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快时尚”已经不够快，现在要“超快时尚”

 去年底，我换了新手机，打算买几个好看的手机壳。网上一搜，大部分手机壳都从十几美元到几十美元不等，但偏偏有一家叫“Shein”的网站，手机壳标价只要1.5美元、2美元、3美元！这简直是倍数级的差价，网站出错了吧！

点进去一看，还真就这么便宜。而且手机壳图案丰富可爱，评价也都是一水儿的夸奖。虽然需要从中国寄来，但运费只要3.99美元，比美国国内邮费还便宜。

我有点担心是不是碰上了诈骗网站，但想想就算被骗，最多也就损失十几美元，便下单了。大概一个星期后，从国内寄来的手机壳已经套到了我的手机上。材质是很一般，可价钱确实没话说。​

买过这么一次后，我的Instagram时间线上经常出现Shein的广告。这才发现，他们不只卖手机壳，主打的是卖给年轻女孩的衣服、饰品、包包，价格都难以置信的便宜。

截了张Shein的网站图，这个价格真的低到难以置信了，一件衣服比一杯星巴克咖啡还便宜。

我估计Shein应该是一家国内跨境电商，以国内外巨大的价格差异来吸引国外的年轻消费者。可是这么便宜的定价，这种商业模式能持久吗？恰好，前两天在3月份的《大西洋月刊》里读到一篇文章，才让我多少对Shein这样的网站有了一些了解。

原来，Shein并不是独此一家。这几年，有一大批和它差不多的时尚服饰网站兴起。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价格超级便宜，货品超级多，更新超级快。而且没有实体店，不做传统广告，主要靠社交媒体和网红发展顾客。

想当年，H&M和Zara等品牌依靠快速上新、紧追潮流开创了“快时尚（fast-fashion）”的时代，而这一批新网站被称为“超快时尚（ultra-fast-fashion）”，他们正渐渐挑战起传统快时尚品牌的地位。

快时尚的盛行有两个主力因素：一是人们不再把保暖蔽体作为服装的主要功能，而是希望通过服装来表达自我；二是每逢经济下行时期，人手上的钱少了，购物欲望可没少，所以反而会买更多便宜货。

​快时尚品牌能在短时间内推出大量新鲜的款式，迎合了第一个因素。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让走便宜路线的快时尚品牌尝到了第二个因素的甜头，从而在全球扩张。

超快时尚品牌，比快时尚更快。作为快时尚行业领头羊，Zara每周上新几百件商品，而超快时尚新秀Asos每周上新7000件商品。Zara号称只要两周就能将一个新设计从构想做到成衣上线，而超快时尚品牌Boohoo只需要几天时间。

因为没有实体店和库存压力，超快时尚更灵活。Boohoo的每一款设计只做300-500件，一旦发现不好卖就不会再补货，所以几乎没有积压。而H&M在2018年一年里就积压了价值43亿美元的商品。

​超快时尚品牌还更更更便宜。​从去年一直延续到今年的疫情，带给他们一个比08年金融危机更好的机会。逛实体店的人大大减少，大家都在网上释放购物欲望——超快时尚的定价又总是便宜到让人不能不买。

超快时尚品牌乐于和社交媒体以及网红合作，通过轰炸式的营销，迅速扩大知名度。他们也爱追名人热点。名人穿了什么衣服，第二天就能在他们的网站上看到类似款式。

只不过，款式迅速更新意味着没有风格可言，大量利用社交媒体、名人和网红也常自己埋下陷阱。所以超快时尚品牌的消费者没有一点品牌忠诚度，很多这类品牌一时火了，随即又销声匿迹。

Boohoo是一家英国公司，50%的生产都在英国本土，但价格同样便宜。看网站左边的价格搜索表就知道了，最高才60美元——​就这样，它的利润还连年翻番，目前是超快时尚行业的第一大品牌。

Shein或Boohoo卖的衣服大概永远也上不了《Vogue》杂志，也很难说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品牌价值或者内涵，但他们确实冲击了整个时尚行业。

快时尚改变了人和衣服的关系——层出不穷的新款式和便宜的价格时时刻刻都在刺激购买欲。我记得小时候每到过年穿上新衣服，都开心得不得了。一般人大多也就每个季度添购一、两件新衣。而现在，好多女生每隔一段时间不买新衣服，就觉得翻遍整个衣柜都没东西可穿。

有统计显示，美国人平均每五天买一件新衣服。从2000年到2015年，全球服装生产量翻了一倍，平均价格却降低了。据说现在美国人在买衣服上花的钱和20年前差不多，但买到手的衣服数量是过去的一倍。

​比快时尚更快更便宜的超快时尚，还会进一步加快人们更新衣橱的频率。未来，全球生产和销售的衣服还将越来越多。这对我们的钱包不是件好事，对装不下的衣橱不是件好事，对时尚行业和整个世界也不是件好事。

