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26 2018 用大脑开飞机，这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

Degrees of Freedom by Raffi Khatchadourian

在我们的生活中，大部分任务都依靠手臂完成。你知道你的手臂可以做出多少种不同的动作吗？把从肩膀到指尖的所有关节包含在内，一只手臂可以做出30种动作。每一种动作被称为一个“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

现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制造了一条造价50万美元的机械手臂。这条手臂由碳纤维制成，只有9磅重，拥有26个自由度，已经相当接近人类手臂了。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是美国军方专门研究可供军用高科技技术的机构。他们制造这条机械手臂，是为了研究让人类大脑直接控制机械，甚至是机器人的技术。

人脑是如何控制身体运动的呢？1870年，两位德国研究者通过刺激狗的大脑，发现了与躯体运动相关的运动皮质区（motor cortex）。这块狭长的区域从头顶伸向两侧耳朵，就像分成两半的发箍一样。

那么，运动皮质区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呢？1980年代，美国神经学家Apostolos  Georgopoulos提出了一个观点。他把这块区域比作机场的飞行调度室。它负责画出肢体运动的“航线”，然后将具体指挥每块肌肉运动的工作下放给其它神经系统完成。

匹兹堡大学的神经科学家Andrew Schwartz在Georgopoulos的基础上继续研究运动皮质区的奥秘。他发现，运动皮质区里的神经元不仅可以为肢体指示方向，还能控制运动速度。虽然每一个神经元只能传达一个最简单的信号——“亮”或不“亮”，但配合其它，它们的信号里同时包含方向和速度这两种信息。

Schwartz以自己的理论为基础，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合作，开始了在瘫痪者大脑上植入微传感器控制机械手臂运动的实验。他的第一个实验对象是患上了小脑萎缩症，已全身瘫痪十八年的Jan Scheuermann。

Jan的头骨被打开，安装上了名叫Utah的传感装置。这个装置由4毫米见方的小电极组成，每一个大概跟你看到的这篇文章中的一个字差不多大。电极一共有96个，由96根金线连在一起。Utah安装完毕后，Jan的脑袋上多了两个小小的圆柱形基座，那是她的大脑与机械手臂沟通的渠道。

Utah孜孜不倦地记录着Jan大脑运动皮质区中神经元的活动，记录速度达到每秒3万次。通过圆柱形基座，这些信息传送给了实验室的主控电脑，从而控制机械手臂运动。电脑也会进行辅助，避免手臂失控。

Jan需要做的就是“想象”，她得在脑中模拟自己手臂的活动，来操纵机械手臂做出相应动作。实验进行一个月，她可以操纵机械手臂的手指握，拧和抓。两个月，电脑辅助停止了，机械手臂完全由Jan的大脑做主。三个月，Jan可以使用机械手臂达到7个自由度，比如开合手掌，拧动手腕。六个月，Jan第一次尝试用机械手臂喂自己吃了一块巧克力。

当Jan可以熟练操纵机械手臂后，她迎来了一个新任务，那就是用这条手臂开飞机！当然这不是真的飞机，而是训练飞行员的模拟操纵系统，Jan操纵着机械手臂的手腕左右上下推拉摇移，完成飞行。她开着模拟飞机掠过了埃菲尔铁塔和埃及金字塔上空。瘫痪在床十几年的Jan终于感到，自己拜托了沉重的躯体，似乎真的在云端飞翔。

大脑操纵机械手臂开飞机这事儿自然得到了军方的重视。想想看，如果飞行员可以用大脑开飞机，他们就可以在更安全的环境下，做出许多现在的飞行员无法完成的动作。军方的终极梦想不止于此。他们希望一位飞行员能用大脑操纵不只一架飞机。在未来，每一位飞行员都是一个飞行纵队的队长。

现在，军方正在进行一个叫“心灵飞行（Mind Flight）”的项目。他们将Utah装置安装在人的左右大脑半球上，来实验是否能更好的操纵无人机飞行。

不过，匹兹堡大学更希望实验聚焦在帮助瘫痪者重归正常生活上，他们与军方分道扬镳，开始了新的研究。下一步研究的目的是让瘫痪者不仅能操控机械手臂活动，还能通过手臂感知外界。

