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血：造梦就对了，别管怎么实现

刚看完《坏血——一个硅谷巨头的秘密与谎言》，讲曾经的硅谷明星创业公司Theranos及创始人Elizabeth Holmes的故事。想到自己以前在商学院念书时的经历，忍不住想写几句。

富有魅力的年轻女性创始人从斯坦福辍学创业，一手建立颠覆生物医疗检测行业的独角兽企业。

这个故事，简直处处都是爆点，可以写进硅谷创业教科书。没想到，有一天美梦会被戳破，Theranos的神话变成了一场笑话。

从《坏血》里的描述看来，Elizabeth最大的能耐之一，就是会造梦。她营造的第一个梦是她自己。

在Elizabeth的刻意包装下（她甚至改变了说话的声音！），她是19岁从斯坦福辍学的天才学生，是关怀人类医疗健康的创业者，是女性版本的乔布斯。

Elizabeth营造的第二个梦，是Theranos的核心技术：用一滴血就能轻松做几百项血液检测。

她很聪明，一举抓住现有行业的痛点，提出颠覆性的解决方式，用自身经历说故事，找到著名政商界人士和投资机构为她背书。

Elizabeth善于造梦，但她不善于实现那些梦。或许她本就不在意是否能够实现。如果事实不如她所愿，那就再编造一个新的梦，来代替事实。只要让旁人以为这些梦实现了就好。

反正，Elizabeth并不想真的成为改变世界的创业者。她想要的，只是将自己打造为旁人眼中“改变世界的创业者”的形象。她确实做到了。

创业本就是造梦的过程。只是有的人是真的心怀梦想，但更多的人，梦想是名利地位，创业只不过是达成手段之一。

在创业圈子里，所有的人都在造梦，那些不够真诚的人，往往造的梦听上去最大最美好。因为他们只想用梦换钱而已。

我在商学院上课的时候，有一个体会。每次期末做小组presentation，哪个组的想法特别新颖大胆，ppt特别流畅漂亮，得分就会高。至于那些想法是否实际，是否有足够数据支撑，倒不是关键。

和现实中的投资者一样，我发现商学院的老师们也特别喜欢“颠覆”、“搅局”这样的词。你只是做了一点改进？你打算采用保守策略？对不起，一上来你就输了一半。

我一直觉得，那种颠覆式、改变世界的创新，是极其稀有的。些许革新加上踏实做事，已经可以构成创业的基础。但这样的模式没有故事可讲，没有热点可引爆。

老师们最喜欢看到建立全新的观念、打破既有的模式，人人都要有信心做下一个Airbnb、Uber。大家好像都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先造一个好梦最重要，怎么去实现可以存而不论、以待后续。

商学院如此风气，自然是源于现实。所有创业人都在造梦。为自己造梦，为投资者造梦。每一个梦，都力图比之前的更大、更特别，更多地赢得投资者的注意力。

这让我想到超级英雄电影。英雄对抗的邪恶势力越来越庞大，英雄的能力也越来越升级。早期的英雄只是铜头铁臂，现在的英雄一个人能摧毁一艘宇宙飞船。观众们永远想看到更厉害的英雄，对付更厉害的敌人。

电影这么拍是好看的。（虽然我有点担心，发展下去，以后的英雄能力莫非要一个人能摧毁一颗星球不成？）创业的梦造得太大，一旦破裂，带来的伤害或许比英雄们对抗的邪恶势力更可怕。

在商学院读了两年书，我惊恐地发现，商业领域最喜欢的人格——大胆地表述自己并不完全相信的话语，自信地许诺并没有把握一定可以实现的承诺——是我最不喜欢的。当然，即使我喜欢，我也没有那种能力。

虽然Elizabeth和她的Theranos是失败了，但我觉得，在创业圈子里还有大把大把和她一样，不顾一切造梦，不去想怎么实现，只想借此获得名利地位的人。在这个领域里，这样的人更有机会崭露头角，获取成功。

Theranos的倒下，大概可以让硅谷的投资者们暂时警醒一点。但是碰到下一个Elizabeth，下一个以颠覆行业的天才创业者形象出现的人，他们能不冲上去吗？

我觉得不能。

顺便说一句，以前在媒体工作时，经常和同事私下叫某些制片人是“大忽悠”。当时我觉得，这是媒体行业的特色。

等上了商学院，发现商学院培训的一大重点就是教你怎么忽悠，怎么忽悠显得更好、更真诚，等等（我至今也没学会……）。

后来慢慢发现，不管什么行业，哪怕是最要求脚踏实地的学术领域，会忽悠、会造梦，都是一项重要的技能。

拥有这项技能的人，在被拆穿之前，通常都活得很好。而且由于他们的梦编织得太大，卷入的人太多，波及的范围太广，往往越到后面，越不会被拆穿。

Elizabeth和她的Theranos会被拆穿，真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不少像她这样的人，最后是可以全身而退的。

就是这样。

【顺便说一下，2014年Theranos还如日中天时，我第一次知道这家公司，不知为什么就觉得不太靠谱。后来看了《纽约客》上对Elizabeth的报道，也不太喜欢这个人。可以说我的直觉非常准确吗？哈哈】

【最后再推荐一下《坏血》这本书。书里面细节很多，非常有趣，情节简直不输好莱坞大片，很期待它改编成的电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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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29 2019 反对Airbnb，巴塞罗那不欢迎游客

