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30 2020 瘟疫蔓延的时刻……

今年2月，正是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在微博上说，好想看正在成都教书的何伟（Peter Hessler，《江城》、《寻路中国》等书的作者，我介绍过他去年出的新书《The Buried》）会如何描述。本期《纽约客》满足了我的愿望，刊登了一篇何伟写中国的文章。

不仅是这一篇。这一期整本杂志，从封面（空荡荡的中央车站），到内文，到文中插画（比如下面这幅图：“为健康安全起见，我们转向网络犯罪！”），无不有关这次蔓延全球的疫情。“coronavirus”出现了太多次，以至于我就好像瞪着一个字看太久一样，开始不确定起来：c-o-r-o-n-a-v-i-r-u-s，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文章试图分析为什么人们疯狂抢购厕纸，我觉得它的答案有几分说服力：孩子最早能体验到的控制感，就是保持自己屁屁清洁。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人感觉失控，在家囤积厕纸是最基本、成本最小的找回控制感的方式。【其实，那个，我觉得，且不说厕纸根本不缺货，而且就算没有厕纸，用水也可以嘛……】

有文章介绍一个随机配对陌生人进行电话交谈的手机应用。开发者特别推出了疫情版QuarantineChat，让被隔离在家的人能与世界另一头同样处境的人相互交流，捕捉只有与陌生人谈话时才可能出现的新鲜与灵感，某种serendipity的瞬间。

没有了这样的serendipity，连何伟的文字也不如过去生动细致。他笔下最鲜活的往往是个体的人物，比如《The Buried》里收垃圾的Sayyid。但这一次，人和人的接触被禁止，何伟能做的也不过是带着两个小女儿去公寓附近溜达，观察同幢楼的住户们每天网购了什么商品。【当然他写的还是很好看！​】

另一篇写纽约的文章，把这次疫情给纽约造成的影响与911事件相比。纽约是全美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我写这些的时候顺手查到的数据：全美超过14万人确诊，将近6万人集中在纽约州，其中纽约市的确诊病例占全州的一半还多。

这座号称“New York Never Sleeps（纽约永不眠）”的不夜城，陷入突如其来的沉睡。中央车站如此安静，人们终于可以体验车站的回声拱廊。一个人在这头对墙壁低声说话，另一个人在那头听得清清楚楚。这个拱廊恐怕是最适合当下此刻的建筑设计了。

周一上午，沉寂在雨中的时代广场

夜里，走在第五大道上，你会神奇地发现，那些最高级的公寓少有的黑沉沉一片，不见一丝灯光。没人了。有钱人纷纷逃离这座城市。他们乘坐直升机或私人飞机，前去长岛海滩的别墅，甚或海上的私人岛屿。

依然活跃在曼哈顿大街小巷的身影，是外卖送餐员。一个送餐员说，他最近每天送外卖的量是过去的10倍。他可能算是幸运的，因为其他大部分在纽约向来繁荣的餐饮业和表演业打工的人都没了工作，没了收入，只能闷在家里忧心忡忡。

文中对纽约超市的观察也非常有趣。在一轮疯狂囤货购买后，上城区一家高档超市的货架几乎被清空，但就在不远处的一家中低档商店里，货物井井有条，供应充足。一位受访者评论说，这反映了中产阶级的孤立与自私。他们不相信人和人之间有分享互助的温情，认为只能自己靠自己。

翻阅这期杂志，我没来由的感觉，瘟疫可能是所有灾难中最反人性的。面对天灾人祸，人的第一反应是抱团取暖；​而当瘟疫袭来，人和人必须离得远远的，独自承受压力。瘟疫可能也是最能体现人性的：有钱人逍遥避世，中产阶级试图建立自家的小壁垒，穷人依然为生计奔波劳碌。

但人性也可以超越瘟疫。文章作者采访了一家酒吧服务员。她说，在市政府还没下令餐馆停业前，她收到了好多超过20%的小费（一般给小费按餐费的15%-20%计算），都是来就餐的人给她的鼓励。酒吧关门后，还有老顾客在网上转小费给她。

