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8日星期三

May.3 2021 大脑被植入仪器后的我还是我吗?

 Mind Machines

by

Christine Kenneally


往大脑里植入电子仪器或者芯片,放在几十年前是科幻,放在今天是科学。


早在本世纪初,美国FDA就批准了用于缓解帕金森症状的电刺激脑部植入系统。现在,全世界大约有20万人的大脑里安装了某种仪器或芯片,用来治疗神经方面的疾病。


​这两年,大脑植入设备更是火了。它不再限于少数医学专业研究人员和特殊疾病患者的圈子,逐渐走入公众视野。马克·扎克伯克和埃隆·马斯克等大佬都相继宣布投资脑神经研究。马斯克的公司Neuralink还展示过三只植入了脑机接口设备的小猪。

Neuralink的三只小猪,感觉生活得很不错呀。

在大脑中植入电子仪器可以改善帕金森、瘫痪、癫痫等一系列与神经相关的疾病;如果相信马斯克等人的愿景,它未来或许还可以成为人类的内置助手,帮助我们学习、记忆,去完成单纯靠人类的能力没法完成的事情——让人变成超人。


那么,成了超人的人还是人吗?大脑里植入了仪器的我还是我吗?这一期《纽约客》浅浅地触及了这个问题。是“浅浅地”(至少我觉得很浅),因为我们对人的大脑、意识、心灵的理解还太少,就算想深入探讨,怕是也探讨不下去吧。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哲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吉尔伯特(Frederic Gilbert)对大脑植入装置特别感兴趣。他觉得,对大脑科技的技术研究越来越深入,应用越来越广泛,却没人研究它的哲学和道德影响,这是不对的。


脑部植入了仪器的人还是以前的自己吗?如果有人在大脑接受仪器刺激的情况下犯了罪,他应该为此负责吗?吉尔伯特希望找出答案,来规范大脑科技的发展。

吉尔伯特采访了许多大脑植入仪器的患者,试图了解他们的感受。很多人都说,接受治疗后的自己和以前的自己判若两人。


他们当中有人感受到的是异乎寻常的自信。


比如说,一个女人在接受大脑植入仪器手术后,觉得自己年轻了15岁。她试图靠自己的力气举起一张台球桌,结果把椎间盘撕裂了。还有一个女人变得特别冲动,才做完植入手术9天,她就自己走路10公里去看医生。


但是,也有恰好相反的例子。


有少数人做完手术后自杀了。2006年,一个法国团队跟踪研究了一些大脑植入仪器的患者。他们发现,手术两年后,65%的人在婚姻或恋爱上都出了问题,64%的人表示他们想辞职。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再是以前的自己,甚至有人把自己比作电子娃娃或者被远程操控的机器人。


大脑植入外部仪器的人感知到的自我到底什么样?在吉尔伯特的研究对象中,有两位正好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俩都是癫痫患者,都曾植入过一种帮助患者控制癫痫发作的仪器。


莉塔从小患有癫痫。对她来说,每次癫痫发作就像一场短暂但彻底的宿醉。她完全没有发作时的记忆,醒来后发现自己受了伤,才知道发作过了。癫痫在她脑海中啃出一个个记忆缺口,让她的人生支离破碎。


2010年,莉塔接受了一项临床实验。医生在她的大脑里植入了芯片,通过电线穿透皮肤,与一个外置仪器相连。一旦芯片认为莉塔可能癫痫发作,就会给外置仪器发送信号,仪器便会发出警报。


经过几个月调整后,芯片基本掌握了莉塔大脑的神经活动模式,可以相当准确地在她将要发作的15分钟前发送警报。这样一来,她就有充分的时间服用防止癫痫发作的药物。在芯片和仪器的帮助下,莉塔没有再发作过。