Airbnb Moves In

by Rebecca Mead

我超爱旅游。一年不出去游个两三次，感觉从头发梢到脚趾尖都在发痒。旅游多好啊，和读书一样，让人暂时逃离日常生活的繁杂琐碎，进入另一个广袤世界。

来到陌生的地方，一个人不再是丈夫妻子，或老板员工，或任何其它平常背负的身份。我只是我，只是一名游客。旅游让人探索未知的风景，也探索真实的自己。

或许是因为放下身份的负累，旅游时，看什么东西都顺眼。风光总是旖旎如画，当地人总是赤诚热情。好吧，也有过被偷钱包和被绕路的经历，但回想起来，不过是添了几分有意思的谈资罢了。

我喜欢旅游，喜欢做一名游客。所以，我从来没想过，我去的那些地方，遇到的那些人，尤其那些与旅游业无关的当地人，他们喜欢我吗？喜欢像我一样的游客吗？

我之前以为，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直白一点说，游客就是给当地送钱的。有人会不喜欢拿着真金白银送到你面前的游客吗？读完这篇文章我知道了，还真有，比如巴塞罗那的居民们。

世界名城巴塞罗那。它热烈、浪漫又魔幻，是《国家地理杂志》评选的人生50个必游景点之一。巴塞罗那只有160万居民，但一年要接待2000万游客，真可谓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旅游之都。

远眺巴塞罗那。

其实，巴塞罗那旅游业的历史并不久。直到二十世纪末，它还是一座以工业为主的城市。是1992年的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让它声名鹊起，让更多人将目光投向这里。

而巴塞罗那成为如今游客纷至沓来的旅游名城的时间则更短了。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当地政府为拯救经济，才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将巴塞罗那包装成最有趣的欧洲旅游目的地，向全球推广。

巴塞罗那气候温和、海滨迷人、夜生活丰富多姿。城中的多处博物馆和历史建筑足以让人目眩神迷，又不致于需要太多的知识储备来欣赏，很快便成功吸引来无数游客。

巴塞罗那圣家堂大教堂，高迪的建筑名作。

巴塞罗那旅游热度的上涨还离不开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几乎在同一时间内，Airbnb的成立和廉价航空的发展。有了这两者，更多人便能负担得起出国旅游所需的资金。

Airbnb成立于2008年，最初是一个为广大背包客提供旅游交换住宿的社交平台。因为允许提供住宿的房东收取一定租金，很快，它的网站上就出现了专门用于短期出租的房间、公寓、别墅、甚至城堡和游艇。

每年，有大约150万游客通过Airbnb在巴塞罗那订房。虽然这个数量和选择传统酒店的游客相比，并不算太多，但Airbnb还是让巴塞罗那变了模样。也正是Airbnb​，引起了巴塞罗那居民的反游客情绪。​

前面提到，Airbnb作为“couchsurfing（沙发旅行）”的平台，初衷是让人们把自家闲置的房间出租给游客。但现在，在Airbnb网站上查询到的2万条巴塞罗那地区房源中，有50%都是单独的整套公寓或整栋房子。

俗话说，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就不会放过。在游客蜂拥而至的巴塞罗那，比酒店便宜的Airbnb房大为抢手。因此，许多投资者和机构下手巴塞罗那地产，买进公寓，改造为专门的短租房。

尤其在热门地区，居民们把房产纷纷卖给投资者做Airbnb，使得当地可供长租的房源稀缺，房租倍长。在巴塞罗那最古老的哥特区（Gothic Quarter），过去几年这里的居民数量下降了45%。

哥特区街景。

不仅让房租上涨，Airbnb还改变着当地人熟悉的街区面貌。比如位于巴塞罗那老城区的拉瓦尔区（Raval）曾经是穷人聚集的地方，因为离著名的拉布兰大道不远，这儿的Airbnb房源开始多了起来。

随着游客入驻，拉瓦尔区新开了许多让游客体验“西班牙风情”的餐馆、酒吧和服装店，为本地居民服务的干洗店和裁缝店纷纷关门。在这里著名的Boqueria菜市场，由于游客太多，摊贩们只好在蔬菜水果摊旁竖起“非旅游景点（Not a tourist attraction）”的牌子。

现在的拉瓦尔区，看上去就像是戴了一幅波西米亚风情面具的劳工阶层住宅区。在Airbnb上，这里被描述为一个十分“chic（时髦）”的地区。这符合游客口味，可并不受当地居民欢迎。

拉瓦尔区街景。

许多游客认为，和酒店相比，住Airbnb更能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实际上，他们想体验的是从旅行攻略和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本地风情，是能够发到Instagram上让朋友点赞的照片风光，可不是真正的当地工薪阶层的生活方式。

走在拉瓦尔区的大街上，看看两旁公寓楼的阳台就知道了。普通住宅的居民在阳台上牵着晾衣绳晒衣服。只有Airbnb公寓，会在阳台上放上一张小圆桌，摆上两把小椅子，为暂居这儿的游客呈现他们心目中的欧洲城市风貌。

因此，对大部分不从事旅游行业，也没有多余房产出租的普通劳动者来说，他们感受到的就是，Airbnb和游客既抬高了房租，也干扰了日常生活。可以说，Airbnb加速了巴塞罗那城市仕绅化（gentrification）的进程，让普通人备受其扰。

【仕绅化，也叫中产阶级化，指的是原本聚集低收入者的老社区，经过重建后低价和租金上升，引来高收入者迁入，原住民的低收入者或受歧视，或不得不迁往更偏远、条件更差的地区。】