另一位受访者Elizabeth Smith是中央公园保存委员会的会长，属于纽约最富裕的阶级，她说自己绝不会离开。接受采访时，Smith因为被确诊感染隔离在家中，她打算一康复就回归工作。今天，中央公园的草坪上搭起了医疗帐篷，接受治疗感染者。

中央公园草坪中搭建的医疗帐篷

我在的马萨诸塞州至今有四千多例确诊，州政府要求停止一切非必要商业活动和人群聚集。大多数人在家上班上学，只有超市、药店和加油站开门，对本土小餐馆小商家来说无疑是重大打击。这几天，在社区APP上，我看到有邻居号召大家去买本地商家发行的礼品卡，支持他们度过难关。

上周六，纽约州州长库默在对国民警卫队演讲时说，“This is a moment that forges character, forges people, changes people, make them stronger, make them weaker. （这是一个锻造个性，锻造人、改变人，让他们变得更强大或更软弱的时刻。）” 瘟疫蔓延的时刻，反人性，体现人性，也塑造人性。​

昨天，我去园艺店买了一颗桃树，打算种在院子里。回来经过邻居家，看见他们一家五口也在前院忙活着栽花种树。刚种完树，就下了一场透雨。​不管人间怎么样，桃花已然含苞待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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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合群？No！特立独行？Yes！多种多样的声音？Yes！

【再推荐一下《大西洋月刊》，文章都很好读，一个月一本读起来也不累，全年订阅费只要50块左右，大优惠！】

“合群”是个优点。小学老师在评语薄上写这个孩子“能和同学打成一片”是表扬；万一写“某某同学不够合群”，那家长可得担心了。

合群，意味着融入集体。在集体意识强烈的东亚国家，自然十分重要。即使在重视个人主义的西方世界，不能和大家玩到一起，大有可能被视为“loser”，绝对不值得鼓励。

Olga Khazan的父母是俄国犹太人，在她小时候移民到美国德克萨斯州。在德克萨斯小镇上，Olga从没碰到过和自己一样背景的同学。她不懂为什么有的孩子餐前必须喃喃感恩上帝，更不知道大家为之激动不已的超级碗是个什么碗。小Olga在孤独中度过每一天：一个人上下学，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一个人自言自语。

小时候的Olga拼命想合群，却始终没能做到。长大后的她不再纠结这件事，转而研究起了另一个更有趣的问题：不合群是不是个缺点呢？她得到的答案是“No！”。不合群，或许还是件好事呢。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商学院老师Sharon Kim说，在她多年从教生涯中，常碰到一些学生将自己创造性方面的成功归结为不合群。“难道不合群可以激发创造力？”Kim很好奇，她设计了一个实验来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Kim邀请了一些志愿者来做两则创造力小测试。测试开始前，她随机挑了其中一部分人，告知他们很不幸地，他们没能被选为集体完成测试团队中的一员。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团队。Kim希望通过这这种方式，在这些人心中激起被群体抛弃的感觉。

接下来，测试开始了。一个测试是让参加者想出一个词语，可以把另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词语联系起来（比如鱼，矿，和淘，把它们都能联系起来的词是“金”）。另一个测试是让他们尽情发挥想象画一个外星人。

结果显示，那些在事前被告知“不能参加团队”的人，两个测试的表现都更好。尤其在画外星人测试中，那些没被告知的人画的都是卡通片和科幻片中常见的外星人形象，而被告知的人的笔下则出现了一些异想天开的外星人。

由此，Kim认为，不合群的感觉，和创造性的发挥是有联系的。但有个前提是，只有本人已经保有独立的自我观念，自信不需依附他人，这种联系才有效果。

不合群与创造性的关系不仅在实验室中得以证明，生活中类似例子处处可见。比如布朗大学心理学教授Arnold Ludwig调查了1000多位名人的儿童时期，发现大部分作家和艺术家往往从小就被大家视为特立独行的“怪人”。

心理学家Chris Crandall则指出，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通常能更自由地发挥创意，甚而引领社会风尚。比如很多时尚风潮常常由边缘人群带动。他说，这些人通常不会考虑大众群体的想法，所以更善于创新。