继Jan之后的第二位实验者是Nathan Copeland，他的头上多了两个Utan装置，安装在他的躯体感觉皮质区（somatosensory cortex）。机械手臂指尖的感应器可以将触觉由此传达给Nathan的大脑。

虽然和人类自身的感知比起来，这样的感应器还太初级，但Nathan确实有了感觉。不过，他说这种感觉与之前体验过的任何触觉都不一样。有时候，它像是皮肤上的轻轻压力，有时候，这种压力又像是从骨头内部传来。Nathan试图找出各种词语来描述他的各种感觉：“闪烁（sparkly）、快速轻敲（rapid-tappy）、嗡嗡钻（drilly-buzzy）”。

这篇文章看得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如果有一天，大脑可以自如操纵各种机械，那么我们或许真的可以脱离肉身，完成现在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用机械来看，来听，来感受，我们或许可以经历比现在丰富的多，丰富到现在的我们无法想象的生活。

我也非常喜欢文章中的一句话：“You are more than the body you live in（你不仅仅是你栖身其中的那具肉体）”。虽然一般人不会有大脑传感器和机械手臂这样科幻的装置，但我相信这句话对每个人都适用。相信自己不仅仅只是这具肉体，心灵或许会带我们去到更远更美的地方。

Nov.26 2018 书本中讲述故事的，不仅仅是文字...

Hidden Traces by Sam Knight

我喜欢二手书，或者准确一点说应该是，曾经被人读过的书。不知为啥，翻开一本书，想到在我之前就有人读过它，有人喜欢它，有人还在书页中写了字，做了标记，就觉得很开心。仿佛这本书冥冥中将我和看过它的人联系到了一起。

比如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这本书有几页特别旧，还有折角，那本书上的某个段落下重重划了线。一本40年代的《安徒生童话》，扉页题字显示它的原主人比我爸妈年纪还大。一本学术论文集，前面的读书人仔细地在每个我有疑问的地方刚好都做了批注。

翻开一本二手书，我在读它的同时也在揣摩，它过去的主人是什么样子，有着什么样的喜好。明明是一本书，可以读出两本书的效果。不过，读完了本期《纽约客》上的这篇文章，我才发现自己的揣摩真是太表面，太小儿科了。

故事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Laurentian图书馆开始。这里收藏着一本身世传奇的《圣经》。1685年，一位曾去过中国的传教士将这本书献给了美第奇家族，声称它原本属于马可波罗。

这大概有点夸大其词，但这本《圣经》的古老毋庸置疑。它应该是某位早前去往中国的传教士所有，在中国待了几个世纪，流传于学者和官员的手中。

由于年代太过久远，这本《圣经》已经支离破碎。修复专家在修复的同时，也决定用最新科技来分析它。这个科技就是蛋白组质学（proteomics）。

蛋白组质学是研究生物中蛋白质相互作用关系的学科。仅仅一个人类细胞的蛋白组质中就可能包含数十亿蛋白质。基因学家和制药公司利用它来发现某种疾病的早期迹象，或找到治疗癌症的有效方法。

不过，医学和生物学并不是蛋白组质学的唯一应用，它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因为在适当的环境下，蛋白质可以存活数百万年之久。对艺术品和文物典籍上残留的蛋白组质进行分析，就能揭示许多肉眼看不出的秘密。

2011年，米兰理工大学的学者Pier Giorgio Righetti利用蛋白组质学对这本《圣经》进行了分析。文物专家原本推测这部书是用小羊羔胎皮制成的，但Righetti的分析显示，它其实是用小牛皮制作的。

有制作材料及书中文本为佐证，学者们终于可以为这本《圣经》精确断代：它在1250年前的某个时候诞生于法国南部地区。知道了它的出生时间和地点，我们或许可以更好的探寻这本书是如何从法国去了中国，又从中国回到意大利的故事。

