历史和宗教的外衣的动作悬疑大片，那艾柯就是亲自动手织了这么一件外衣。

在艾柯写这本小说的1980年代，还没有网络搜索这回事。很难想象他杂七杂八的知识丰富到了何种程度，才能把这些信息信手拈来编到一本书里，同时编出一部像模像样的历史，最后又把自己编出来的历史扯个粉碎。

当然，这也造就了《傅科摆》真不是一本对读者友好的书，绝对没办法一气呵成的读下去。我觉得读《傅科摆》最好的方法是先囫囵吞枣的过一遍，知道它大致讲了个什么故事，然后可以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的细读。

其实《玫瑰的名字》也一样，我第一遍读《玫瑰的名字》也花了好长时间才断断续续看完，中间几次都想放弃，直到最后揭露凶手的部分才觉得，咦，有意思。然后立马回头看了第二遍，后来又看了第三遍，越看越觉得好看。

到现在，《玫瑰的名字》变成了我最喜欢的一本小说。连书名由来的那句话也记得清楚：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

现在我觉得，《傅科摆》也有望成为我最喜欢的小说。有知识，有悬疑，有讽刺，有幽默，有神秘，有爱情，简直是要什么有什么——只要你能坚持读下去。

May.7 2018 遇到黑客我可以“反黑”吗？

Digital Vigilantes by Nicholas Schmidle

如果你在美国，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可以”。感觉有点不公平，是吧？既然黑客发起了攻击，我为什么不能还击？这也是现在许多美国大公司提出的问题。

话说2003年，美国最大军火商之一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几百台电脑被黑，它请来网络安全公司Sandia帮忙。Sandia的工程师清除了电脑上的病毒软件，虽然发现了黑客的踪迹，但他们的工作只能到此为止。

因为1986年通过的《电脑欺诈及滥用法案》规定，任何未经允许侵入一台电脑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如果要追踪去看看黑客到底干了些什么，就违反了这条法案。

在Sandia工作的安全分析员Shawn Carpenter觉得有点儿愤愤不平。他花了10个月时间，每天下班后在家里追踪黑客，终于破解了他们使用的服务器，发现了几百万页涉及美国敏感军事项目的情报。

面对这样的信息，Shawn一时不知所措。他最终决定把自己的发现告知FBI，FBI认为Shawn的发现对他们大有帮助，并鼓励他继续调查。为了避免以后有法律上的纠纷，他将自己和FBI联系人的谈话都录了音。

2004年底，FBI告诉了Sandia公司老板Shawn为他们提供帮助这事儿。老板以Shawn行为不当为由开除了他。还好Shawn保留了一手证据，他将公司告上法庭，在2007年终于赢得官司，获得了470万美金的赔偿。

Shawn的故事背后是许多美国公司的现状：近年来数据被盗被泄漏的事情屡屡发生，几乎百分之百的公司都被黑客攻击过。

因此，许多人认为，被动防御黑客是不够的，必须主动予以反击。有人拿索马里海盗打了个比方：本世纪初，索马里海域中海盗猖獗一时。但随着来往船只加强了武装，必要时能与海盗对打，这里自2013年以后再没发生过绑架事件。

2016年，众议员Tom Graves提交了允许“反黑”的议案。他认为“反黑”是打击黑客最好的手段。这个议案得到了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些议员及许多公司的支持。Graves认为，他一定能得到注重商业利益的Trump政权的支持，但事情发展并没那么顺利。

虽然“反黑”看上去正当，但不少人对这样的法案一旦通过将造成的后果忧心忡忡，担心有人会打着“反黑”的旗号干着“黑”的勾当。

他们也打了一个比方：美国第二修正案允许平民持枪保护自己，结果枪支的滥发使美国的枪击案数量居高不下。允许人们用黑客技术来“反黑”，会不会最终也导致网络世界更加暴力和不安全呢？

同时，普通人“反黑”还可能把危险从网上带到现实中。

以色利的Eran开了一家阻止垃圾邮件的公司。他曾用发送大量邮件的手法，把一家俄罗斯垃圾邮件发送组织的服务器搞崩溃，可谓是以牙还牙。但之后，他收到了这家俄罗斯组织寄来的威胁邮件，其中有一张公司某高管的小孩在特拉维夫玩耍的照片。惊恐的Eran很快关闭了自己的公司。

所以，直到今天，你要是被黑了只能给电脑多加几层保护，想要反击那是不行的。不过，我觉得“反黑”合法的这一天早晚会到来。

因为“反黑”的手段早已存在，大部分网络安全公司也提供这类工具，只不过没摆到明面上而已。既然政府没有资源和能力来解决层出不穷的网络安全事故，那么试着放宽绑缚这些公司的条条框框，让市场来应对这个问题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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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本期的Morsi the Cat是何伟写的埃及文章，带着他一贯的细致和幽默，而且主角还是一只猫，好看！这个真没法简单的把故事讲出来，除非一字一句翻译，否则get不到作者写的有多好。放个原文链接在这里吧。Cairo: A Type of Lov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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