像Olga这样生活在完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也算某种意义上的边缘人。研究发现，和她有类似经历的小孩，能够更好地理解大人的意图，长大后沟通能力更强。另一个研究则发现，有在国外生活经历的人，特别善于找出词语概念问题的创造性答案。

不仅仅是在不同环境中生活，只要是非同寻常的经历，都能提升一个人的创造性。

休斯顿大学心理学家Rodica Damian也做了一个创造性实验。她让两组人先进行一段时间的虚拟现实体验，再回答问题。其中一组人体验的是东西向上漂浮而不是往下落的反重力环境，另一组人体验的是正常重力环境。

结果发现，体验了反重力环境的这组人，在回答之后的问题时（都是开放性问题，例如“声音是怎么形成的？”），给出的答案比体验正常重力环境的人要有创意得多。

Damian解释说，一旦一个人体验过违反常规的事，就会对类似的事情怀抱更加开放的心态。如果你发现世界不一定按照通常以为的规则运行，就更有意愿去打破既定规则。

不合群的人不仅能提高自身创造力，还可以增强群体的决定能力。上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从众心理实验。他邀请一些大学生参与一个所谓的“视觉误差研究”，让他们比较一条竖线的长度和另外三条竖线中的哪条最接近。

实验以六个人为一组进行。三条线长短差异非常明显，只要不是瞎子，谁都能做出判断。但实际上，一组中五个人都是阿希事先安排的托儿，只有一个是不知情的参与者。阿希让托儿们坚持一个错误答案。这些人的态度让参与者心态混乱。他们中的三分之一都跟随群体选择了错误答案。

但是，当阿希让其中一个托儿指出正确答案时，哪怕其他四个人仍然坚持错误选择，参与者从众选错的几率就降低了80%。

他还发现，哪怕这个托儿说的也不是正确答案，但只要一组人中有一个选择的和大家不一样，就能降低参与者选错的几率。​知道原来群体中还有像自己一样观点和大家不一致的人，给了参与者坚持自我的勇气。

类似实验几十年来被重复了多次，都得到了相似结果。这些结果证明，在一个群体中，有不合群的人，有与众不同的观点，是多么重要。

一个群体中必须要有多种多样的声音。不同观点相碰撞会促使群体中的个人站在更多立场和角度上，用更严谨的态度审视自我，审视整个群体。

有反向研究显示，当一个人融入群体的时候，心态也往往随之变得不够开放。所以值得我们担忧的不应该是自己不够合群。反倒是应该经常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太合群了？我是不是不够特立独行？我是不是没有放开怀抱，去听多种多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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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22 2020 美国人口普查的历史、故事和秘密

翻开本期《纽约客》，发现最开头的“Goings On About Town”栏目整个消失了。这个栏目通常会用好几页版面介绍纽约近期的展览、戏剧、音乐会等活动，包括一篇（我读得最津津有味的）新开餐馆评论。怎么回事？

回看目录页，才发现一行小字说，因为纽约疫情严重，大部分公共活动取消，所以本期该栏目也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The Talk Of The Town”栏目中的一整页漫画，描绘疫情下的纽约街头众生相：有人抢购大包厕纸，有人哀叹旅游计划取消，哈利波特音乐剧门票20元一张还卖不出去。

我住在麻省，情况没纽约严重，但形势也很严峻。目前大部分人都在家远程办公或上学；餐馆禁止堂食，只能外带或外卖；地铁和通勤列车削减班次；常去的超市从9点打烊提早到7点；亚马逊快递从下单后两天内到变成大约3-5天才能送到。

不过就算乌云满天，还是得尽力去找找它的银边。很多超市都推出清晨1-2个小时专为老年顾客服务的时段；关闭实体店的商场和各大品牌在网站上花样促销；送餐外卖服务APPs对餐馆和消费者都降低收费；我预定的《动物森友会》，还是顺利在发售日当天准时送到家（欢迎来加我好友呀～）。

曾经看过一本《枪炮、病菌和钢铁》，讲病菌在历史上帮助西方殖民者征服美洲、澳洲和非洲。确实，小小微生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往往大得出乎意料。暂时不能外出旅游或购物不那么方便，相形之下真是微乎其微。

