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 18 & 25 2019 一场由以色列前特工在加州小城开展的信息战

Deception, Inc. By Adam Entous & Ronan Farrow

加州小城Tulare只有6000多居民，城中主要产业是奶制品。如果说，在这样一座小城中曾经开展过一场信息战，受过专业训练的以色列前特工们曾在这里兴风作浪，你相信吗？

再透露点细节吧，这场声势浩大的信息战，目标只是为了争夺当地医院董事会的一个席位，你是不是觉得更难以置信了？但事实就是如此。

Tulare医院本来由一位名叫Yorai Benzeevi的医生主管，他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在写给会计师的一封邮件中，他估计医院能为他带来900万美元收入，还不算每个月付给他的22.5万美元管理费。

一位医生，就算他是院长吧，能拿这么多钱，实在太惊人了。而另一方面，Tulare小城居民的家庭中位年收入只有4.5万美元。

这自然引得许多人怀疑，Benzeevi医生在利用医院中饱私囊。这些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反对他继续担任医院管理人。

怎样才能赶走Benzeevi医生呢？在医院董事会中，有一位名叫Parmod Kumar的董事是他的坚定支持者。如果Kumar离开董事会，换上一名反对Benzeevi医生的人士，就可以让董事会达成一致，中止与他的合同。

于是，居民反对组织在全城征集了1100多个签名，要求对Kumar的董事位置进行重新选举。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女性移民Senovia作为小城草根的代表，成为了Kumar的竞争对手。

面对如此之大的民愤，Benzeevi医生坐不住了。他知道，必须保住Kumar的位置，才能保住自己。Benzeevi医生的脑回路十分清奇。他找了一家以色列情报公司，请他们针对这次选举，开展一场信息战。

当然啦，Benzeevi医生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在2016美国总统大选中，信息战为特朗普走上总统宝座助了一臂之力。用同样的伎俩来应对一家地方医院的董事选举，自然应是手到擒来。

我在网上想搜一张Tulare小城的市中心街景照，竟然搜不到。能搜到的大多是当地房产网站发布的售房信息。唯一找到的这一张是50年代的Tulare小城街景。可见这座城市真的很小。

---

不过，Benzeevi医生为什么要远赴以色列寻求帮助呢？这就进入了《纽约客》这篇文章的第二个主题：以色列的间谍和情报人员培养机制。

以色列是个一直处在战备状态的国家，大部分以色列公民必须服兵役。他们尤其注重情报工作，很多人从高中起就成为了情报机构的招募对象。

据统计，以色列拥有的经受过专业训练和实战考验的情报人员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在全世界各国中是最高的。

不过，间谍小说里那种你一旦上了贼船就下不来的情况，在以色列并不存在。这些情报人员服役几年后，大多数便正常退役了。

他们或继续学业，或进入就业市场。充足的人才供应，自然造就了以色列民用情报公司的崛起。

2004年，以色列情报研究部门前主管Gadi Avrian创办了公司Terrogence，从事反恐怖主义的情报活动。Terrogence最拿手的是在网络上伪装身份，打探相关恐怖组织的消息。他们获得了极大成功。

随着Terrogence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以色列退役情报人员都陆续开办起了自己的情报公司。Benzeevi医生求助的Psy-Group就是其中之一。

Psy-Group能在以色列的众多情报公司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不仅能搜集情报，还能巧妙地散布暗含深意的信息，从而影响读者的想法和行为。他们的宣传语就说：“Reality is a matter of perception (现实基于感知)”。

Psy-Group有许多成功案例。比如曾经有一家企业希望他们能帮忙影响欧洲的某项行业规定。Psy-Group为此创造了一位业界专家的形象，在网络和媒体上站在该企业的立场发言。

长此以往，这个并不存在的“专家”竟然在业内有了名气，他的话甚至被主流媒体和欧洲国家议会的议员们所引用。

还有一次，为了影响欧洲某个国家的议会选举，Psy-Group在当地用假名成立了一家智库，招聘分析师撰写报告。这些分析师都以为自己是在为一家真正的智库工作，但他们撰写的报告结论，最终当然是偏向雇佣Psy-Group的那位政客。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Psy-Group曾向特朗普方面提交过信息战的提案。虽然特朗普团队表示并没有采用这份提案，但在总统竞选过程中，他们的某些手法和那份提案的内容如出一辙。