虽然外置仪器的大小与两个叠起来的手机相当,携带不够方便,但莉塔相当喜欢它。她甚至对它产生了感情,觉得这个仪器成为了自身的一部分,是它才让她拥有了完整的人生。


可惜三年后,进行这个项目的公司因为缺少资金而决定停止实验,莉塔不得不取出脑中的芯片。她特别难过,觉得这就像是自己把自己的一部分给抛弃了。


幸好不知是不是因为这项实验,莉塔学会了用直觉预测自己的发作。一旦感觉像是要来了,就先吃个药再说。从那时到今天已经过了6、7年,她都没有发作过。不过,她依然非常想念自己的仪器,说真想再装一个。

和莉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实验接受者汉娜。汉娜从小热爱跳舞,但16岁时的第一次癫痫发作让她失去了成为职业舞者的希望。


​汉娜的癫痫发作程度没有莉塔那么厉害,所以她尽量藐视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她依然去参加跳舞选拔,哪怕中途会经历小型的发作。她也告诉朋友说,如果看到自己发作不要紧张,别把它当一回事儿。


但在接受临床实验后,汉娜没法把自己的癫痫不当一回事儿了。原来她的大脑一直在进行小型的癫痫发作,连睡梦中也不能幸免。外置仪器的报警信号一天可以响个上百次。


莉塔感激仪器提醒自己癫痫发作的时候,汉娜却憎恨它提醒自己患有癫痫。她陷入了深深的抑郁,直到医生移除了她大脑中的芯片,汉娜才终于感到解脱,恢复了原本的自我。


莉塔和汉娜,一个觉得大脑植入装置后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我,另一个却觉得它让自己变得不是真正的自我。她们的感受都很真实。可是,她们所以为的真正的自我到底是什么呢?


人类的大脑有大约1000亿个神经元,它们之间形成的联系比银河系中的星星数量还多。每个人的大脑就是一个小小的星系,植入外接装置,我想可能就像是小星系里来了一颗(或者很多很多颗)人造的小慧星。

神经元之间简单的电流联系最终让人类诞生自我意识。给大脑神经元增加来自外界的电流刺激,从理论上来讲也会对人的自我意识产生影响。只不过到目前为止,连人类的意识是怎么从大脑这团小小的灰色物质中产生的都搞不清,更顾不上研究其它的了。


对自我意识的定义纷繁冗杂,但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以为“自我”,好像从生到死都是那么一个我,其实不是这样。


自我是流动变化的。十年前的我,五年前的我,和今天的我,不论个性、想法或行为方式,都有不相同的地方。哪一个我才是真正的自我呢?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明天的我,又会和今天的我不一样。


很难说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灵魂,因为自我总是被许许多多的东西影响而变化。不记得在哪儿看过某个学者说,现代人离不开的智能电子设备,就可以算作每个人自我的一部分。想想很有道理,离开了手机和网络的我,还会和现在的我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啊。


那什么是真正的自我呢?一个尽量抛离外界影响,放下一切的我是真正的自我?还是一个对外界影响兼容并蓄,接受所有的我才是真正的自我?嗯,光是想出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自己脑细胞有点不够用了。


好想听听你的意见呀!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

2021年4月7日星期三

 Past Imperfect

by

Rachel Aviv


2018年10月,著名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因强奸和性侵被起诉。​即将面临审判的韦恩斯坦焦急地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教授伊丽莎白·洛夫斯特。他希望洛夫特斯在法庭上为自己作证。


一位大学教授,和好莱坞扯不上半点关系,韦恩斯坦为何偏偏指望洛夫斯特呢?原来,今年76岁的洛夫斯特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她的重要研究成果是记忆的不可靠和可操纵性。韦恩斯坦希望洛夫斯特证明,指控他的女性的记忆不一定可靠。


过去45年间,洛夫斯特曾经为300多个案件提供证词或者咨询。她参与过不少轰动全美的案件,比如Bill Cosby(著名脱口秀演员)性侵案、Jerry Sandusky(大学橄榄球队教练)性侵案,以及2006年被告集体强奸的杜克大学棍网球队员一案。

2010年,65岁的洛夫斯特。

去年1月,韦恩斯坦的案件开庭审理。洛夫斯特在庭上陈述了关于记忆的基本理论,试图让陪审员认识到,当一些女性得知韦恩斯坦有性侵历史后,即使她们和他以前发生的性关系是中性的,在她们的回忆里也倾向于把那段性关系塑造成负面的。


洛夫斯特在法庭上说:“如果你被催促着要想起些什么,你可能会制造出某种类似于猜测或想法的东西,并且觉得那就是你自己的记忆。”


韦恩斯坦的律师问:“发生时没有造成伤害的事件,有可能在之后被当事人认为是有伤害的吗?”