只不过，这一次病毒全球大流行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大约要多年之后回顾才能看到全貌。​身在其中，能做到的最好的事，也就是像漫画作者那样，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感受、记录和铭记当下这一刻了。

But Who’s Counting？

by

Jill Lepore

今年是美国每10年一次的全国人口大普查，无论是否美国公民，都在普查范围内。比如我虽然不是公民，也没有绿卡，但目前常住美国，就需要填人口普查表。

​普查表问题非常简单，上网花几分钟就能完成，主要统计一户人家的人口数、相互关系、每个人的性别、年龄和种族等基本信息。

人口普查当然不是美国独有，全世界每个国家每隔几年都会进行类似统计调查。最早的国家人口普查记录来自公元前11世纪的中国西周时代。罗马帝国统治者也热爱计算麾下臣民的数量。

古代帝王统计人口的目的主要是征兵和收税。《圣经》里记录，上帝告诉摩西只计算“所有20岁及以上，有能力参加战争”的人口。

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统计每个人而不只是可以参军或纳税的人——1703年在冰岛展开。认真的普查员们记录了全冰岛一共50366个人，只漏掉了一家农场。

美国人口普查的目的，则在于保证国会中各州众议员的数量与该州人口的比例一致。

1755年，美国建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曾发表一篇文章探讨人口和议员代表的问题。富兰克林说，他估计当时生活在英国北美殖民的人口一共有100万，与苏格兰相当。苏格兰在英国下议院有45个代表，上议院有16个代表，而北美殖民地却一个也没有。

独立战争结束后，13个州组成最早的美国联邦。由于每个州人口多寡不等，为保证平等，宪法规定每个州无论大小都有两个参议员名额，然后按人口比例分配众议员名额。大概每30000人有一名众议员代表。

最早的人口普查规定除了“不交税的印第安人”外，每个美国居民都在普查范围内。居民被分为三类：“自由人（free persons）”、“有一定服务年限约束的人（persons bound to service for a term of years）”和“所有其他人（all other persons）”。

黑奴就包括在“所有其他人”这一项之中。在人口统计时，一个奴隶只相当于五分之三个自由人。这是当时南北双方妥协得到的结果：北方根本不想把奴隶纳入统计范围，以免南方拿到更多代表席位；南方当然恨不得把每个奴隶都算作一个人。

1790年的全美第一场人口普查的普查表上只有6个问题，花了650位普查员18个月时间完成。这以后普查每十年开展一次，表上问题随着时间进展增减变化。​1840年，普查表从手写改为印刷，那一次的问题一度飙升到70多个。

1850年的人口普查有很多第一。它第一个由专门的人口普查委员会进行，第一个以个人而不是家庭作为单位，第一个记录移民的原籍国家，也是第一个问有关“颜色”的问题。

回答“颜色”问题不难。如果是白人，就留空不填，如果是黑人，就填大写的“B”，如果是黑白混血儿（mulatto），就填大写的“M”。

十年后，在1860年的普查上增加了一种新的“颜色”，就是“Ind（印第安原住民）”。大批来美移民前往西部拓荒，是美国的幸事，印第安原住民的不幸。美国政府希望用强行让原住民融入美国社会，人口普查表的问题正是当时现实的反应。

1870年的普查又增加了一种“颜色”，这次针对的是中国人。在过去，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被当作白人，对颜色这个问题和白人一样留空不填。现在，他们必须注明自己是“Ch（中国人）”。这为1881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提供了参考。

科技发展推动了人口普查工作。1890年的人口普查是第一个有“种族”问题的普查，也是第一个用机器来统计的普查。这种用电力驱动的机器读取打孔卡片上的调查表答案信息来分类和制表。它的发明者Herman Hollerith后来创立了IBM公司。

我对这种机器比较感兴趣，上网搜了一张它的照片，还是不太明白具体怎么运作的。

人口普查获取的信息除了人口普查局之外，对所有政府机构和公众都保密，期限为72年，相当于普通人的平均寿命。最近一次公开的人口普查信息是1940年进行的那一次，由美国国家档案馆在2012年公布。