​虽然已是老生常谈，但还是不得不说：超快时尚要求大量快速生产衣服，这耗费了大量资源。比如棉花特别费水，生产一磅棉花需要的水是生产一磅西红柿的100倍。

当然啦，超快时尚品牌的衣服更多是人工合成面料，但这并没有比用棉花更好：​这些面料是地球水体里面的微塑料颗粒的主要来源。有统计显示，时尚行业制造了全球4%的温室气体，排放了全球20%的废水。

快时尚品牌常因为海外代工厂的恶劣工作条件遭致诟病，超快时尚品牌也一样。Shein就曾经被举报在它的代工厂使用童工。

有些超快时尚品牌为了加快生产和运输速度，选择在本土和离本土比较近的地方生产，但他们的工人依然没有保障。一家在美国生产服装的超快时尚品牌给工人的工资竟然低到了2.77美元一小时！由于超快时尚品牌的生产层层外包，还很难追责。

​另一方面，消费者买的衣服越来越多，淘汰的也就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人扔掉的衣服常常被打包运到海外。去年，加纳首都阿克拉附近堆积如山的旧衣服因为产生了太多甲烷气体，居然发生了大爆炸。

加纳首都阿克拉是全球最大的二手废旧服装回收市场之一，废旧服装都这样打包一包包送过来。图中还是比较整洁的场面，很多没有出售价值的衣服都被当垃圾扔掉，所以才会发生大爆炸。

有些人会捐赠淘汰的衣服，用来安慰自己并没有浪费。但是因为快时尚品牌和超快时尚品牌的衣服大多质量很差，难以再次利用，一些慈善商店已经宣布停止接受这类品牌衣服的捐赠。

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走上了一条加速失控的道路。地球转得越来越快，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信息更新的频率越来越快，连时尚也越来越快——“快”还不够，需要“超快”。可是，好像还没有哪一样东西，变快之后真正让我们开心了。

比如说工作。飞机和高铁让交通变快了，网络让交流变快了。以前花几个星期几个月才能处理好的事，现在几天就能干完。但是好像并没有因此有更多闲暇时间，反而因为交通和网络的便利，理所当然地越来越忙，随时随地都处于工作状态。

快时尚和超快时尚也是。衣服越来越便宜，款式越来越多，更新越来越快，购买也越来越方便。但是好像并没有因此就觉得满足，反而总觉得自己的衣服很快就过时，衣橱里总是还少了一件什么。更不用说由此而生的浪费、污染和剥削了。​

本来，作为曾经的商学院学生，我应该去研究一下Shein和其他超快时尚品牌的商业模式到底如何运作，它们怎么能卖这么便宜，上新这么快，利润率能有多少，为什么可以一下子成功。

但是，作为一个读完商学院之后对很多创业与商业的神话不再感冒的人，我只想到，这样的成功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吗？应该不是吧。只不过和世界的其它很多面一样，走上这条加速变快的路，我们也就回不了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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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工作不一定非得是生活的重心

 一个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必然都花在工作上。我们对自身的定义，主要也来自于我们的工作是什么。不管你工作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还是为了实现自我，它都是生活中最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在人类历史上95%的时间里，人们对工作的态度都和今天的我们不一样。工作成为人类生活的重心仅仅开始于12000年前的农业革命。这是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James Suzman）在他的新书《Work：A History of How We Spend Our Time》里提出的看法。

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James Suzman）

苏兹曼这本书考察了从原始时代直到今天，人类对待工作的态度变迁。首先，他认为工作可以定义为“为达到某个目标，有目的地花费精力和劳力在某项任务上”。根据这个定义来看，地球上所有生物都一直在工作——从自然界汲取能量，用于生存和繁衍。

人类的祖先也不例外。几百万年前，他们的日子大概和今天黑猩猩们的生活差不多：每天的时间主要花在觅食和睡觉上，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干别的。直到某一天，他们学会了怎么用火，一切都改变了。

火可以煮熟食物，让祖先们用更少时间摄入更多卡路里；火也能驱散野兽，让他们从树上下到地面放心睡觉。火帮助人类的大脑变得更大更成熟，也给人类带来更多闲暇时光。人类终于有了时间用于社交、游戏、创造技术和艺术。

这些闲暇时光让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祖先们成为文化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所说的 "原始富裕社会”。他们花在维持自身生活——也就是工作——上的时间比现代人少得多，剩下的时间都用于休闲。

苏兹曼花了近30年研究生活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的Ju/‘hoansi部落。这些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20世纪晚期，他们的生活模式才被当地政府破坏。想知道狩猎采集的祖先们过的是啥日子，从他们身上能看出几分端倪。