洛夫斯特回答:“如果你给某件事打上了某个特定标签,就可能扭曲关于那件事的记忆。你可以把整件事情无中生有植入正常人的脑海中”。


洛夫斯特的职业生涯就开始于对记忆扭曲的研究。1973年,她采访了一些车祸当事人,请他们回忆车祸发生时的车速。她发现,提问题时用不同的词会影响他们的回忆。如果她说“撞得粉碎”而不只是说“撞”,当事人认为车速更快。

洛夫斯特关于车祸的研究图示。

1975年,洛夫斯特发表了一篇标题为“人类记忆的可操纵性会影响司法正义吗?”的文章。这以后,她开始陆续接到辩护律师的请求,希望她上庭证明证人和当事人的回忆可能被各种因素扭曲,比如向他们提问题的方式、警察的草率行事,以及对不同种族面孔的识别能力等等。


90年代早期,洛夫斯特接到了一类新的案件咨询。当时的美国人渐渐开始敢于承认家庭乱伦现象的存在。比如说,有些女性曾在幼年被父亲或近亲侵犯,她们长大后终于有勇气说出真相。​


当时非常流行用催眠等方法让寻求心理咨询的人回忆起那些被他们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儿时曾经遭受虐待的记忆,很多人在治疗心理疾病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原来曾经遭受过亲人的暴力或性侵。


这让洛夫特斯十分担心。她认为没有根据证明创伤性记忆能在人脑中潜伏10年之久后突然被想起来。她更担心那些人回忆起来的儿时被虐待的记忆根本不存在,是被心理治疗师通过催眠和其他暗示性的手段诱导出现的。


在洛夫斯特参与的一个案例中,女儿状告父亲在20年前性侵并杀害了她8岁的朋友。后来发现,女儿因抑郁症一直接受催眠治疗,她是在治疗期间回忆起这件事的。洛夫斯特对女儿的回忆是否可靠十分怀疑。最终,法庭判决她的证词不可采信,父亲无罪。【2018年,通过DNA测试找到了真正的杀人凶手。​】


发现人可能被植入虚假记忆后,洛夫斯特做了一个实验,也是她最有名的一个实验。她给24名被试验者每人发了一本小册子,上面详细描述了他们小时候的四段经历,其中三段是真实的,但第四段——被试验者小时候在商场里迷路——是虚构的。


她要求被试验者尽可能回忆起小时候这四段经历的细节。在这24人中,有6人真的把在商场迷路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真实经历,甚至能栩栩如生的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心情,来帮助自己的好心人长什么样子,周围的人都说了什么,等等。


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这6个人都感受到了儿时迷路的害怕和伤心,虽然这一切从来不曾存在过。洛夫斯特由此证明,能感受到回忆中真切的情绪,并不保证你的回忆一定真实。

当然,对拥有这段回忆的当事人来说,无论事件是真实还是虚假,他们的感受都是真实的。曾让洛夫斯特陷入官司的一个著名案例就是如此。


1984年,一位儿童心理治疗师记录了他和6岁女孩妮可的谈话。妮可的父母正在打离婚官司,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妮可的父亲说,她妈妈有一次把手指放进女儿的阴道里。在跟治疗师的谈话中,妮可也说了这件事。因此,妮可的妈妈没有得到抚养权。


10年后,妮可的父亲去世了,她被安置进了一个寄养家庭。当时她已经完全记不得自己为什么不和妈妈在一起,便向当时的心理治疗师询问,同时和妈妈恢复了联系。


一年后,她去心理治疗师那儿看了当时谈话的录像。她有点怀疑是不是爸爸为了得到她的抚养权才编出妈妈虐待她的故事,而且诱导6岁的她指控妈妈。因为她记得自己说过那些指控,但记不得真的发生过妈妈虐待她这件事。