但是，1940年的人口普查信息实际上早在1942年就被泄密了。当时国会通过了一个条例，授权人口普查局将结果与联邦机构分享，并得到总统罗斯福同意。美国司法部利用这些信息驱逐和关押了不少住在美国的日本后裔。

事情就是这样。人口普查当然并非单纯统计人口数量这么简单。它一直反应着政府的主张，建构着人民和统治者的关系。

比如说，当德国纳粹准备摧毁犹太种族时，需要先在国内建立起有这么样一个种族集体的观念。所以，纳粹在30年代进行的人口普查中专门有一个问题，问被调查者是否有“任何一个祖父母是纯种犹太人”。

2018年，美国商务部部长Wilbur Ross曾经提议，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增加一个问题，问被调查者是否是美国公民。

Ross是特朗普的追随者，这个问题的目的性不言而喻。全美18个州、哥伦比亚特区、15个城市和郡、美国市长联合会以及多个非政府组织联合起诉该问题违宪。最终，法院否决了Ross的提议。​

很多人认为，人口普查已经过时了。现在网络发达，例如Facebook或Google等社交媒体巨头，不管是对社会群体还是个人的了解，它们知道的恐怕都比人口普查局从10年一次的调查问卷中所得知的要丰富得多。英国就在尝试取消2021年的人口普查计划。

我感觉，无论人口普查目的是什么，它的形式永远是把人以不绝对的依据分门别类，让个体的人变成群体中一个毫不起眼的数字，又给原本相融的群体划出界限。

这次的人口普查问卷表，我注意到它把亚裔分得特别细，有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韩国人、菲律宾人，等等。真是的，用种族和国籍分类，可能还没有用Facebook上你属于哪个兴趣小组分类来得科学呢。

所以，这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在2030年，真的由Facebook（但我也不太喜欢Facebook，不过10年后可能已经出现别的替代品了）来承办似乎也不错呦。

Mar.16 2020 新时代的科技隐身衣

Adversarial Man

by

John Seabrook

古语云“大隐隐于市”，这话真有道理：侦探小说里的罪犯，不是常混迹于纽约伦敦东京的茫茫人海中隐藏踪迹吗？

每次去纽约时代广场，看铺天盖地的广告大屏鲜活闪烁，映衬得街头行人成了一个个黑色的剪影背景。周遭红男绿女和漫威英雄们招摇而过，没人给予多一秒关注。

到底是大都市嘛。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行色匆匆。没人关心旁人是谁，在做什么，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我想，如果打算做一个社会意义上的“隐身人”，可能没有哪儿比这里更合适。

呃，我的想法好像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毕竟现在有遍布大街小巷的监控摄像头。它从不眨眼、永不休息，持续平等地关注着每一张从它眼底下掠过的脸。再高明的罪犯，面对这人工智能的监控网，也插翅难逃。

又闹又脏又乱，但总是生气勃勃的时代广场。​

早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科学家就着手研究如何让计算机识别图像。最开始，他们采取的办法是编写程序描绘物体特征，比如轮廓、形状、颜色和质地，让计算机以此为基础判断它“看”到的东西。

这个办法当然没成功。人脑能忽视光线、阴影和视角的影响，迅速发现事物的本来面貌。电脑可不行，只要周遭环境和物品本身有一点点变化，它就傻眼了。描述永无止境变幻无穷的现实世界，绝对在计算机的能力之外。

直到2010年，计算机识别图像的错误率依然在30%上下，但一场革新也在此时来临。科学家们不再试图编写既定程序，而是塞给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大量图片，让它不断试错、归纳和自我学习。

从认出圆形和三角形，到归类猫和狗，到分辨人和人不同的面庞。倏忽之间，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已经登上高峰。人类世界一下子充斥着窥探的眼睛，而隐私保护远远跟不上技术的发展。

人工智能用于监控，让罪犯无所遁形，但对大多人来说，想到自己一直处于“big brother”的注视之下也挺不是滋味。所以，有人开始研究，该如何躲开人工智能的眼睛。

车牌识别是最早得到开发和成熟应用的图像识别技术。不管是高速公路、停车场、商场、学校，哪儿都安装有车牌识别系统。网上有免费且开源的系统软件，任何一个监控摄像头都能用它来识别车牌。​