不过，很多古代图书并不是用牛皮羊皮制成的，蛋白组质学还有用武之地吗？答案是当然有。以色列发明家Gleb Zilberstein发明了不损害书籍就可取样其上附着的蛋白质和其它离子的技术。他用这项技术分析了俄国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手稿。

从手稿上残留的汗液和唾液的蛋白组质中，Zilberstein发现了三种标志肾病的蛋白质。他还发现了吗啡的痕迹，在《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大纲的纸页上尤为浓重。根据这些痕迹，我们就可以推测布尔加科夫不同时期的写作状态。

Righetti也利用这项取样蛋白组质的技术，来研究1630年的米兰城市档案死亡记录。那一年，一场黑死病瘟疫袭击了米兰，城中一半人口因此死亡。

Righetti从档案纸页中发现了600多种蛋白质，除了17种与黑死病相关的蛋白质外，还有羊奶、烟草、鹰嘴豆、胡萝卜、大米和玉米的蛋白质。三百多年前档案记录员的食谱，被残留于纸页上的蛋白质忠实记录了下来，让我们得以掀开历史的厚重幕布，一窥当时普通人的生活图景。

现在，Zilberstein又在利用这项技术研究17世纪天文学家开普勒的手稿。虽然蛋白组质分析结果还没出来，但他已经有了新奇的发现——手稿上残留着许多金、银、铅和砷的痕迹。

Zilberstein推测，这可能说明开普勒也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对炼金术感兴趣，或许自己还尝试过炼金术。在以前有关开普勒的历史研究中，还从未有人将这位天文学家和炼金术联系在一起。Zilberstein的发现或许为他们指出了一个新方向。

读完这篇文章讲的蛋白组质学和书本研究的故事，想到图书馆或二手书店，我突然感到一种说不清的敬畏之情。一座图书馆储存着前人的精神遗产，已经足够神圣，但没想到它还是一座物质的宝库。

虽然这些只在普通人手中传阅的书，当然不会像文中的手稿古籍一样成为科学家研究的对象，但想想还是觉得很神奇。以前只听说读书会在人的身上产生印记，原来反过来，读书的人也会在书上留下痕迹。

在每一本书的每一页纸上，残留的蛋白质和其它物质离子蕴含着无穷无尽的信息。当我翻开一本二手书，揣摩前一位持有者是怎样的人时，书页上残留的物质其实正在讲述他们的故事，也顺便记录下我的故事。

这篇笔记写完开个小小的脑洞。原文中有这么一段解释蛋白组质的话：“和基本保持稳定的基因组不同，蛋白组质总是在变化之中。当我们睡觉时、恐惧时、生病时，细胞都会生产不同的蛋白质。过去的蛋白质是某个特定时刻的生物残余遗迹（Unlike the genome, which stays largely the same, an organism’s proteome changes all the time. Our cells produce different proteins when we are asleep, when we are afraid, and when we are sick. Proteins from the past are the biological remnants of a specific instant…）” 

读到这里时突然想，如果人的每个状态，比如开心、悲伤、烦闷时，产生的蛋白质都不同，那只要分析书页上残留的蛋白质，就能知道写作者或者读书者的情绪，岂不是更有意思？（有可能写作者的情绪分析出来永远是“明天就要交稿但今天还不想写”的焦虑感，哈哈。）

再继续开脑洞，现在写作读书都电子化了，未来的人要是想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读者做分析，就只能分析电脑键盘，iPad表面？但这些东西可以用清洗剂清洁，陈旧了用坏了就送去回收，根本不可能残留什么。

不过，我们已经有太多太多记录自己信息的渠道，在知道不知道的地方都能留下各种痕迹。面对现代人发的海量自拍照和朋友圈消息，可能未来人更多的是想要怎么去芜存菁，而不是怎么发掘更多信息吧。

Nov.19 2018 电影中的梵高：从你的故事里，我看到了自己

Technicolor Vincent by Anthony Lane

梵高，在他生前遭受了多少冷落，身后就获得了多少热情。梵高被人们誉为全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即使对近现代艺术毫无兴趣的人，也多少知道他割下自己耳朵的故事。