这个姑娘举着的牌子上写着“你的自拍正在抬高我们的房租”。

除了住房问题，游客还造成了更直接的干扰。住Airbnb的游客大多和本地居民待在同一栋公寓楼里，但作息时间完全不同。

巴塞罗那丰富的夜生活让人陶醉。去酒吧喝个痛快，回房间开个派对，旅游在外的日子真是再爽也不过了。但住在同一栋楼的居民却免不了为噪音所苦。

2014年夏天，有三个喝醉的意大利游客裸体在巴塞罗那的大街上嬉闹。全城居民第一次大规模针对游客的不满情绪由此爆发，好几百人走上街头抗议。

太多游客也占据了本属于巴塞罗那居民的公共设施。自1922年起，桂儿公园（Park Guell）就是本地人消闲的好去处。但是，随着观光客数量暴涨，想在公园里悠闲地散步、玩耍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为限制人流量，桂儿公园规定每小时只出售800张门票。但即使在淡季，进入公园核心地带依然需要排队数小时，一年仍有230万游人造访这里。

高迪设计的桂儿公园。

到2017年，游客扰民已成为巴塞罗那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60%的居民都认为，现有的游客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巴塞罗那的接待能力。那年夏天，巴塞罗那海滨贴满了反对游客的海报，几千名游行者沿着拉布兰大道示威，对游客打出“不欢迎”的标语。

巴塞罗那市政府意识到了居民的不满情绪。2015年，市政府暂停批准建设新的宾馆，2016年，Airbnb和另一家同类型网站，因为提供没有短租许可执照的房源，被市政府分别罚款60万欧元。

Airbnb同样在做出改变。它推出了一些新功能，让政府能更方便地找出那些违法出租房屋的房东。它也更多地宣传和推送非热门目的地的Airbnb房源【吐槽，文中举例中国厦门，我觉得厦门虽然西方人不太知道，但游客已经很多了吧......】，鼓励人们去这些游客数量尚不饱和的城市。

意大利的一家创业公司Fairbnb，则有更别出心裁的主意。在Fairbnb上，一位房东只能出租一套房。Fairbnb会从租金中抽成15%，其中的一半捐赠给由房东、游客和本地社区指定的建设项目。包括巴塞罗那在内的五座欧洲城市将从今年6月起与Fairbnb合作。

海滩边上的标语：“游客，你的奢华旅程，是我每天的痛苦”。

旅游业占巴塞罗那总体经济的12%，不管居民们有多么不满，巴塞罗那也不可能拒绝游客。而不管当地人有多反对，去巴塞罗那见证高迪的奇迹和西班牙的热情，依然是全球游客的念想。

所以，不管是城市改进管理也好，Airbnb改革也好，或者Fairbnb这样的挑战者搅局也好，希望巴塞罗那居民和游客的矛盾终有一天能缓解。

毕竟，我还没去过巴塞罗那呢。真想赶快去看一看啊。

Apr.22 2019 关塔那摩湾监狱，看守和囚徒的命运在这里交错

The Prisoner of Echo Special

by Ben Taub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西战争结束了。美国与古巴签订租约，以每年4085美元的租金，租借位于古巴东南端的关塔那摩湾，在那里建设海军基地。（卡斯特罗上台后，古巴政府一直拒绝兑现美国的租金支票，声明租约不合法。但迫于美国强势，只能维持现状。）

图中可以看到关塔那摩湾在古巴的位置。

从2002年起，海军基地的一部分被设为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Guantanamo Bay detention camp），其实就是军事监狱，用来关押美军在阿富汗等地区俘获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嫌犯。

这篇文章的故事开始于关塔那摩湾监狱里一处叫Echo Special的地方。Echo Special是一个秘密的单人居所，用于关押美国军方俘获的价值最高的嫌犯。

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的营区之一。

2004年，当年轻的Steve Wood来这里做看守时，Echo Special里关押的囚徒是一名叫Mohamedou Salahi的毛里塔尼亚男子。

根据美国军方及情报部门的资料显示，Salahi是一位“智商极高”的电子工程师，他是“基地组织核心成员”，“曾参与多次造成大规模伤亡的事件”。

1991年，Salahi就向本拉登效忠，并参加基地组织训练营。他的亲戚Abu Hafs是基地组织高级官员。Salahi在德国工作时，曾接触过三名911事件劫机者。他到加拿大生活后，又与意图在洛杉矶机场制造爆炸事件的恐怖分子有过交集。

这些事，听在Wood耳朵里，让他觉得Salahi无疑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人之一。所以，当真正见到这位面带微笑、身材矮小的男子时，Wood感觉有些难以置信：“这就是那个价值极高、需要单独关押的恐怖分子？”

Mohamedou Salahi

是的，就是这个人。Salahi承认军方对他的全部指控。经过几年审问后，他被列为“高度合作者”，美国政府希望能从他身上发掘更多有关基地组织和恐怖活动的机密。

因为Salahi的合作态度，他的居住条件很不错。军方给他提供书、电视、电脑和一台PlayStation。他甚至被允许在囚房外的一小块空地上种植向日葵和香草。

看守待的地方和Salahi的居所只隔了一道门。Salahi常和Wood谈天论地。他喜欢谈论种族、宗教、历史和地理政治，许多话题都让Wood新奇不已。

受Salahi点拨，下班后，当其他看守都去酒吧酩酊大醉时，Wood却来基地图书馆看书。他喜欢历史、政治和国际事务类的书籍。书看多了，Wood渐渐对关塔那摩湾监狱的存在有了疑问。

当时，布什政府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侵略伊拉克，结果根本没找到这种武器。这件事加深了Wood对美国政府的疑问。他开始怀疑，对Salahi的指控是否同样也是出自于政治需要，而不是事实。

一年后，Wood结束了在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的服役。临别前，他送给Salahi一本书，并在书页上写着：“我希望你不止把我们当作看守。我认为我们都成为了朋友。”