车牌信息不仅被执法机构用来搜寻嫌疑人，私人公司同样在收集并出售这类数据。某家做这门生意的公司储存了20多亿个独立的车牌和位置数据信息。这些数据可以让其他人轻易推理出一个人的住址、上班地点、常去的地方。​

Kate Bertash的副业是设计给小朋友穿的布料印花。当她发现车牌识别技术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后，便开始设计一些假车牌印花。她做了测试，确保系统没法区分她的印花和真正的车牌。

Kate的这种做法叫“投毒攻击（poison attack）”，也就是用虚假信息污染识别系统，让它不再可靠。当然啦，真想达到这个目的，“投毒”量得非常非常大才行。

Kate设计的车牌印花T恤，车牌识别系统会将其误认为真车牌。

除了“投毒攻击”，另一种糊弄计算机图像识别技术的方法叫“对抗攻击（adversarial attack）”。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Tom Goldstein正在用这个方法，设计让摄像头看不到人的“隐身衣”。

在你我眼里，所谓的隐身衣不过是一件印着奇奇怪怪花纹的套头衫。但只要穿上它，就算你笔直站在摄像头面前，图像识别系统也不会发现你的存在。

原来，套头衫上的花纹叫做“对抗图像（adversarial image）”，能让图像识别系统的算法产生错觉。这种现象是在2011年，由谷歌研究室的Christian Szegedy首先发现。

当时，Christian正在研究一个问题：需要改变一副轮船图像的多少部分，才会让人工智能把轮船识别成飞机？​他偶然发现，只要在某处做一点小改动，系统就会把轮船判定成飞机，虽然在人眼里看起来，那绝对还是一艘船。

这以后，又有了许多关于对抗图像的研究。比如说，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学生打印了一个3D海龟模型。他们在龟壳上印了某种花纹，人工智能就把海龟看成了来复枪。

2018年，一些研究者在一个红色八角形的停车标志上加了一些小贴花。在人看来，这不过是被画了几笔涂鸦的停车标志，但在人工智能看来，红色八角形的停车标志突然就变成了写着“限速45英里”的黑白色长方形标志。（这让开发自动驾驶技术的公司非常头痛......）

对抗图像很有趣，但直到目前，还没人明白它的原理。Tom设计的隐身衣，上面的图案其实是人工智能自己创造的。

​Tom先用一个随机图案遮住照片上人的一部分，然后交给人工智能系统识别。他编写了一个更新图案的算法，确保每次更新都会降低识别的准确度。这个过程重复千百次，隐身图案就出现了。至于为什么这个特定图案会让人工智能犯傻，可能只有它自己才清楚。

Tom设计的隐身衣，穿上人工智能就看不到啦。

面部识别技术对隐私的侵犯最为严重。摄像头在不知不觉中捕捉和分析你的脸，从而推测你的年龄、性别、情绪。如果数据库里已经存有你的数据，一切相关信息自然也暴露无遗。

在美国，由于隐私方面的争论，面部识别技术在政府和执法层面使用还不算广泛。但在商业领域，利用这种技术开发的各种应用已经非常成熟。据估计，到2022年，这个领域的市场价值将达到90亿美元。

面部识别技术的商用功能多种多样。赌场用它识别贵宾和老千，超市它识别熟客和小偷。商场可以识别顾客的性别和年龄，知道他们在哪个柜台停留多久，购物历史记录是什么。​

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每个人手机上都会安装面部识别应用。对地铁上坐对面的美女感兴趣？悄悄拍一张她的照片，就能立马通过数据库找到她的信息。

虽然各大社交媒体都号称自己有严格的隐私保护措施，但实际上没人阻止面部识别行业公司从网上收集照片。位于纽约的面部识别技术公司Clearview就从各大社交媒体网站采集了30多亿张个人照片。​