不过，参与国家级别信息战的机会到底不多。而随着网络的发达，地方政府、企业、甚至个人都对网络情报与信息战有了更多需求。对Psy-Group来说，这正是扩展生意的好机会。

Psy-Group的宣传广告，我觉得创意还挺不错的。

---

Ok，知道了以色列情报公司Psy-Group的背景，现在回到Tulare小城医院董事竞选的故事。

Benzeevi医生支付了23万美元，让Psy-Group接下了这单生意。他们表示，将通过在网上架设网站发布对竞争对手不利的消息，以及建立多个虚假人设引导网上舆论的方式，影响Tulare小城居民的选举行为。

从2017年6月开始，Tulare小城的居民突然发现了许多奇怪的网站。这些网站的网址有Tularespeaks.com（Tulare发声）， Tulareleaks.com（Tulare解密）， Draintulareswamp.com（排干Tulare的沼泽）等等。在这些网站上，发布了大量对Kumar的竞争对手Senovia不利的信息。

同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许多声称自己是Tulare当地居民的人。这些人或是质疑Senovia的墨西哥移民身份，或是指控她接受贿赂，说是攻击她没有经验。总之，就是要把水搅浑。

除了网上行动外，Psy-Group还对Senovia发起了一系列线下攻击。

有一天，一名身份不明的女人来到Senovia家中，声称自己是她的支持者，并交给她一个白色信封。不久后，当地报纸就刊登了一篇新闻，发布了Senovia手拿信封的照片，指控她接受贿赂。其实，信封中只有一张30美元的某服装店礼品券。

当地居民还接到了许多传单，传单上指控Senovia“完全没有管理和商业经验”，号召大家去Tularespeaks那几个网站上查看“真相”。

Psy-Group的这场信息战可谓是打得有板有眼，那么结果怎么样呢？

2017年7月11日，Tulare医院董事会的选举结果出来了。一共有1000多人投票，其中只有195人投给了Kumar。作为信息战攻击对象的Senovia赢得了75%的选票，顺利当选新一任董事。

在Kumar离开董事会后，Benzeevi医生的合同随即被终止。新上任的管理者发现了医院账目的巨大漏洞。现在，当地正在对Benzeevi医生开展诈骗调查。

同时，通俄门的调查官Robert Muller也开始将目光投向Psy-Group，调查他们是否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发布了虚假消息误导选举。2018年，Psy-Group宣布停业。

这是《纽约时报》报道的2016年大选期间Psy-Group提交给特朗普团队的信息战提案。其中“Lion（狮）”代表特朗普，“Forest（森林）”代表希拉里。

---

为什么Psy-Group的信息战能够在国家层面上赢得选举，获取舆论，却在Tulare小城的一家医院董事会竞选上吃了败仗呢？

有人说，Psy-Group的战术起到了反效果。大肆攻击Senovia的行为让更多人注意到了这场选举。而对小城居民来说，无论是前董事Kumar，还是Benzeevi医生，或者是竞争者Senovia，都是他们熟悉的人物。在这里，想要浑水摸鱼可没那么容易。

不过，虽然Psy-Group在Tulare失败了，但他们在别的地方有许多成功的案例；虽然Psy-Group已经关门大吉，但在以色列，还有许多和他们一样的情报公司。

而且，不光在以色列，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这样的公司和组织都在兴起。和实打实的战争相比，信息战如今已经成为了各国攻防的重点。

不光是国家，公司、组织、甚至个人，都在学着利用信息战的手法，来制造和散布信息、谣言、情报，以谋取自己的利益。

作为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去一一分辨真相的小人物，读了这篇文章，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真的有一些无奈吧。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

Feb. 18 & 25 2019 特朗普通俄门的重磅人物：他们是谁？他们又干了什么？

Time in The Barrel by Jeffrey Toobin

这篇文章讲的是特朗普竞选阵营中的两个重要人物——Roger Stone和Jerome Corsi。

Roger Stone曾协助里根总统参选，担任了一段时期特朗普的竞选顾问。Jerome Corsi则是一位以写作阴谋论主题书籍出名的作家，在特朗普竞选时与Roger Stone有了交集。