伊拉克诗人Ahmed Matar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站在牢房里，
思索着自己的处境。
囚徒是我吗？或是站在附近的看守？
我和他之间隔了一道墙，
墙上有一个洞。
从洞中，我看到的是光明，他看到的是黑暗。
像我一样，他有妻子、儿子，和一栋房子；
像我一样，他被上头的命令安排到此。”

看守和囚徒，看似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但在这身份背后，都是同样的人。Wood感受到Salahi的人格魅力，他不相信Salahi这样的人会是极度危险的恐怖分子。他是受到蛊惑，还是确有依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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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关塔那摩湾监狱的被拘押者可以对他们被关押的理由提出质疑。一时间，许多大型律师事务所纷纷寻求为这些人代言。Salahi也有了自己的辩护律师。

Salahi向看守要来纸笔，他在几个月里写了466页记录。记录内容全部是自他被关押以来，军方对他的折磨和酷刑。其中既有身体上的，也有心理上的。

他曾经接受过长达20小时不间断的审讯；曾经被关进剥夺一切感知的小黑屋；曾经被强迫忍受极寒温度；曾经被反复折磨身体受伤的部位。相比之下，被痛打一顿算是最轻微的了。

酷刑是法律禁止的。但美国军方对“折磨”的标准是，“疼痛强度和严重身体伤害所受的疼痛相当，例如内脏衰竭、身体机能受损，甚至死亡”。所以，只要没达到这个强度，施刑人员就可以说自己没犯法。

军方也曾经对Salahi假称他妈妈也被关进了监狱，还有可能遭受侮辱；曾经派女审讯员把他脱光，假装要强奸他；曾经有计划让他装成狗学狗叫；曾经打算把他的头发和胡子剃光，让他穿上女装。

根据军方备忘录透露，这些行动主要是为了“降低被关押者的自尊心，建立控制关系”。1967年，博士生Martin Seligman通过电击狗发现了心理上“习得性无助”的状态。军方的种种措施便是想让囚徒也进入这种心理状态。

其实，Salahi除了确实曾经去过阿富汗三个月，参加基地组织训练营之外（当时基地组织还受美方援助），对军方给他的其它指控都一无所知。他没有参与任何恐怖活动，只是一名因为亲属关系而和基地组织沾了点边的普通人。

一开始，Salahi坚持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相信美国人是人道主义和公平正义的。但几轮折磨下来，他什么都愿意承认了。Salahi开始编故事，胡乱指认人，他甚至说自己本来计划炸毁多伦多的电视塔，因为加拿大政府管控严密才没成功。

到Wood看守Salahi那时，他已经成为了军方眼中的高度合作分子，因此对他的折磨才告一段落，给予了他高于一般囚徒的待遇。

本来，Salahi有很好的前途。军方对他的评价有一点没错，他确实“智商极高”，会四种语言，靠自己努力拿到了去德国上大学的奖学金，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他在德国和加拿大都有正式工作。可惜，天降横祸，Salahi莫名其妙地成为关塔那摩湾监狱的头号恐怖分子，一待就是十几年。

有意思的是，Salahi那位真正是本拉登得力助手的亲戚Abu Hafs，却一直平安无事。本拉登的许多讲话稿和文章都出自Abu Haf之手，但他因不同意911计划而离开基地组织，之后一直受伊朗和毛里塔尼亚政府保护，美国政府和军方反倒拿他没办法。

2015年，Salahi写下的记录以《关塔那摩日记》的书名出版。2016年，经过长达十几年的法庭纠葛后，他终于走出了关塔那摩湾监狱，重返自由世界。即使如此，美国政府依然要求毛里塔尼亚政府扣押他的护照，他只能待在毛里塔尼亚境内。

Salahi的《关塔那摩日记》，书上印的姓氏“Slahi”是他证件上的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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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世界里，Wood也一直关注着Salahi的官司。他原本打算退役后去做警察，但在关塔那摩湾的所见所闻让他对政府、对执法机关产生了疑问。最终，Wood进入了一家建筑公司当工人。工作虽然辛苦，Wood却觉得有成就感，再不会有良心上的不安。

与Salahi的谈话也让Wood开始思考宗教的意义。他去清真寺听阿訇传道，加入了伊斯兰教。Wood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信仰，甚至也没严格按照伊斯兰规则办事。对他来说，信仰伊斯兰教，是学习如何包容接纳各种宗教和文明的手段。

当Salahi的官司还在进行中时，Wood就联系过他的律师，表示愿意为Salahi作证。在生活中，并不是人人都能理解他的想法。他的妻子就因为这事儿和他离婚，但Wood并不后悔。

2016年10月，Wood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已经11年未见的Salahi。Salahi告诉Wood，自己总算离开关塔那摩湾，回家了。

今年1月，Wood来到毛里塔利亚与Salahi相会。在上一次见面时，他们还一个是看守，一个是囚徒。这一次见面时，两人已成为了朋友。

关塔那摩湾，让原本不太可能有交集的Salahi和Wood走到了一起。无论是Salahi，还是Wood，他们的人生，都被关塔那摩湾监狱永久地改变了。​

Wood和Salahi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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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15 2019 理想和现实的距离，有一个采草莓机器人那么远

Machine Hands

by John Seabrook

拿到本期《纽约客》，习惯性先翻看目录。其中《Machine Hands（机器手）》这一篇的导读是“The future of farming is robots (农耕的未来是机器人)”。

哦哦，机器人！我喜欢的高科技题材！

再翻到正文，一张横跨两页的草莓园大图。深绿的灌木丛中掩映着星星点点的红色。采摘工们弯腰弓背于其中。

图片拍摄地是佛罗里达州的Wish农场，北美最大的草莓种植园之一。600亩草莓田望不到边际。在收获高峰期，Wish农场可生产两亿吨草莓，运往全美各地。

类似于这样的图吧，采摘工们在采草莓。

要采摘两亿吨草莓，自然需要大量人手。和许多农场主一样，Wish农场的主人Gary Wishnatzki面临着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