梵高的画充满了生命力。一棵树、一枝花、一把椅子，在他的笔下似乎也被赋予了灵魂，在观画者的眼角抖动、生长。但人们爱梵高不仅是因为他的画。这位天才一生曾遭受的误解、冷落和挫折，也是后来人对他寄予这样多同情和热爱的原因。

在艺术家中，梵高的一生可能是最富有戏剧性的，所以也无数次被搬上银幕。这篇文章的作者评述了几部以梵高为主题的电影。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梵高，每位导演眼中的梵高故事不尽相同，每位演员演绎的梵高形象总有些许不同。因为是梵高，所以我们才这样热情，这样急于给他我们自己的解读吧。

1 Van Gogh by Alain Resnais （1948）

这部拍摄于1948年的黑白记录片是最早将梵高的故事搬上电影大屏的。电影长度不到18分钟，没有演员，画面全由梵高的作品构成。旁白和配乐伴随着一幅幅画，讲述了梵高的一生。

这部片子获得了1950年的奥斯卡最佳短片奖，不过，时代关系所限，它只有黑白画面，显然是最大遗憾。梵高热爱色彩，他曾说：“The painter of future is a colorist such as there hasn’t been before（属于未来的画家是目前还不存在的色彩家）.

2 Lust for Life by Vincente Minnelli  （1956）

本片根据美国作家Irving Stone在1934年出版的同名小说《Van Gogh》改编，饰演梵高的是演员Kirk Douglas。影片将梵高的生活概括为牺牲和屈辱。他的一生充满着未实现的理想，酸楚的人际纠葛，不断拾起又放弃的计划。后来所有的梵高电影，或多或少都有这部电影的影子。

3 Vincent & Theo by Robert Altman (1990)

隔了几十年，梵高的故事再次搬上大银幕，由演员Tim Roth饰演梵高。本文作者认为，Tim Roth是所有扮演梵高的演员中，最能让人信服他确实是一个画家的。他扮演的梵高在画画时，对自己的绘画对象专注又充满爱意。他来回看着被画的人和自己的画布，眼睛闪闪发光。

4 Van Gogh by Maurice Pialat（1991）

在这部电影中，扮演梵高的Jacques Dutronc是法国歌星，演出经历并不多。但他的梵高非常出色。因为在这部电影中，梵高第一次以普通人的面貌出现：瘦弱的他体贴周到、对自己时不时引起的麻烦心怀歉意。梵高不再那么疯狂，他有安静的幽默感，当体力允许时，能够享受自己的乐趣。

5 Loving Vincent by Dorota Kobiela and Hugh Welchman （2017）

去年在社交网络上引起狂热讨论的动画片。65000多幅手绘的图画第一次让梵高笔下的世界动了起来。但不知为什么，梵高画作的魅力反而在这部影片中流失了。这里讲讲我自己的看法吧，我是同意作者的。梵高的画本身看起来似乎就是动态的。打个比方，好像在夏天的热空气中，你看一切物体都在轻轻颤动，就是这种感觉。可是真的让画动了起来，原本的感觉反而没有了。

6 At Eternity’s Gate by Julian Schnabel （2018）

今年最新的一部梵高电影，由演员Willem Dafoe饰演梵高。Dafoe今年已经63岁，而梵高去世时才37岁。不过，生活波折的梵高本就有一颗既幼稚又成熟的灵魂，所以Dafoe的演出并不违和。

我们爱梵高。可如果有一天真的碰到他，我们大可能会像他同时代的人那样，避开他，忽视他，或被他惹恼。就像作者在文中写的，“Van Gogh is a difficult soul（这句话没翻译，因为我觉得怎么翻都没法精确还原它的意思）”。

但是，我们还是幻想能够向梵高表达我们的爱和尊重。在《Doctor Who》2010年的一集中，梵高穿越时空来到了现代的博物馆。他发现自己的画挂在最显著的位置，他被誉为全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

看到这一幕时，我们大概比梵高更为感动。（我看过这一集，真的有被感动到流眼泪）。因为梵高自己曾经将名声比作“sticking your cigar in your mouth by the lighted end（把点燃的雪茄烟头伸进自己嘴里）.”