这段时间的新闻里，这两个名字时常出现。尤其是Roger Stone，就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CNN主持人正在激烈辩论和他相关的新闻呢。

但是我一直没弄清楚，他俩到底是干啥的，为什么会成为通俄门的重要调查对象。这篇文章总算是帮我梳理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先说说Roger Stone。青少年时期，Stone就开始参与共和党活动了。不过，比起成为领导者，他更喜欢军师的角色。从20几岁起，他便开始协助竞选人参选，之后又成立了一家政治游说公司。

1979年，在为里根竞选拉赞助时，Stone认识了特朗普，两人从此开始了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交情。

早在1987年，Stone就认为特朗普拥有领袖魅力（charisma），鼓励他竞选总统。几乎每次总统大选拉开帷幕时，Stone都会催促特朗普参加。

特朗普对Stone的感觉则有点让人捉摸不定。他曾说Stone是个“loser（失败者）”、“永远把他没做过的事情当作自己的成绩”；但在今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又说Stone是“我一直喜欢的人物”、“有性格”。

虽然我们没法弄清特朗普和Stone的真实交情如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假想敌。这个敌人很难描述，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deep state（深层政府）”。

Deep state是个阴谋论的概念，大意是指在幕后真正操控国家政治的既得利益集团。比如FBI、CIA这样的情报机构，在特朗普和Stone看来都是deep state的打手。

特朗普一直把通俄门调查说成是一场“witch hunt（女巫猎杀）”，言下之意就是指自己侵犯了deep state的利益，因此遭到无端报复。

关于Roger Stone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说说这篇文章的另一位主人公——Jerome Corsi。

Corsi拥有哈佛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学术界和商业界辗转多年，但让他真正出名的，还是包括上述deep state在内的各色阴谋论。

2004年，约翰·克里竞选总统时，Corsi写了本书，说克里在越南战争时的功绩都是假的。这本书一跃而上畅销书榜，对克里造成了极大打击。

奥巴马竞选总统时，Corsi又出了本书，考证说奥巴马不是在美国出生的。这本书同样也打入了畅销榜单。

Corsi对奥巴马出生地的考证引起了特朗普的注意，特朗普授意Stone帮他与Corsi联系。在2012年，本文两位主人公Stone和Corsi就这样搭上了线。

那么，他们俩和通俄门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要从2016年7月，维基解密（WikiLeaks）公开了数千封民主党内的电子邮件说起。这件事对民主党造成了重大打击，也让特朗普阵营兴奋不已。

当时，Stone和Corsi都在想法通过熟人，与维基解密的创始人Julian Assange搭上线，打探他手里还有什么料，但没能成功。

8月21日，Stone发表了一条让他跟通俄门扯上关系的推特：“相信我，很快就该Podesta陷入麻烦了。” Podesta是希拉里竞选团队的主管。

在他发表这条推特一个多月后，WikiLeaks果然发布了大量Podesta的电子邮件（发布时间正好是在特朗普开黄腔的Access Hollywood录音带发布后的30分钟）。

这下，大家自然认为，Stone 一定掌握了来自维基解密的内部消息。但是，他是从哪儿搞到的消息呢？

通过调查可以确认，是俄国情报部门窃取并将这些邮件泄露给维基解密的。Stone和Corsi没能联系上Assange，而除了Assange之外，还知道这事儿详情的只有俄国方面了。那么就有理由怀疑，Stone与俄国人有联系。

当然，Stone和Corsi都不承认，他们说这只是巧合，是通过分析得出的推论。但是获取Podesta邮件的行为是一次单独情报行动，很难仅靠分析就推断出，维基解密掌握了他的邮件，并且会在下一次发布。

