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ter Pill
by Rachel Aviv
Laura Delano应该是那种大家都羡慕的，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
她父亲是罗斯福总统的亲戚，母亲的成年舞会设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Laura一家住在康乃狄格州的Greenwich，那里是美国最富裕的社区之一。
上中学时，Laura是班级主席，还是全美屈指可数的壁球好手。高中毕业后，她顺理成章地入读哈佛大学。大一寒假，家里为她开了两场成年舞会，一场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一场在广场酒店。
所谓名媛，大概指的就是Laura这样的女孩吧？
但是，Laura不快乐。
从上中学起，她就觉得自己分裂成了两个角色：一个在舞台上卖力扮演，一个在台下观赏那让人窒息的演出。她和妈妈吵架，把自己锁在屋里，尝试用刀片自残。
医生诊断Laura患有躁郁症，并开了相应的药物，但Laura把这些药都偷偷冲进了下水道。
进入哈佛后，Laura希望大学生活能让她找到自我。有时候，她试图扮演一个开心务实的女孩，和男生们一起喝酒到天亮；有时候，她是解构人生的后现代虚无主义者，和朋友探讨人的内在与表象。
但是，Laura还是看不清自己真实的面貌。她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困在生活中的陌生人。
成年舞会是女孩成人的标志，但Laura不知道成人的自己该是什么样。第二场成年舞会结束后，她嚎啕大哭，有了想死的念头。
家人带Laura看了许多医生，去了全美国最有名的精神病医院。她再次被确诊患有躁郁症。这个消息反而让Laura放下心来。
原来，所有的苦闷和抑郁都不是我的错，只是因为疾病，只是因为大脑分泌的化学物质不平衡。
Laura开始吃各种各样的抗抑郁药物，但她的症状并没有太多好转，药物剂量便一步步加大。到大三时，她每天要吃80毫克百忧解，是推荐使用的最大剂量。
抗抑郁药让她困乏，医生们又给她开了能够提神的药物。但这种药物又让她难以入眠，于是安眠药也加入了处方。渐渐地，Laura每天要吃的药越来越多。
久病自成医。每当感到萎靡不振或失望郁闷时，Laura便自然将其视为又一个抑郁周期的开始。在看诊时，她可以像局外人一般分析自己的心理冲突，把种种感受与抑郁症的典型症状一一对号入座。
但药物和心理分析在Laura身上似乎没太大用处。2008年的感恩节，Laura在全家人聚会后的第二天清晨服药自杀。还好她被父亲及时找到，救了回来。
医生的新诊断是，Laura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这是一种高发于女性的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我认知和人际关系都极不稳定，伴随着强烈的空虚感。
新的诊断为Laura带来了新的药物组合、新的心理分析，但她依然没有好转。
2010年的一天，Laura在书店里偶然看到了Robert Whitaker的新书《Anatomy of Epidemic（疫病的解析）》。书中谈道，患者在一段时期内服用大剂量精神疾病药物，可能反而会将一时的精神不稳定状况转变为长期的慢性精神残疾。
这本书促使Laura决定停止服用伴随她多年的各种药物。停药的过程非常痛苦，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和自我怀疑。她花了5个月时间，才停掉5种药。
当Laura停掉所有药物的三个月后，她发现自己第一次有了性欲，生活似乎有了一点儿新鲜的面貌。她交了男友，开始探索自己的成人世界应有的模样。
当感到恐惧和绝望时，她试着将这些感觉视为正常情绪的一部分，而不是抑郁症状的发端。“生活的目标并不是隔绝痛苦”成为Laura的座右铭。
Laura也在网络博客中记录自己的停药历程。博客为她吸引来了许多有同样痛苦的人们，她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和他们通过Skype交流，成了半专业的停药指导顾问。
2018年，Laura接受了一家非营利组织的赞助，开办了自己的网站，专门为那些希望停止服用精神疾病药物的人们提供帮助。2018年感恩节，在她自杀未遂十周年之际，Laura和男友订婚，走向人生新的阶段。
Laura依然是那个敏感的女孩。她依然会被每天的生活压迫得喘不过气，一个星期要哭上五次。她说，她现在的许多状况在医生看来，一定还是典型的精神疾病症状。但是，她已经学会了，不再把负面情绪全都归结于疾病。