现在，大家讨论的话题主要还是政府和大公司利用面部识别系统侵犯个人隐私。或许很快，每个人都会处于一边偷窥别人隐私，一边自己的隐私被别人发掘的境地。

面部识别系统对隐私的侵犯让人无力防范。​你可以在上网时选择不存储Cookie记录，或者关掉自己手机的定位系统，但很难让面部识别系统看不到你的脸。

住在柏林的美国艺术家Adam Harvey曾在2015年推出反面部识别妆容。面部识别技术会主动寻找人类脸上的对称性，所以Adam的妆容专门强调不对称性。

但是，Adam现在已经停止了这个项目。他发现，自己创作的任何妆容都会被送给人工智能学习，让其从中弥补算法漏洞。Adam对抗人工智能的创意，最终让人工智能更加强大。

Adam设计的部分妆容，还满酷的。

遮住部分脸部也骗不过面部识别系统，至少戴口罩肯定不行。口罩遮挡的脸部面积有限，一些人工智能算法可以重建被遮挡的部分。中国公司SenseTime就在前不久宣布发明了一种能识别戴口罩面部的算法。

想要逃脱人工智能的眼睛，最有用的办法，可能是像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Anil Jain说的那样，把自己从头到脚笼罩在一层锡箔纸罩袍下。这样做，保证没有监控系统能发现你、认出你。

可荒谬之处在于，当你终于人工智能的眼中隐身，却会在周围人眼中，哪怕在人涌如潮的时代广场上，看起来无比明显，无比突兀。

Mar.9 2020 给自然一点补偿，用垃圾来种一丛花

Complete Trash

by

Rivka Galchen

垃圾是摩登社会的产物。

在工业化时代以前，没有纸板箱，没有包装纸，更没有塑料袋。普通人家衣服穿旧了缝缝补补，实在没法补就当抹布；今天吃剩的明天煮煮又是一顿，人不能吃就喂猪喂鸡。就连自家的一把破扫帚，那也是要珍惜的。

进入20世纪，尤其20世纪下半叶以来，物资极大丰富，消费主义带来的商品琳琅满目，垃圾才多起来。一座座冒冒尖尖的垃圾金字塔，五色斑驳、恶臭萦空，成为人类无法回避的又一大环境问题。

印度德里附近的一座垃圾山，有60多米高。

人类制造的废物，反过来蚕食着人类生存的地盘。怎么办？当下全世界通行的办法之一，就是把垃圾分成可回收与不可回收两类。凡是还能再利用再改造的，比如纸张、包装盒、玻璃瓶、可回收塑料之类，都属于有重生机会的可回收物资。

像我所在的麻州小镇，每家每户的垃圾由垃圾管理公司一周收一次。每年先交基本年费146美元，然后按自家扔垃圾的量购买专用垃圾袋。垃圾袋分大小两种，大的2美元一只，小的1.2美元1只。我家一般一周用一只大的就足够了。

为鼓励大家积极分类，小镇给每户人家额外发一个绿色的大回收桶。凡是可回收垃圾，都可以直接装进桶里，由垃圾管理公司收垃圾时一起回收。分类越细，往可回收桶里装得越多，垃圾袋就用得越少，多少能节约几张钞票。

我住的社区每周五统一收垃圾。一到周五早晨，家家家户户的车道口都摆着两个桶。一个绿色的回收桶，一个（通常是黑色）的垃圾桶，沿路一直排下去，就跟等待检阅的卫兵似的。

附近路上随便拍了一张，就像这样的垃圾桶。

上周五早上出门，我发现有几户人家的两个桶旁边还多了个小朋友，一个高度只到人膝盖的小垃圾桶。这是哪儿冒出来的？莫非是为了培养小孩子扔垃圾的习惯专门买的小桶？仔细瞅了瞅，桶上标注着“compost”的字样。

“compost”翻译成中文是“堆肥”，就是混合有机废物，比如剩菜剩饭枯草烂叶之类，等待它分解化为肥料。我以前研究养花的时候碰到过这个概念，以为它多是园艺爱好者在自家后院搞的玩艺儿，没想到在我们镇上已经流行开来啦。

也是巧，这周《纽约客》，第一篇文章就讲有机垃圾处理和堆肥，对比了美国纽约和韩国首尔两座城市。前者把95%的有机垃圾都送去填埋场，而后者则能够回收利用95%的有机垃圾。​

纽约的垃圾处理政策和我住的小镇一样，分为不可回收和可回收两大类。有机垃圾，比如剩饭剩菜，是否回收全靠自觉。纽约市垃圾总量的三分之一都是这些残汤剩水，其中的95%都被运送去了垃圾填埋场。