在过去，农场劳工大多由墨西哥移民充当。但是，墨西哥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出生率从1970年的6.8%降到了2016年的2.2%（美国是1.8%）；同时，本国经济逐渐稳定让一些移民有了回去的意愿。从2009年到2014年，离开美国回墨西哥的人数量多于前往美国的人。

代替墨西哥移民的是来自中美洲国家的移民，但他们的数量尚不足以弥补离开的墨西哥人，许多人也不愿意从事辛苦的农业。

现在，Wishnatzki主要靠持有H2A签证的季节性临时劳工来补充人手。这些劳工的薪酬在每小时15元左右，为他们申请签证、组织来美和提供住宿还要花费额外的开销。

于是，Wishnatzki成立了公司harvest CROO，研发可以代替人手摘草莓的机器人。公司不少投资人都是和他一样的农场主。

harvest CROO最新一代机器人名为berry5.1，研发费用将近一千万美元。Wishnatzki希望它能在今年下半年启用，并走向市场。

采草莓需要速度、灵巧和耐力。一株草莓苗上的草莓不会同时成熟，人类采摘工可以通过眼睛判断草莓的成熟度，而机器人也有自己的“眼睛”。

berry5.1身上安装有多个带红外探测器的摄像头，可以透过绿叶，看到掩映其中的草莓。它采摘一株草莓苗上的草莓，需要8秒钟，其中只有不到半秒是在真正进行采摘的过程。

在前7.5秒的时间里，它都是在用摄像头端详眼前的草莓苗，并将其3D建模上传到云端。之后，它才会伸出机器手，轻轻摘下嫩红的草莓，放到随身携带的容器里。

通过berry5.1一次又一次地在采摘过程中扫描草莓苗，每一株苗在云端里的数字画像也越来越清晰。未来，农场主可以像园艺爱好者看顾自己花园中的花一样，对自家地里每一株苗的情况都清清楚楚。

这发展到极致，就是所谓的精准农业（precision agriculture）。浇水、施肥、除虫等等农业活动不再以一块块地为单位，而是以一株株苗为单位。每一株苗能得到最合宜的关照，也能节约大量的水肥资源。

虽然berry5.1还在测试阶段，但它已经开始工作了。每三天，它就会在Wish农场巡逻一圈，拍摄草莓苗的照片。berry5.1上的每个摄像头，都可以在一秒钟内拍200多张照片。​它一个下午拍的草莓照片，比全世界已经存在的草莓照片的总和还要多。

看到这儿，我脑中已经浮现出了berry5.1的样子。在想象里，它应该至少是下图中的瓦力那样：大大的眼睛，小小的身躯，灵活的双手。它在草莓田里咕碌咕碌滚动着，双眼左顾右盼，双手永不停歇。

berry5.1一天可以采摘8亩地草莓，相当于30个人类采摘工的劳动量，真是勤劳的小能手呢！

非常非常可爱的机器人瓦力。

但是，接着看下去，我发觉有点不对。作者亲眼见到了berry5.1，将它描述为25000磅重、39英尺长的庞然大物。

嗯？这是坦克吗？不会把草莓都给压坏了吗？我幻想中的机器人瓦力呢？

《纽约客》也非常狡猾【我总觉得它就是想故意误导大家幻想机器人的造型，作者也是，到文章最后一部分才描述berry5.1的身型】，竟然只配了一张机器手拿草莓的图片，让人根本无从想象这采草莓的巨大怪物会是什么模样。

于是我找到了harvest CROO的网站，才终于看到了幻想中机器人瓦力的真面目。

和瓦力一样，它也是黄色的。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我觉得，比起机器人来，还是联合收割机之类朴实的名字更适合它。

berry5.1是下图中这样的一辆大车，所有的摄像头和采摘手都在车底。如果硬要比喻的话，我觉得它有点儿像一台扫描仪，缓缓扫过草莓田，把饱和度最高的草莓都给抓取出来。

庞然大物，文中作者用的单词是“behemoth”。

不得不承认，这台笨重的扫描仪肯定更实用更经济，虽然远不如我脑海中的瓦力聪明可爱。

但是，还是有点失落。在阅读前面三分之二的篇幅时，我一直以为能看到那种有着一双灵巧小手的智能型机器人，甚至幻想有了采草莓机器人，大概离梦想中的做家务机器人也不远了。

摄像头和机械手都在车底，当车缓缓驶过时，就这样采草莓。

在被科幻小说和电影灌输的既定观念里，机器人就是长得像人，甚至能跟人一样行动思考的机器。但现实生活中的机器人，是代替人来完成人不能或者不想完成的工作，设计外型的唯一标准是实用。

英文robot这个词最初是捷克作家Karel Čapek在他1920年的戏剧，《Rossum’s Universal Robots（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 》里首先采用的。这个词来源于斯拉夫语中的“robota”，指封建制度下农民被迫提供给封建主的劳动。Karel Čapek戏中的robot是没有灵魂、由人工材料制成的工人。

《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剧照，我觉得剧中机器人的样貌很眼熟呢。

​近百年来，robot这个词的含义一直在扩展。在国际机器人协会给robot下的定义中，有自动化控制、可重复编程、可完成多项操作等等，就是没有“像人”这一条。

例如，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另外一种“机器人”——立体农场。整个农场本身就是一台大机器，农场里种植的菜蔬何时灌溉、何时施肥、何时收割，都由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决定。