同时，Stone表示自己从来和维基解密有所联系，也没和特朗普提起过。特朗普也一再说，自己毫不知情。但据说，有证人可以证明他俩曾经讨论过这件事。

讨论维基解密这事儿本身并不一定违法，违法的是特朗普和Stone在公众面前以及接受调查询问时撒了谎。撒谎虽然是政客的本色，但一旦被发现那就是不可容忍的。

Corsi同样也撒了谎。在接受调查询问时，他说自己从未与维基解密联系过。但调查小组已掌握了证据，证明他在说谎。

目前，调查小组已经对Corsi提起诉讼。不过，Corsi坚决不认罪。目前他的案子还处于牵扯不清的阶段。

而Roger Stone呢，刚1小时前我听到的新闻里正在说呢。说是调查小组也已经掌握了他和维基解密联系的证据。不管他是否通俄，撒谎这事儿是无可辩驳了。

通俄门的调查正一步步走向深入，特朗普身边越来越多的人被揪了出来。这次Stone撒谎的事被抓到实锤后，或许将更深地牵扯到特朗普。

我一直很好奇，这场通俄门的大型调查会对美国产生怎样的影响？它到底会以怎样的形式结束？说不定要许多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才能真正知道答案。

---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

Feb.11 2019 这支格莱美奖获奖合唱队，正在探索人声的极限

Extreme Range by Burkhard Bilger

Roomful of Teeth？满屋牙齿？对一支合唱队而言，这名字实在是怪有趣的。让我不禁想象是不是每个队员唱歌时嘴都张得大大的，露出雪白又整齐的牙齿（当然不是...）。

由Brad Wells在2009年成立的Roomful of Teeth由4男4女组成。Wells作为领队，带领8位合唱队员共同探索人声的极限。他们和一般的合唱队可不同，用“研究人声的实验室”来描述他们更加准确。

为什么说是研究人声的实验室？你可以先回忆下，自己印象中传统的合唱队是怎样的。一般来说是不是一群身着正装长裙的男女，面带微笑精神饱满地齐声高歌？

谁叫合唱队有“合唱”之名呢。合唱队要追求的，就是声音的和谐统一。

在西方，合唱是从教堂音乐发展而来的。基督教士们同声歌唱了一千年之久，才出现了两个声部的配合。又过了将近三个世纪， 三声部合唱才发展起来。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有了古典音乐中的大调和小调。但直至1700年间，三全音（两个音之间差了三个全音，比如从C到F#）还因为听起来不够和谐，被教会称为音乐中的魔鬼。

Roomful of Teeth的创建者Wells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从高中时起，他就开始给附近地区的教堂唱诗班担任指挥和领唱。

Wells喜爱教堂合唱团的和谐与优美，但也总在思考，能不能让合唱的声音有更多变化和表现力？

思考的结果，就是他组建了这支不追求和谐的合唱队。Wells打破传统的合唱技巧，让队员们尝试各种各样的歌唱方式。

从阿尔卑斯山脉的约德尔山歌，到中东地区的波斯塔利尔民歌；从图瓦的呼麦，到朝鲜的盘索里（一种朝鲜传统曲艺），都成为了他们的学习对象。

这其中很多唱法与学院派音乐气沉丹田发声的唱法完全不同。队员们要用嗓子吼，用鼻子哼，调动每一块可以帮助发声的肌肉，唱一次下来简直累得不行。

虽然这许多地方性唱法，都被学院派视为不正确的发声方式，但Wells认为，既然某个地方的人几千年来都用这种方式唱歌，那就自有它的道理。

Wells说，音乐和语言的发展来源于人们对大自然声响的模仿。Roomful of Teeth正走在这条模仿的道路上。

Roomful of Teeth的唱法特立独行，他们吟唱的曲调也不一般。为了追求人声可以到达的极致，这支合唱队的每首曲子都是专门为他们谱写的。

对大部分合唱队而言，合唱的目的在于抹去个人特质，让整体的合唱听上去和谐得就像一个人在唱歌。但Roomful of Teeth希望让听众听出8位成员各自的音色。

所以，为了表现队中每个人声音的不同特质，包括Wells本人在内的作曲家们，在作曲前会对他们的音色一一进行分析，谱写相应的曲子。

Brad Wells的探索很成功。2013年，Roomful of Teeth获得了格莱美最佳室内乐/小型合奏团表演奖。

在同一年，队员Caroline Shaw获得了普利策最佳音乐奖。当时30岁的Shaw是普利策音乐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同时，Wells也希望合唱歌者们能获得经济上的回报。目前，除了少数著名的合唱团和唱诗班之外，合唱基本上还属于志愿者的活儿。

