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ood Doctor
by
Michael Specter
这段时间，如果问美国人最信任、最支持谁，你多半会从很多人嘴里听到安东尼·弗契（Anthony Fauci）的名字。今年79岁的弗契是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也是白宫对抗新冠病毒工作组的成员。
上周举行的一次全国民意调查显示，78%的美国人都给弗契在这次疫情中的应对投了赞同票。甚至有网民发起请愿，要求授予他《人物》杂志“还在世的最性感男性”称号。
我不太喜欢看电视，通常开了电视就把频道调到CNN当个背景音，一边干别的一边偶尔听一耳朵新闻。最近一个多月来，一把沙哑的声音经常出现，发声的是一位戴着眼镜、精神矍铄的老人。我开始以为他只是CNN采访的许多医学专家中的一位，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位老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安东尼·弗契。
自从知道了弗契这个人，我才又发现，原来在白宫的每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几乎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常常在特朗普发言后，用沙哑的嗓音温柔而坚定地纠正刚才总统话语中的荒谬夸张之处。
弗契主管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已有36年，期间经历了6位总统，以及一连串传染病事件：艾滋病、SARS、禽流感、猪流感、寨卡病毒、埃博拉。虽然没人能阻止特朗普说大话，但弗契的经验让他相信，科学家可以引导政府的行为。
估计再没有比特朗普和弗契这对搭档更不可思议的组合了。他们两个人都70多岁；都在纽约郊区长大；说话行事都直截了当，甚至过于生硬。但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止于此。
弗契出生于1940年的圣诞前夜。他家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开了一间药房，父母和姐姐都在药房工作。 每逢晚上和周末，小弗契就骑着车给邻近社区的顾客们送药。
弗契的祖父母都是意大利移民，全家笃信天主教。他在一所教会小学上学，老师是一群修女。他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科学家。
1954年，弗契进入全美国最好的私立男子中学之一——Regis中学就读。这所学校课业严格，学生要学四年希腊语、四年拉丁语、三年法语，还有古代历史和神学。不过，再严格的要求也难不倒弗契，他是这所优秀学校里的优秀学生，不管干什么，他都一定要比其他人做的更好。
那时候，弗契依然没打算当科学家。他是学校篮球队队长，希望有朝一日能跻身体育界。但是，他很快发现，身高只有170cm的自己，不管再怎么快速灵活，也不可能比得上身高两米的大汉。
从Regis高中毕业后，弗契进入一所耶稣会大学——圣十字学院学习。每逢暑假，他就去工地打工挣钱。有一年，他跟着建筑队为康奈尔大学医学院修建图书馆。午休时，弗契悄悄溜进图书馆大堂，为这里充满知识的气氛而陶醉。
一个图书馆警卫发现了穿着泥泞工作鞋的弗契，要求他离开。弗契对警卫说，自己明年就会来这儿念书。警卫听完后开起了玩笑：“好吧，孩子，那我明年就会成为警长了。”这位警卫能否成为警长是个疑问，但弗契果然在第二年进入了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就读。
1966年，弗契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康奈尔毕业，进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除了当中有三年回到康奈尔大学完成实习和住院医师的要求外，他在这里工作了五十年，直到如今。
弗契首次崭露头角是在1972年。当时他是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一名资深研究员，主攻研究引起发烧的多种原因。他尤其关注一种名叫血管炎的罕见疾病，这种病由人体自身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自身血管引起，虽然不常见，但十分致命。
当时，他常去国家癌症研究所会诊接受化疗的病人。化疗不仅摧毁癌细胞，也会破坏人体免疫系统，弗契不禁设想，能否将化疗药物的这种性质用到免疫系统反应过激的血管炎病人身上呢？
经过反复临床测试，弗契和他的同事们真的用化疗药治好了血管炎。在他们所做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家们对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和器官移植排斥等一系列与免疫系统反应过激相关的疾病展开了更多研究。
弗契从一位纯粹埋首于实验室中的研究者，转变为一位深度参与国家卫生政策制定的科学家，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爆发的时期。1984年，他当上了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那时正是艾滋病流行早期。越来越多的人感染上了这种致命疾病，却无药可医，只能寄托于正在研发中的抗艾新药。
药物的开发周期漫长，审批过程更是冗长，动不动就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当时已经有了一些针对艾滋病的药物，但都在临床试验和审批过程中。许多艾滋病患者希望能参与临床试验，但由于筛选标准严格，大部分人都被排除在外。
1988年10月的一天，数千名艾滋病患者来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门口，以及弗契工作的国立卫生研究院门口抗议示威。他们希望FDA简化参与药物试验的标准，加速批准新药上市的流程。因为对大部分患者来说，他们没有时间等，更等不起。
作为一名经受多年医学训练的研究者，弗契素来相信必须严格遵循药物开发试验流程，但看着情绪汹涌的抗议者，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听听这些人的诉求。他邀请了几位抗议者领袖面对面谈话，并且实地去病人聚集的场所走访。
在走访中，弗契了解到，大部分药物临床试验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测试新药是否安全；第二个阶段测试它的功效；第三个阶段即大规模临床测试。艾滋病患者要求，当新药经过第一个阶段测试，即被证实安全后，就应该允许他们使用。
虽然这样做不符合传统医学规范，但对艾滋病患者来说，只有尽快服用新药，才能得到一线生机。弗契扪心自问，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我会怎么做呢？他想，自己应该会和他们作出同样的举动。
而且，当时药物临床试验的开展情况已经一团糟。参加试验的患者都偷偷找人分析自己领到的药，如果发现是安慰剂就退出试验。没能参加试验的人则想方设法在黑市上买新药。
弗契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药物临床测试已经失去了意义，不如多考虑患者当下的需要。
最终，弗契建立并支持了一个叫做“平行追踪（Parallel Track）”的项目。这个项目规定，只要抗艾滋病新药被证实是安全的，哪怕还在临床测试过程中，也可以给患者服用。
化解这场艾滋病危机让弗契走上了美国医学界的前台。后来，他又主导建立了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投资15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对抗艾滋病。2008年，弗契因此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
经历过与一波又一波传染病的战斗，这一次，弗契毫无意外地再次站在与新冠病毒斗争的前线。年近八十的他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8个小时，不仅指导研究和救援计划，还要接受媒体采访为民众打气，因为很多人只信任他，只有看到他才安心。
3月23日的白宫每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弗契没有出现，网友们一下子在推特上闹翻了天，人人都在问弗契去了哪儿，担心他会被特朗普炒掉。直到弗契出面解释说他当时正好在参加一个工作会议后，大家才放心。
虽然弗契和特朗普是一对几乎找不出共同点的搭档，但弗契自信地表示，他和特朗普之间没有任何龃龉：“我说什么，他都能听进去”。
善于和政客打交道是弗契的一大本事，他总是有办法让他们听他的话，甚而赢得他们的尊重。1988年，老布什在参加总统竞选辩论时，被问到谁是他心中的英雄，老布什就回答了弗契的名字。不用说，在面对当前这位总统时，弗契的这种本事就更加重要了。
那么，弗契是如何对付政客的呢？他的答案很简单：“我转向我最喜欢的哲学书《教父》，然后对自己说：‘It’s nothing personal, it’s strictly business (这与个人无关，完全是工作)’。”
从为里根和老布什工作开始，弗契就信奉一个简单的信条，不管什么政治或主义，他只关注需要完成的工作。他是一个科学家，他坚持科学和事实，这就够了。
未来几个月，我估计还将继续在电视里经常听到弗契沙哑的声音。他的温柔、坚定、冷静，大概正是这个时候所有人最需要的品质。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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