立体农场，以及管理它的人工智能，离我所想象的机器人形象就更为遥远了。但它可以自动完成日常工作，只需要人类编程和维护，依然算是一种机器人。

文中提到的Bowery农场，可以想象它整个就是一个机器人吗？

其实，我之前已经知道，机器人指的并不一定是类人机器人。但是，看到文中robot这个词，眼前自然而然就浮现出像人一样的机器人形象。【也不能说瓦力像人，但它至少像某种生物，有一张类人的脸。】

除了科幻小说的荼毒，大概主要出于人类的自恋本质吧。我想，恐怕好多人都有这样的迷思。总觉得人是最完美的。机器人要代替人完成工作，当然首先得有个人形。

其实，人体构造远远不完美，在许多方面不比别的生物更好。甚至更差。

假如有一天，机器人们真有了自我意识，可能会奇怪人类的外形为什么那么笨拙和不方便。长得类人的机器人们，说不定还要争着把自己改装成别的模样呢。

拜拜了，那在我理想中，睁着大眼睛，采着小草莓，瓦力一样的小机器人。

理想和现实间的距离，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采草莓机器人那么远。

最重要的是，别自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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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8 2019 服药？停药？美国名媛的抗抑郁之旅

Bitter Pill 

by Rachel Aviv

Laura Delano应该是那种大家都羡慕的，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

她父亲是罗斯福总统的亲戚，母亲的成年舞会设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Laura一家住在康乃狄格州的Greenwich，那里是美国最富裕的社区之一。

上中学时，Laura是班级主席，还是全美屈指可数的壁球好手。高中毕业后，她顺理成章地入读哈佛大学。大一寒假，家里为她开了两场成年舞会，一场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一场在广场酒店。

所谓名媛，大概指的就是Laura这样的女孩吧？

Laura个人网站上的近照。

但是，Laura不快乐。

从上中学起，她就觉得自己分裂成了两个角色：一个在舞台上卖力扮演，一个在台下观赏那让人窒息的演出。她和妈妈吵架，把自己锁在屋里，尝试用刀片自残。

医生诊断Laura患有躁郁症，并开了相应的药物，但Laura把这些药都偷偷冲进了下水道。

进入哈佛后，Laura希望大学生活能让她找到自我。有时候，她试图扮演一个开心务实的女孩，和男生们一起喝酒到天亮；有时候，她是解构人生的后现代虚无主义者，和朋友探讨人的内在与表象。

但是，Laura还是看不清自己真实的面貌。她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困在生活中的陌生人。

成年舞会是女孩成人的标志，但Laura不知道成人的自己该是什么样。第二场成年舞会结束后，她嚎啕大哭，有了想死的念头。

家人带Laura看了许多医生，去了全美国最有名的精神病医院。她再次被确诊患有躁郁症。这个消息反而让Laura放下心来。

原来，所有的苦闷和抑郁都不是我的错，只是因为疾病，只是因为大脑分泌的化学物质不平衡。

Laura开始吃各种各样的抗抑郁药物，但她的症状并没有太多好转，药物剂量便一步步加大。到大三时，她每天要吃80毫克百忧解，是推荐使用的最大剂量。

抗抑郁药让她困乏，医生们又给她开了能够提神的药物。但这种药物又让她难以入眠，于是安眠药也加入了处方。渐渐地，Laura每天要吃的药越来越多。

久病自成医。每当感到萎靡不振或失望郁闷时，Laura便自然将其视为又一个抑郁周期的开始。在看诊时，她可以像局外人一般分析自己的心理冲突，把种种感受与抑郁症的典型症状一一对号入座。

但药物和心理分析在Laura身上似乎没太大用处。2008年的感恩节，Laura在全家人聚会后的第二天清晨服药自杀。还好她被父亲及时找到，救了回来。

医生的新诊断是，Laura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这是一种高发于女性的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我认知和人际关系都极不稳定，伴随着强烈的空虚感。

新的诊断为Laura带来了新的药物组合、新的心理分析，但她依然没有好转。

2010年的一天，Laura在书店里偶然看到了Robert Whitaker的新书《Anatomy of Epidemic（疫病的解析）》。书中谈道，患者在一段时期内服用大剂量精神疾病药物，可能反而会将一时的精神不稳定状况转变为长期的慢性精神残疾。

这本书促使Laura决定停止服用伴随她多年的各种药物。停药的过程非常痛苦，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和自我怀疑。她花了5个月时间，才停掉5种药。

当Laura停掉所有药物的三个月后，她发现自己第一次有了性欲，生活似乎有了一点儿新鲜的面貌。她交了男友，开始探索自己的成人世界应有的模样。

当感到恐惧和绝望时，她试着将这些感觉视为正常情绪的一部分，而不是抑郁症状的发端。“生活的目标并不是隔绝痛苦”成为Laura的座右铭。

Laura也在网络博客中记录自己的停药历程。博客为她吸引来了许多有同样痛苦的人们，她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和他们通过Skype交流，成了半专业的停药指导顾问。

2018年，Laura接受了一家非营利组织的赞助，开办了自己的网站，专门为那些希望停止服用精神疾病药物的人们提供帮助。2018年感恩节，在她自杀未遂十周年之际，Laura和男友订婚，走向人生新的阶段。

Laura依然是那个敏感的女孩。她依然会被每天的生活压迫得喘不过气，一个星期要哭上五次。她说，她现在的许多状况在医生看来，一定还是典型的精神疾病症状。但是，她已经学会了，不再把负面情绪全都归结于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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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有太多像Laura这样的抑郁精神疾病患者。据统计，每八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在服用抗抑郁类精神药物。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服药长达十年以上。