围在篝火边的Ju/‘hoansi人。

工作，绝对不是Ju/‘hoansi人生活的重心。现代人以显示自己热爱工作为荣（比如朋友圈里发加班照——当然也是为了给老板看），Ju/‘hoansi人却满足于工作得越少越好。他们还非常聪明地制定了一些策略，让大家不会彼此竞争，不会因为个人工作数量多少和质量好坏产生等级差异。

Ju/‘hoansi人平均每周花17个小时寻找食物，另有20个小时干一些家务和杂活。和一周至少工作40小时（这还没算上干家务活的时间）的现代人相比，他们真是过得相当悠闲。

对很多现代人来说，即使是闲暇时光，也必须要有目的地度过。假如你在假日里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旅游啊，完成某项爱好啊），只是睡懒觉、打麻将、摆龙门阵，跟别人说起来不免有点不好意思，还少不了几分虚度光阴的罪恶感。

Ju/‘hoansi人则把闲暇时光完全耗在我们认为没有意义的事情上。白天里，他们散步、聊天、调情；夜晚里，他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讲故事。他们从来不会像现代人一样，急切地找一些看起来有意义的事情把时间填满。

生活在资源丰盈的热带，Ju/‘hoansi人也从不需要为未来做计划。他们最多储存以后几天的食物，再往后的时间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Ju/‘hoansi人只为满足眼下即时的需求而工作，一旦达到目的就停止劳作。

虽然人人都会狩猎采集，但技能有高下之分。为了防止人与人之间产生不平等和嫉妒心，Ju/‘hoansi人制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策略。比如说，假如某个猎人带回了一头大猎物，为了让他不要骄傲，其他人不仅不会夸他，还会把猎物的价值说得一钱不值。

而且Ju/‘hoansi人规定，猎物的所有者（即有权利分配猎物肉的人）不是打到它的猎人，而是射死这头猎物的那支箭的主人。这个规定保证几乎部落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大猎物的所有者，被大家瞩目的中心人物。

狩猎中的Ju/‘hoansi人。

Ju/‘hoansi人的社会是狩猎采集社会的典型，这种社会的经济制度是 “即时回报经济 ”，他们的劳动可以直接、即时地获得回报。几乎所有的即时回报经济制度都不能容忍物质财富不平等，都没有等级制度。

人类就像这样度过了自诞生以来95%的时光。直到12000年前的农业革命，我们的生活才变成了如今这样。农业社会将即时回报经济改成了延时回报经济。

农民必须时刻考虑未来，由此产生了时间、金钱、投资、债务和稀缺性的概念，产生了等级制度、社会不平等和竞争意识。

工业革命进一步使工作与即时回报脱节，并且人为地刺激着我们对物质的欲望，强调对经济增长永无止境的追求，​加剧了人与人之间财富和地位的差异。直到现在，不平等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为缩小差距，我们的文化认为努力工作貌似是唯一办法。可是不管工作再努力，差距依然越来越大。天天996，用更多时间换来更多回报，但依然不够用，用不够。

Ju/‘hoansi人过得很原始，但他们的生活并不贫乏。萨林斯曾说，有两种方式能够容易地满足人类的欲望——或者生产的多，或者想要的少。

他说，狩猎采集者通过后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们比华尔街的银行家更富裕。后者虽然拥有了许多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拿来干什么的房产、游艇、汽车和手表，却还一直想要更多。

就像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那样，现代人拥有很多，也通过辛勤工作力求获得更多。但我们对生活的富足程度的感受，或许还比不上Ju/‘hoansi人。

​不管怎么看，我们生活的社会都应该比Ju/‘hoansi人的小部落拥有更丰富的资源，但我们的世界被人为打造成了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每个人都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工作，为自己在这世上争取多一点点资源。

Ju/‘hoansi人不鼓励竞争，而竞争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优异的表现会获得更多回报，所以每个人都一心想要超越别人，相信自己应该永远再努力一点，获得更多奖金，更大房子，更高荣誉。

Ju/‘hoansi人不担心未来，而现代文明基本上就是围绕着未来做计划。自从人类进入农耕时代，我们就习惯了要为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粮食储备打算。现代人很多都患有焦虑症，焦虑的一大来源就是他们不确定未来会怎么样。

当然啦，我们不可能回归狩猎采集的社会（应该也没有几个人会愿意回去）。但这本书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它让我们知道把工作看成生活的重心，把追求无止境的经济增长看成社会发展的重点，这种观念并不是亘古不变的铁律，也不一定会一直正确。

苏兹曼认为，现代人总觉得一切都很稀缺，总是在为永无止境地生产和积累物质财富而竞争——其中大多数财富除了向别人展示我们有多么富有之外，没有其他真正用处。

实际上，人类不应该，也不需要一直活在稀缺的幻觉中并为此相互竞争，我们或许可以对照过着狩猎采集的日子的老祖宗的生活，改变这样的观念。

工作不一定非得是人类生活的重心。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对工作的看法。农业革命把工作捧上了今天的崇高地位，但随着智能化和自动化时代的来临，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不再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工作上，不再主要用工作来定义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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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圈”经济学能让生活更甜吗？