但后来和心理治疗师聊起这件事时,过去的记忆突然浮现,妮可甚至能清楚记得当时自己在洗澡,以及自己感到的疼痛。之后,她立刻和妈妈切断了联系。


得到妮可同意后,心理治疗师用她的案例发表了一篇论文,讲述被遗忘的儿时受虐经历如何在11年后重新浮上水面。他还附上了妮可参加心理学专业会议时接受采访的录像。


​洛夫斯特看到了这些录像。她怀疑心理治疗师的结论,便自己进行调查。洛夫斯特聘请了两名私家侦探帮忙搜出妮可的真实身份,以及她父母离婚时的法庭记录。她还访问了妮可的养母、继母和亲生母亲。


愤怒的妮可控告洛夫斯特侵犯自己的隐私权。洛夫斯特在的华盛顿大学禁止她继续跟进这个案例,于是她干脆跳槽去了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妮可败诉了,2002年,洛夫斯特发表了关于妮可案例的论文,认为她对她妈妈的指控没有根据。


妮可后来取得了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学位,也成为了一位心理治疗师。洛夫斯特的论文让她非常困扰,因为论文中确实呈现了一些有力的论点。有时候,她相信妈妈确实被错怪,但另一些时候,她又觉得自己的回忆是真实的。​这种对回忆的不确定影响了她后来人生中的每一段关系。​

洛夫斯特和她出版的多本学术作品。

多年来,洛夫斯特出版了24本学术著作,发表了600多篇论文,一直探究着记忆的奥秘。她的时间被研究、实验、讲课、咨询和庭审排得满满的。因为给一些影响力大的被告作证,洛夫斯特颇遭人诟病。有人开玩笑说,她是女权主义者最想讨伐的前十大人物之一。其实,洛夫斯特也为很多被冤枉的弱势群体做过证。


​这一次替韦恩斯坦作证让洛夫斯特又成了众矢之的。她所在的尔湾分校有学生提出抗议,要求学校停止她教学;一位同事在路上碰到她时质问:“你怎么能这么做”?家人和朋友都不理解她为什么答应给这个臭名昭著的人作证。


但洛夫斯特说,自己才是最感觉震惊的人,因为大家好像都忘了无罪推定原则,忘了即使是恶人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最终,法院判决韦恩斯坦三级强奸、一级不法性行为的罪名成立,另3项罪名不成立,包括一级强奸与最重可判无期徒刑的掠夺性性侵(predatory sexual assault)。

韦恩斯坦走出法庭,他的案件还在上诉中。

洛夫斯特的研究促成了心理学理论的重大转变,改变了二十世纪心理学对记忆的主流认识——认为我们的记忆像档案一样分门别类地储存在大脑图书馆中。​洛夫特斯说,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在重新建构记忆,而不只是单纯地把过去的事情“重新播放”出来。


她写道:“我们对过去的重现表现为一种活动中的,不断变换的真实。它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一个刻在大脑深处,就像刻在石头上似的。记忆是一个活物,在不停变换形状,扩展,收缩,再扩展,是一个阿米巴变形虫一样的生物。”


不知道大家体验如何,反正我经常发现,自己对往事的回忆,与其它同样经历过这件事的人有差别,偶尔甚至有巨大差别。碰到这种情况一般就开玩笑说,大概世界程序出bug了,平行世界交叉了,什么什么的。


但有时候想想,一个人的性格和人生全靠记忆一点一滴的积累。记忆就像砖块,垒起人的城堡。如果我的记忆变幻不定,那我这个人岂不成了飘摇的海市蜃楼?我以为自己经历过,塑造了我这个人的事真的发生过吗?


洛夫斯特说:“这就是让人恐惧的部分——一个真正可怕的想法: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事情,我们全心全意相信的事情,不一定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