但是，药物并不一定能完全治愈精神疾病。

首先，就像Laura一样，很多人相信抑郁症是大脑中分泌的化学成分不平衡造成的，药物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理论虽然被制药公司推崇，却并没有坚实的证据支撑。

美国食物药品管理局（FDA）的精神药理学药物委员会前主席Wayne Goodman说，药物解决大脑化学成分不平衡这话只是一个“有用的隐喻”，他永远不会用在自己的病人身上。

多伦多大学的精神病专家Dorian Deshauer则说，从8、90年代开始流行的化学成分不平衡学说“造成了一种印象，那就是患者可以长期、甚至终生服用精神药物”。但是精神药物的临床试验期通常只有12周，很少有研究针对服药1年以上的患者。

其次，遗传基因和周遭环境都会对患者的精神状态产生极大影响，精神类药物并不能应对这些问题。

瑞士精神病学家Roland Kuhn是第一批抗抑郁药物的研发者，他警告说，很多医生都不能恰当地运用这些药，“因为他们大部分或者完全忽视了病人自身的经历”。他说，只有医生“完全意识到他打交道的对象不是一个独立的、僵化的物体，而是一个移动变化中的人”，他们才能有效利用药物。

许多患者确诊后，就像Laura一样，无法接受自己的任何负面情绪。哭、失望、郁闷，在他们看来都是疾病的攻击，殊不知正常人也一样会有这些情绪。当负面情绪产生，他们便诉诸于药物，并且越来越依赖服药。

最后，在抗抑郁药诞生后，研究者一般采用随机临床试验来检验药物效果。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得出可靠的结果，但也微妙地改变着研究者的认知。

试验让研究者优先考虑的是如何令患者摆脱种种症状，而不是怎样让他们恢复到原本的情绪和人格。

这对那些还在人格发展期就开始服药的青少年，比如Laura来说，尤为伤害。他们或许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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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服药后如何停药，也是一直被研究者忽略的问题。

许多药物在推出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会让人产生依赖。但最后结果往往是，这些药让人上瘾，一旦停药就出现反弹和各种副作用。

对制药公司来说，研究如何帮助人们停止服用药物，不是利益所在。礼来（Eli Lilly）等大型制药公司的内部记录显示，他们意识到停药会让患者产生种种症状，但并没有动力投入资金研究这些问题。

加拿大精神病理学家Guy Chouinard是礼来公司的长期顾问，曾经负责百忧解的第一批临床试验。他说，自己的许多病人在吃了几年抗抑郁药物后，停药时感受到了连续几周甚至几个月的焦虑和恐慌。

停药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对患者来说，这些症状很容易被认为是疾病复发，于是又开始服药。他们便这样永远逃不开药物的阴影。

主编第四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杜克大学教授Allen Frances说，精神病行业一直忽视怎么帮助患者停药。相较给患者开处方而言，帮助他们停药需要更多的技巧、时间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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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二十年与精神疾病的斗争中，Laura终于渐渐摆脱了对药物的依赖，重返正常生活，重新开始对自我的探索。她是非常幸运的，特别是还有富裕的家庭在背后为她托底。

对更多家境普通的患者来说，他们可能根本没有余力去思考药物的作用，以及如何停药的问题。单单依靠像Laura这样的过来人分享经验是不够的，希望学术界（和资本界）能够有所行动吧。

【开始没打算写这篇，但是突然想到，万一有抑郁症患者，或者认识抑郁症患者的人读到，文中信息或许会有点儿用。所以就写了，欢迎大家转发给有需要的人，附上以下链接供参考。】

《纽约客》原文：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9/04/08/the-challenge-of-going-off-psychiatric-drugs；

Laura的个人网站：https://www.lauradelano.com；

Laura的停药计划网站：https://withdrawal.theinnercompa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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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

Apr.8 2019 厨房开火炒个菜，空气差过新德里

印度首都新德里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全球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在冬季，这里空气中的细悬浮微粒（PM2.5）含量通常在225微克/立方米上下徘徊，属于重度污染级别。

雾霾笼罩中的印度新德里。

而就在你我身边，有一个地方，空气质量可能比新德里还要糟糕。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和它打交道的厨房（当然如果你一日三餐都吃外卖就另当别论了……）。

当你从烤箱中端出金黄脆嫩的烤鸡，或是铲起热腾腾的爆炒小菜，准备大啖美味时，你家厨房空气中的细悬浮微粒含量很可能超过了280微克/立方米。满溢食物香气的厨房，空气质量比新德里更糟糕。

不过，恐怕很少有人会去分析自家厨房的空气质量。关上窗和门，家就是温暖舒适的小城堡。脏东西、污染、悬浮微粒……那都是从外面进来的吧？

对户外空气，科学家们已经做了许许多多研究。美国在1963年就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在1970年建立了环保局，对户外空气的化学成分含量进行了详尽分析，并制定了严格的控制标准。

但是，现代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室内，而不是户外度过的。据统计，一个美国人一生90%的时间都待在屋子里。人类这辈子待在建筑物内的时间，比一头抹香鲸一辈子全须全尾浸在海水里的时间还要长。

放一张抹香鲸的图，我觉得作者这个比喻特别特别可爱......