对梵高来说，只有画是毕生的追求。至于爱和名声，“想得却不可得 你奈人生何”，那么就算了吧。反倒是我们，还在锱铢必较地想帮助他追回曾缺失的一切。

或许，看到梵高所得的冷遇与挫折，总不由得让我们想到自己人生中的不如意吧。梵高大概对这一切并不在意，电影中的梵高故事，其实是拍给我们看的。我们在梵高身上看到了一点点自己，并且在心底深处，暗暗希望自己总有一天能获得那应得的承认与爱。

最后放一首歌吧，很美的一首歌，唱给梵高，唱给我们自己听。

Nov.19 2018 比悬疑小说更悬疑：攻击美国驻古巴外交官的神秘力量

Havana Syndrome by Adam Entous & Jon Lee Anderson

从去年年初开始，一股无形无声的神秘力量精准攻击了多位美国驻古巴的外交官。被攻击的人无一例外出现了头疼、耳鸣、失去平衡感等症状，就好像遭遇了脑震荡。这股力量到底是什么？是谁发出来的？直到现在，集CIA和FBI全体之力，也还没解开这个谜。

上面这段是我给《纽约客》本期这篇文章写的概括，看起来是不是很像某本悬疑小说的大纲？文章内容确实也挺悬疑。可惜，小说的作者一定会在结尾揭秘；但现实中的悬疑常常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后才会有答案，甚至永远都不会有。

故事从美国驻古巴的外交官Audrey Lee讲起。年近五十的Lee是一名资深外交官，她喜欢古巴，所以在美国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后，立刻主动申请来这里。Lee和丈夫以及两个儿子住在一栋造型优雅的西班牙式房子里，周围邻居大多也是外交人员。

2017年3月17日晚上8点左右，Lee一个人在厨房洗盘子。忽然，她感到脑袋上有一股压力，接着便是刺骨的疼痛。Lee摸索着走到卧室躺了下来，但那股疼痛依然折磨着她。当晚她丈夫在外出差，在二楼玩游戏的两个儿子则没有感觉到任何异样。

从那以后，Lee一直头疼，晚上只能睡1、2个小时，走路时总觉得眩晕，好像刚从云霄飞车上下来。害怕上级知道后会把她撤回美国，Lee一直没告诉同事们这件事。

其实，在Lee之前，已经有至少3位在古巴大使馆工作的CIA特工遭遇了同样神秘力量的袭击。所有受害者都描述，他们感觉有一股压力在脑中“爆炸”。还有人说，这股力量来袭的同时能听到巨大响声，但一打开门（所有受害者都在室内），声音就突然停止了。

自从那3位CIA工作人员遭受袭击后，美国大使馆又陆陆续续有十几个人都报告说感受到了同样神秘力量的侵扰。Lee也最终公开了她的遭遇。为了确认这股神秘力量到底是哪儿来的，也为了保证这些人不是受心理因素影响，他们被送回美国，接受专业诊断。

医疗专家认为，这些人确实出现了大脑损伤的症状。最有力的证据是，2017年5月，一位刚去古巴待了不到三个星期的工作人员，报告说自己被神秘力量袭击。她随即马上被送回美国医院检查。因为在去古巴前，这位工作人员刚做过体检，所以两次检查结果对比可以明显看出，她的大脑实实在在受到了伤害。

这股神秘力量不仅破坏力强大，而且打击非常精准。 2017年8月，一位CIA特工来到古巴，入住了当地最有名的酒店Hotel Nacional。她在自己位于八楼的房间时，也受到了同样的袭击。CIA和FBI检查了酒店的里里外外，没有找到任何痕迹。（唯一有希望看出端倪的是酒店的监控记录，或许从中可以发现是否有人在那个时段待在这位特工的房间附近。但古巴方面至今还没有将这些记录交给美国。）