但Wells认为，合唱队中的歌者是将自己的声音作为乐器来“演奏”。他们也应该和管弦乐团中的器乐演奏者一样，获得相应的工资，将合唱作为一份可以支撑生活的事业。

现在，Roomful of Teeth一年进行100天左右的演出，每位成员由此可获得每年约6万美元的收入。这和流行歌手们的收入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已经让他们可以在探索声音的道路上继续下去了。

最后，我在YouTube上找到了Caroline Shaw获普利策奖的那只曲子，《为八位人声而作的帕蒂塔（Partita for 8 Voices）》。原曲很长，视频截取了3分钟的片段，一起来听听吧！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

Feb. 11 2019 一位悬疑小说作家的谎话精人生

Unreliable Narrator by Ian Parker

你看过《窗里的女人（A Woman in The Window）》吗？

据说，它是继《消失的爱人》和《火车上的女孩》后，2018年欧美地区最火的悬疑小说，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福克斯已经买下了它的电影版权，演员阵容包括艾米·亚当斯和加里·奥德曼。

斯蒂芬·金评价《窗里的女人》是“难得一见的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纽约客》的书评都对这本书赞誉有加。

《窗里的女人》作者Dan Mallory今年39岁，是一位在出版界工作多年的资深编辑。他用A·J·Finn的笔名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可谓是一鸣惊人。

在Mallory的笔下，书中女主角——独居在纽约哈莱姆大宅中的安娜·福克斯身边充满了悬疑、伪装、谎言。而Mallory自己的生活同样也覆盖着一层浓浓的迷雾。

表面上看，Mallory极富魅力。他善于和人打交道，特别会投其所好，常在谈话中用自嘲活跃气氛，用自我剖析取得信任。许多人认为，如果他不做图书编辑，应该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脱口秀演员。

脱口秀演员的基本功是要会讲故事，Mallory特别精于此道。他不仅在小说里讲了一个好故事，而且把自己的生活，也讲成了一个故事。

一个充满谎言的故事。

比如说，他说自己大学实习时，改过《死神来了》的剧本。但导演黄毅瑜说，Mallory没参与这部电影的任何环节。

比如说，Mallory说自己是牛津大学博士。其实他虽然在牛津大学读过博，但并没拿到学位。

比如说，他说在伦敦出版界工作时，自己慧眼识珠推荐了JK罗琳匿名写作的侦探小说《布谷鸟的呼唤》。但他和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半毛钱关系。

比如说，他曾经以自己工作出版社的竞争对手提供了更好的offer为由，让老板给自己升职加薪。但后来发现，竞争对手根本就没给他开过offer。

这些谎言大多属于吹牛皮的范畴。很多人在写简历或面试时，都会信口开河，把自己的成就夸大其辞。虽然不是什么好习惯，但还算可以理解。

可是，Mallory的有些谎言就大大超越了普通人的理解力。

Mallory撒过最大的谎有两个。第一个是关于他的母亲和家人。

对许多人，Mallory都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自己年少时父母离异，后来母亲患癌症去世。

实际上，Mallory父母在他小时候确实分居两年，但并没离婚，最终复合了。他的母亲在他十几岁时，也确实患上了癌症，但已经治愈，到现在还一直活得好好的。

可是，Mallory很喜欢讲这个母亲患癌去世的故事。在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他常常无故缺课。他给老师们的解释是，自己必须得照顾即将去世的母亲。

在申请博士时，他还把母亲患癌去世这件事写到自己的申请文书中，深深打动了录取他的导师。

许多同事，也听Mallory讲过母亲患癌去世的事。当老师和同事们从本文作者Ian Parker的采访中得知Mallory的母亲还健在时，都觉得难以置信。

而Mallory的另一个谎言更加惊人。他说，自己也有癌症，而且是可怕的脑癌。

硕士毕业后，当Mallory在伦敦的一家出版社开始第一份工作时，他就向同事们透露自己是脑癌患者。在读博期间，他出现在学校的时间越来越少，老师们都相信是他身患重病的缘故。最终，他没能完成博士学业。

接下去，Mallory在纽约一家出版社找到了工作。某一天，他突然就不来办公室了，他的同事都莫名所以。

之后，同事们收到了一封署名是Mallory弟弟Jake的邮件。Jake在邮件中说，Mallory的脑癌需要动手术。

此后，Jake时不时发邮件报告Mallory手术和康复的进展。但渐渐地，大家发觉这些邮件有点不对劲。邮件中的某些用词和Mallory的习惯用词一样，描述的医院情形也含糊不清。