但从没有人认真分析室内空气的成分，更没有像针对户外空气一样的标准。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大家时而觉得应该开窗吹吹清新小风，时而觉得最好关上窗，把充斥着汽车尾气和城市废气的空气隔绝在外。

不过，现在美国多位科学家开始联合进行全世界第一个调查分析室内空气化学成分的大型研究项目HOMEChem，或许有朝一日能让我们对室内空气有更清晰的认知。

【注：House Observations of Microbial and Environmental Chemistry（室内微生物和环境化学观察）的缩写。】

最早对室内空气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75年。当时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化学家Charles Weschler察觉到电话交换机房的设备总是坏得特别快。他研究后发现，这是因为机房内偏酸性的空气更容易腐蚀电线。

到了80年代，由于越来越多白领全天在封闭的办公室工作，许多人患上了所谓的“大楼综合症”。美国环保局开始测量室内空气中含有的甲醛、石棉等有毒物质，一些州出台了限制这些物质含量的规定。

但是，室内空气质量研究要等到911事件后才真正有了实质性进展。那时候，人们害怕有通过空气传播的生物武器被用于恐怖袭击。艾尔弗·斯隆基金会便资助了一项相关研究项目。

【注：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1934年由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兼董事长艾尔弗雷德·斯隆创立，主要资助各种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基金资产总值约180亿美元，是全美最大的非营利慈善组织之一。】

要探索室内空气中是否有生物武器的踪迹，那么首先得弄明白它本身已经含有什么成分。就这样，关于室内空气微生物和化学成分的分析才被正式列入研究课题。

来自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化学家Delphine Farmer和Marina Vance是最早一批的研究参与者，他们集结了来自13所大学的20组科学家，开始了HOMEChem项目。

HOMEChem开展研究的地点不是一尘不染的科研实验室，而是一栋毫不起眼的美式住宅。屋里有浴室和厨房，门口铺着写着“HELLO”的地毯。

和普通住家唯一不同的是，屋内安装了价值数十万美元的仪器，屋外的三辆车上还放置着房子里装不下的大型仪器。

HOMEChem开展研究的房子，位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内。

人类在室内的任何活动，比如做饭、打扫清洁、甚至只单纯在屋里待着，都会影响室内空气成分。HOMEChem的研究者们将这些活动的行为进行标准化的步骤分解，一一记录下来，同时监测每一步行为后，室内空气成分会发生什么变化。

就拿做饭来说吧。什么时候打开燃气灶，烤面包机设定在哪一档，炒菜锅应该达到多少度，都是固定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为，比如打开烤箱门或者换垃圾袋，都得事无巨细的记下来。这样才能让实验具有可复制性，得出可靠的结果。

那么，HOMEChem目前得出了什么结果呢？

还是以做饭为例。不管是烤面包，还是削洋葱，都会散发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简称VOCs）。我们闻到的味道——花朵的芬芳、烤面包的香甜、汽油的刺鼻——都来自VOCs。

VOCs中的某些类别，比如苯和甲苯，是已知的有害物质，还有一些类别是科学家尚未研究过的。HOMEChem的实验发现，只要一开始做饭，室内空气中的VOCs含量便会迅速增加，直至爆表。

细悬浮微粒是人们非常熟悉的空气污染杀手。做饭同样会迅速增加空气中细悬浮微粒的含量。平常室内空气中细悬浮物含量是2000颗/立方厘米，当一顿饭做完炒菜出锅时，这个数字超过了10万/立方厘米，同样让仪器爆表。

好玩的是，烹调肉食和蔬菜，挥发出的化学成分不一样。就连用什么香料，也会影响空气成分。比如八角中含有较多萜类化合物，可以降低空气中的臭氧含量。所以不同的饮食文化和烹调习惯，让每家每户的厨房空气都不一样。（哈哈，感觉不用研究我也知道，比如印度人家里就总是有股咖喱味……）

因为温度高的爆炒排放化学物质最多，所以HOMEChem的实验人员吃了一个月的照烧酱汁炒蔬菜（而且只能用同一种酱汁）。

HOMEChem还研究了各种室内人类活动叠加对空气产生的影响。初步数据显示，烹饪时排放的化学物质与擦厨房地板的漂白剂排放的物质相结合，会提高空气中的氯胺含量，让呼吸道黏膜发炎。打开燃气灶那一瞬间释放的物质与漂白剂相结合，会生成硝酰氯，更容易让空气形成雾霾。

烹饪和打扫清洁会影响室内空气，其实不用科学家做研究，相信一般人也多多少少能察觉到。但是你可能没意识到，就算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看电视，也会对空气有影响。

人类呼吸出的气体含有大量二氧化碳，还有異戊二烯、丙酮、乙醛等有机物。人体皮肤油脂中分泌的角鯊烯，对臭氧反应特别明显（所以乘飞机时，由于高空臭氧含量高，我们会感觉浑身总是脏脏腻腻的）。

人类用的润肤霜、发蜡、香水，家里燃烧的熏香和蜡烛，也都在为室内空气的化学成分增添更多复杂的变量。

HOMEChem目前记录在案许多对人体有害的室内空气化学物质。按一般人的理解，外界脏污的空气会侵扰干净的小家，但是，你可能没有想过，家里的脏空气也会污染外界。

参与HOMEChem项目的科学家Allen Goldstein在他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洛杉矶城市空气中VOCs的主要来源是消费品，比如洗漱用品和清洁剂，而不是汽车尾气排放。换句话说，在有全美堵城之称的洛杉矶，造成雾霾的最大凶手竟然是室内空气，而不是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

当然了，HOMEChem的研究结果只是一些初步数据。对室内空气化学物质的测量与分析，尚不能说明人类暴露其中可能产生的后果。想要准确预测哪些人类活动会制造有害的室内空气，到底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应该怎么制定相应标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目前，没有一位HOMEChem的科学家认为，对烹饪时室内空气质量的担忧足以让我们舍弃自制一顿健康美味饭菜的快乐。就算空气质量暂时会下降，自己在家做饭，应该还是比吃外卖健康许多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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