美国外交官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和古巴一向关系良好的加拿大，也有12名外交官遭遇了同样的事情。加拿大和古巴开启了联合调查，但目前还没找到任何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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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那3位CIA特工遭遇袭击后，2017年2月17日，美国驻古巴大使DeLaurentis就拜访了古巴外交部负责美国事务的官员，告诉了她这些奇怪的事件。因为美国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神秘力量是古巴方面发出来的，古巴官员当即表示这一切都是美国的谎言。

2月21日，大使又拜访了古巴最高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坚持说，这些神秘力量绝对与古巴无关，并提出可以和美国一起联合调查。由于CIA不愿向古巴人公开自己特工的身份，这一建议被搁置了。

劳尔·卡斯特罗的态度看似很坦诚，那这事究竟和古巴有没有关系呢？有人认为，这是古巴政府内部那些忠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反对与美国往来的人士干的。他们的行为劳尔·卡斯特罗可能真的不清楚。还有人认为，这是古巴人使用的一种新的侦探工具，神秘力量的袭击是这种工具的副作用，并不是古巴人有心要害美国工作人员。

劳尔·卡斯特罗还在这次会面中暗示说，他觉得可能这件事是有第三国的参与。理所当然，所有人都将怀疑指向了俄国。但不管CIA和FBI怎么调查，至少目前他们还没有公开承认抓到了俄国的证据。甚至还有人怀疑中国，因为广州领事馆的一位职员也报告出现了类似症状。但经过检查表明，并没有确实证据证明这位职员受到了同样力量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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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这股神秘力量是谁发出来的，那能不能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呢？答案依然模糊不清。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声波武器”，有人认为它和微波有关。

经过专家研究，目前最有可能的说法是，神秘力量来自一种能释放电磁波或无线射频的装置。它发出的能量可以通过被害者的耳朵进入大脑，在充满液体的内耳或血管中造成气泡一样的气穴。当这些气泡形成甚至爆开时，就会影响大脑中管理方向感和平衡感的器官。但，这也只是专家的推断，如果要知道准确情况，需要解剖大脑，那当然是没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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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这股力量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来自何方，但至少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可以回答的：这股力量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看看它造成的结果就行了。

现在，为了保证人员安全，美国已经从古巴撤走了大部分外交人员和所有CIA特工。美国驻古巴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数量从最开始的54人降到了现在的18人。许多最基本的外事工作，比如发放签证等都无法进行。

古巴最高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对美国的态度不像他的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那样仇视。从2012年起，美国官员就开始与古巴政府有了私下接触。2015年7月，两国正式宣布开始外交往来。2016年3月，奥巴马到古巴发表了讲话。去古巴旅游的美国人从2014年的9万人增长到了2017年的60万人。

看起来，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正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这股神秘力量让这段关系一下子岌岌可危，美国要想在古巴通过外交活动进一步扩大影响力的算盘也落空了。有很多派势力，都想达到这个目的，比如古巴内部的反美者，比如俄国或者其它某些国家，甚至比如美国内部反对与古巴来往的人...但究竟是谁出手制造了这股力量，似乎只能继续悬疑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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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12 2018 被医院电脑系统困扰的美国医生们

The Upgrade by Atul Gawaned

这篇文章我读得心有戚戚焉。其一是因为前段时间刚好家人来美国看病，我也真切体验到了美国医疗电子化的方便——网上随时可以查到医生会见笔记、检查报告和病历记录，以及随之而来的不便——比如病历中60%都是电子系统中附带的冗余信息。

其二是因为，本文主题是讲电脑管理系统对美国医生造成的困扰。对我来说，这个主题可以推而广之到其它许多职业上。现在，不管是记录客户信息，报销出差费用，还是查询历史文档，似乎都必须先在网上填写复杂的表格，一个地方填错了，大大的红字立马闪现出来，让人心惊肉跳。

所以有时真搞不清，电脑是让工作更方便，还是更麻烦了？作者在文中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我的解读是，电脑让个人的工作更麻烦，但是让组织（公司）的工作更方便。而且，抱怨归抱怨，电脑已经成了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永远不可能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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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超过90%的美国医院都实行了电子化。电脑系统看似减少了繁琐的案头工作，简化了医疗流程，事实却恰好相反。2016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医生每花一个小时与病人面对面交谈，就要花两个小时面对电脑处理工作。