 上周在《时代》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讲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正采用“甜甜圈经济学（Doughnut Economy）”的概念定义城市经济发展。我对经济学不太感冒，甜甜圈倒是喜欢的。读完文章，觉得这个概念挺有趣，简单介绍给大家。

什么是甜甜圈经济学？与其用语言描述，不如看图比较直观。它就是上图这样由内外两个环形成的一个圈，一个嫩绿色的甜甜圈。

内环是“社会基础（social foundation）”，即各类满足个人生活基本需求和权利的因素。包括食物、水、能源、网络、住房、工作收入、教育、医疗、性别平等、社会平等，以及政治话语权。

外环是“生态天花板（Ecological Ceiling）”，即一旦被破环，将对人类生存造成不可逆转伤害的环境因素。包括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化学污染、氮磷负荷物污染、淡水减少、土地转换、生物多样化流失、空气污染和臭氧层破坏。

甜甜圈经济学很简单，就是把经济增长控制在内外环形成的绿色“甜甜圈”里，保证经济增长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但不致于冲破生态天花板，破坏地球环境。

凯特·雷沃斯（Kate Raworth）讲述她的甜甜圈经济学。

甜甜圈经济学是英国经济学家凯特·雷沃斯（Kate Raworth）几十年来思考所得。1990年，当她还在牛津大学念经济学本科时，雷沃斯就对课堂内容特别不满，她觉得教授讲的都是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老观念，跟不上当代世界的发展。​

雷沃斯认为，大多数国家依然单纯用GDP增长来衡量经济发展是否成功，是不科学的。GDP这个概念本身就有许多不足之处，何况一味追求GDP增长只会导致地球资源终被耗尽。现代政府的经济目标应该是带领社会进入甜甜圈，而不是让GDP永无止境的向上爬。

今天，人类的生活正越发两极分化。富国的居民生活优越，但大都建立在国家经济发展突破了外环生态天花板的基础上。​而穷国的人，还活在甜甜圈中心的空洞里，连内环社会基础的边都没够上。各个国家如此，同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也是如此。

甜甜圈经济学，就是让富国降低生活水平，更多考虑环境因素；让穷国继续增长GDP（但不应把GDP增长看做唯一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志），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最终，所有人都在甜甜圈里相会。

阿姆斯特丹，好美

颇有一些城市对甜甜圈经济学感兴趣，阿姆斯特丹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市政管理者决定，实行任何措施都要考虑它能不能把经济增长控制在“甜甜圈”里面。

比如在二十年前，阿姆斯特丹和许多城市一样，衡量住房建设的标准是造得越快越好。现在他们宁可选择工期更漫长，但不会损害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的建设方式。

又比如说，受疫情影响荷兰全国封闭，电脑成了工作交流的主要渠道。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决定给没有电脑的市民发电脑。他们没有采购新产品，而是从市民那里收集了3500台坏旧电脑，翻新维修后发给需要的人。

还是阿姆斯特丹，觉得图好看就多放几张～

当地市政管理者和市民普遍认为，甜甜圈经济学让城市生活更美了。不过，阿姆斯特丹十分富庶，又一向走在自由主义前列。其它城市能否像它一样力图活在甜甜圈里，还真不好说。在受到一些人拥护的同时，甜甜圈经济学也遭致了许多批评。

有人认为甜甜圈经济学没办法像主要目标就是增长的资本主义一样，将成百上千万人从贫困中解脱；另一些人则批评这个模型脱离政治和意识形态，不可能根本解决环境问题。

还有经济学家说，除非人类改变本性，否则不可能在现实中施行甜甜圈经济学。只有等到人类“奇迹般地”不拿自己的状况和别人相比较，也不真正关心财富和收入的那一天，世界才有望进入甜甜圈。

甜甜圈能让我们的生活更甜吗？虽然还很难说。但我仍然挺喜欢这个理论。首先是因为它承认对穷人来说，发展GDP提高生活水平仍然排在第一位。不像一些太理想化的想法，关注环境而完全抛开了人。

其次嘛，是它让我由社会而想到了个人。对一个人来说，如果已经不愁吃穿，有一定经济基础，那么追求无限的财富增长不仅难以令人满足，说不定还会带来诸多烦恼。

经济发展的甜甜圈太理论化，离我们身边的世界有点远。但或许，可以尝试给自己画一个甜甜圈？某些是必要的，某些是无须追求甚至不能越界的。​在这样的圈里生活，大概真的会更甜蜜。

当然，要活在个人的甜甜圈里，也需要一个人能“奇迹般地”不拿自己的状况和别人相比较，也不真正关心财富和收入。还是很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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