关键是，邮件中的Jake说自己一直在照顾哥哥，但Jake未婚妻的facebook状态显示，就在邮件中描述的Mallory做手术的那一周，Jake和她还拍摄了结婚照，看上去非常开心。

当几个月后，Mallory回到出版社工作时，他看上去一切正常，完全不像曾经动过脑癌大手术的样子。

许多人都怀疑，这些署名Jake的邮件全是Mallory自己写的。他自导自演了这出患癌动手术的大戏（Jake和Mallory都没有回应关于这件事的询问）。

毕竟平时Mallory就很爱演。有一次，出版社开会，Mallory说自己要在家照顾朋友的狗狗，只能通过电话交流。在电话里，大家不时能听到他喝斥狗狗的声音。但是，所有人都感觉出，Mallory身边根本没有狗。他只是在演戏来增加谎言的可信度。

你可能会问，撒谎成性的Mallory，这还能在业界混得下去？其实，很多时候，谎话的网编织得越大，反而越不容易被戳穿。（直到本文作者Ian Parker采访时，很多人才确知Mallory是在说谎。）

同事们大多只是怀疑Mallory撒谎，但并没有人去认真查证。毕竟，有多少人会拿自己母亲和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而且，Mallory本人和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谎话精一样，天生自带一种能让人对他产生好感的气质。

当然，Mallory的行为还是让他在纽约和伦敦的出版界业内风评不佳。当《窗里的女人》用A·J·Finn这个笔名进行小说版权拍卖时，有至少8家出版社参与了竞拍。

在竞拍价格达到75万美元时，Mallory揭示了作者的真实身份——就是他自己。这下子，好几家出版社都主动退出了竞拍。最终，Mallory工作的出版社买下了版权。

随着《窗里的女人》一炮而红，Mallory也越来越多的走到了台前。这次，他不再拿自己有癌症说事儿了，转而说自己有严重的躁郁症，还经历过各种残酷的治疗手段。

Mallory的一位医生证实，他确实被确诊有躁郁症。但一些心理专家指出，躁郁症病人不能控制自己的精神状态，而Mallory却很正常。他大肆宣扬自己患上躁郁症，像是在用这一点为自己增添一份别样的魅力。

当他还在念大学时，Mallory曾在校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Take Full Advantage of Suffering（化不幸为优势）》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当你碰到一些不幸的事情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不幸能为你所用。

这似乎能说明Mallory撒谎的目的。他用不幸的遭遇把自己包装成弱者，引起周围人的同情。这样做，既能达到目的，又显得不是那么野心勃勃。

Mallory拒绝了本文作者Ian Parker的采访要求，但他通过代理给《纽约客》发了一份声明。

他说，由于郁躁症的影响，自己耻于承认得了精神病，所以假称得了癌症。同样由于郁躁症，他对自己以前很多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没有印象。

那么，Mallory是否真的得了躁郁症，还是他只是在用一个新的谎言，来试图掩盖过去的谎言呢？

---

看完这篇文章，我马上找来了《窗里的女人》。书篇幅不长，一个晚上就能看完。语言很流畅，文字富有画面感，用Ian Parker的形容，就是“电影剧本一般的写法”。

不过，我觉得它配不上2018年最畅销悬疑小说的名头。和作者本人是不是谎话精无关，单纯就书来说，女主的某些特质和《火车上的女孩》中的女主非常相似，整体悬念并不是那么强，到结尾没有让人大吃一惊的感受。

有些悬疑小说，比如斯蒂芬金或者丹布朗的某些作品，或者《消失的爱人》，确实是要么信息量特别丰富，要么手法特别新颖，要么氛围营造得特别诡异。相比之下这本书就还…挺一般的。

不过，作为无聊时打发时间的读物，《窗里的女人》也算够格。书中提到了很多老电影，算是个亮点吧。据说，Mallory正在写下一本悬疑小说，打算2020年出版。那究竟会是怎样一本书，已经被证明是谎话精的他，到那时又会是怎样的状态呢？莫名还有点期待呢。

---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