为什么用电脑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医院的电脑系统上，医生不管是查病历还是开处方，都要填写详细的表格；由于每位和病人接触过的医院工作人员都会在系统中添加病人信息，医生必须从大量重复无用的信息中找到需要的部分，等等。

在电脑系统里写写画画不仅侵占了医生与病人面对面谈话的时间，也延长了他们总的工作时间。有医生说，自己在上班时间最多能完成60%的电脑系统记录要求，不得不把工作带回家继续做。

心理学家Christina Maslach用三个指标来显示一个人是否有职业倦怠：1）情感枯竭（对什么事都没兴趣）；2）非人性化（用机械冷漠的态度对待他人）； 3）低成就感（感觉个人没有效率，无法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

一项2014年的调查显示，54%的医生都反映自己至少满足三项指标中的一项。而且，职业倦怠感和具体的医疗职责有关。美国梅奥诊所发现，神经外科医生工作最忙，但职业倦怠指数却低于平均。急诊室的医生的工作生活更平衡，却有最高的职业倦怠指数。

研究者认为，影响医生职业倦怠感的因素之一就是他们与电脑系统打交道的时间长度。外科医生坐在电脑前的时间少，大多数时候是在真枪真刀地工作；急诊医生却要花很多时间在电子系统里登记病人信息，做各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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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医疗工作者对电脑系统的抱怨，其实就是19世纪末蓝领工人对费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 Taylor）提出的模块管理体系抱怨的高科技白领版。

泰罗是一位管理学家，他根据工作流程和内容的特点，将每项工作严格分成标准化模块，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泰罗形容自己的管理制度时说：“过去，人是第一位；未来，系统是第一位。”

现在，对被电脑系统困扰的医务人员来说，“系统”似乎真的处于第一位的位置。尤其是电脑系统那么“脆弱”，人不得不以它为先。

“脆弱”指的是电脑系统只能回应安排好的指令，无法应对突发事件。而我们又想让电脑处理越来越复杂的任务，它也就被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弄得不知所措。

医疗这件事本身是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会随着时间和情形的改变而变化。但电脑软件再复杂，也没有自适应的本领。自适应需要两个条件：突变和选择。有突变，才出现了多姿多彩的种类；有选择，才能剔除掉没有用的突变。

不管是医疗还是其它职业领域，传统建立在手艺和经验上的工作只有突变，缺乏选择。在工作中，每个人有足够空间进行尝试和创新，有选择自己工作方式的自由，但没有机制淘汰那些不够好的工作方式。

而电脑系统则只有选择，没有突变。令人望而生畏的复杂电脑系统一旦设立好，要想对它做一点改动就难上加难。不仅需要管理者讨论通过，还需要很长时间编写和测试，以免影响到系统的其它部分。

对管理者来说，电脑系统帮助他们实现了对员工的全面控制；但对工作者来说，他们的创造力被扼制了，“突变”的创新不再存在。但是，大型组织的电脑系统并是帮助个人提高效率，而是把组织中的每个人整合到一起协同工作。每个人就像一个齿轮，必须和其他所有人的齿轮相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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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医生们抱怨连连，医院的全面电子化依然不可避免。不过，人类可没有电脑那么“脆弱”。作为进化的胜利者，我们天生就能适应生活带来的变化。

近年来，在美国医疗健康行业增长最快的一个职业就是医疗记录师。他们负责帮助医生完成与电脑相关的工作。美国麻省总医院甚至聘请身在印度的当地医生，通过观看医生会见病人的工作录像，当远程医疗记录师。医疗记录师的出现让许多医生大大松了一口气。

同时，IBM等大公司已经在考虑研发人工智能医疗记录师，一些电子医疗系统公司也提供了更多有个性化选择的应用程序，来简化医生的工作。

不过，在很久以来人们的普遍认知里，电脑是我们的好助手，帮助我们简化工作，让人类的生活更轻松。没想到，现在反而需要聘请更多人来专门对付电脑系统，想想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讽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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