现代社会有太多像Laura这样的抑郁精神疾病患者。据统计，每八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在服用抗抑郁类精神药物。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服药长达十年以上。
但是，药物并不一定能完全治愈精神疾病。
首先，就像Laura一样，很多人相信抑郁症是大脑中分泌的化学成分不平衡造成的，药物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理论虽然被制药公司推崇，却并没有坚实的证据支撑。
美国食物药品管理局（FDA）的精神药理学药物委员会前主席Wayne Goodman说，药物解决大脑化学成分不平衡这话只是一个“有用的隐喻”，他永远不会用在自己的病人身上。
多伦多大学的精神病专家Dorian Deshauer则说，从8、90年代开始流行的化学成分不平衡学说“造成了一种印象，那就是患者可以长期、甚至终生服用精神药物”。但是精神药物的临床试验期通常只有12周，很少有研究针对服药1年以上的患者。
其次，遗传基因和周遭环境都会对患者的精神状态产生极大影响，精神类药物并不能应对这些问题。
瑞士精神病学家Roland Kuhn是第一批抗抑郁药物的研发者，他警告说，很多医生都不能恰当地运用这些药，“因为他们大部分或者完全忽视了病人自身的经历”。他说，只有医生“完全意识到他打交道的对象不是一个独立的、僵化的物体，而是一个移动变化中的人”，他们才能有效利用药物。
许多患者确诊后，就像Laura一样，无法接受自己的任何负面情绪。哭、失望、郁闷，在他们看来都是疾病的攻击，殊不知正常人也一样会有这些情绪。当负面情绪产生，他们便诉诸于药物，并且越来越依赖服药。
最后，在抗抑郁药诞生后，研究者一般采用随机临床试验来检验药物效果。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得出可靠的结果，但也微妙地改变着研究者的认知。
试验让研究者优先考虑的是如何令患者摆脱种种症状，而不是怎样让他们恢复到原本的情绪和人格。
这对那些还在人格发展期就开始服药的青少年，比如Laura来说，尤为伤害。他们或许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本来面目。
长期服药后如何停药，也是一直被研究者忽略的问题。
许多药物在推出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会让人产生依赖。但最后结果往往是，这些药让人上瘾，一旦停药就出现反弹和各种副作用。
对制药公司来说，研究如何帮助人们停止服用药物，不是利益所在。礼来（Eli Lilly）等大型制药公司的内部记录显示，他们意识到停药会让患者产生种种症状，但并没有动力投入资金研究这些问题。
加拿大精神病理学家Guy Chouinard是礼来公司的长期顾问，曾经负责百忧解的第一批临床试验。他说，自己的许多病人在吃了几年抗抑郁药物后，停药时感受到了连续几周甚至几个月的焦虑和恐慌。
停药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对患者来说，这些症状很容易被认为是疾病复发，于是又开始服药。他们便这样永远逃不开药物的阴影。
主编第四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杜克大学教授Allen Frances说，精神病行业一直忽视怎么帮助患者停药。相较给患者开处方而言，帮助他们停药需要更多的技巧、时间和了解。
在将近二十年与精神疾病的斗争中，Laura终于渐渐摆脱了对药物的依赖，重返正常生活，重新开始对自我的探索。她是非常幸运的，特别是还有富裕的家庭在背后为她托底。
对更多家境普通的患者来说，他们可能根本没有余力去思考药物的作用，以及如何停药的问题。单单依靠像Laura这样的过来人分享经验是不够的，希望学术界（和资本界）能够有所行动吧。
【开始没打算写这篇，但是突然想到，万一有抑郁症患者，或者认识抑郁症患者的人读到，文中信息或许会有点儿用。所以就写了，欢迎大家转发给有需要的人，附上以下链接供参考。】
Laura的个人网站：https://www.lauradelano.com；
Laura的停药计划网站：https://withdrawal.theinnercompass.org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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