每年，纽约向美国各大垃圾填埋场输送百万吨有机垃圾，有的垃圾甚至奔袭千里，去往车程10多个小时之外的南卡罗来纳州。2019年，光在把垃圾运送往填埋场这件事上，纽约市就花了4.22亿美元。

把垃圾送去填埋场的坏处，当然不仅是耗财费力。堆积如山的残羹冷炙，光想想那臭味就受不了。但如果只是发臭不卫生，倒也不是最大问题。问题在，它还会影响整个地球的气候。

由于缺乏氧气，堆在填埋场的有机垃圾会在分解过程中释放大量甲烷，这种温室气体的威力是二氧化碳的56倍。美国人扔的垃圾多，由垃圾填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多于全世界其它任何国家，与3700万辆小汽车一年的排放量相当。

纽约其实有自愿回收有机垃圾的项目，规模可以覆盖三分之一的纽约人。只要上网报名，领取专用棕色垃圾桶，把每天的厨余残羹装进垃圾桶里，垃圾车就会定时专程上门回收。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项目，很多人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特意回收有机垃圾。

这是纽约，再来看看首尔。90年代初期，首尔大街小巷的公共垃圾站都处于爆炸状态，其状况可想而知。有人为阻挡垃圾被运送去自家附近的垃圾站，直接走上马路中央，躺倒在行驶中的垃圾车面前。

1995年，韩国出台了垃圾回收政策，把垃圾分类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大类。和我住的小镇一样，扔可回收垃圾不收费，扔不可回收垃圾按垃圾袋的数量和大小计费。2006年，韩国又立法规定，扔废弃食物进垃圾桶和填埋场是非法行为。

这一措施让人们平均每天少扔四分之三磅食物，相当于一份麦当劳巨无霸汉堡+薯条套餐的分量。现在，韩国每天产生13000吨食物垃圾，大约有三个去向：堆肥（30%），动物饲料（60%）和生物燃料（10%）。

在首尔，几乎每个小区的停车场都有可以自动回收有机垃圾的堆肥桶。居民们按需购买可生物降解的垃圾袋，装满有机垃圾后扔进堆肥桶里。这些智能堆肥桶可以刷卡称重收费。一个首尔家庭每月花在回收食物垃圾上的开销大约是6美元。

首尔小区里的智能堆肥桶。

在小区里堆肥会臭吗？堆肥需要四种成分共同作用：碳、氮、水和氧气。前三者在食物垃圾中都很充足，氧气则通过搅动堆肥提供。没有足够的氧，堆肥闻起来就像臭鸡蛋；要是氮太多，它会发出一股猫尿味。但科学的堆肥桶保证几种元素比例合适，走近了也只会闻到新鲜泥土的味道。

制造好的堆肥用来干嘛呢？过去10年来，首尔的城市农场数量从66个猛增到了2000多个。屋顶和小区花园可以种植鲜花、卷心菜、青椒和豌豆，公寓地下室用来种蘑菇。很多小区既有堆肥桶，又有城市农场， 简直就是一个内部小型生态系统。

和首尔比起来，纽约相形见绌。不过美国其它一些城市也在推行类似的制度。比如旧金山和西雅图现在都强制回收有机垃圾，分别能回收至少80%和60%的厨余剩菜。

至于我上周五在路边看到的小小堆肥桶，上网查了一下，是这儿一家公司推出的新项目。每月缴纳十几美元，这家公司就会每周定期来拖走你家的有机垃圾，经过堆肥处理后，再把制作好的肥土送还你。美国人后院大，肥土用来种花养草都挺合适。

制作好的堆肥就像这样，和一般的营养土没什么两样。

现代人每时每刻都在制造垃圾。大地、森林、河流、海洋，就连南北极也无法幸免于难，没有地方能逃离垃圾的侵害。用垃圾堆肥，产出的肥土回馈大地，在上面种一丛花，也算是人类对大自然一点点微薄的补偿吧。（其实再想想，大自然也未必在乎，这还是人类为了挽救自己亡羊补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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