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21 2020 圣诞节，推荐一部我觉得会好看的动画

 Story Time

by

Mark O’Connell

这部动画是《狼行者（Wolfwalkers）》，前段时间刚上线AppleTV。为什么说“我觉得会好看”？——因为我还没看过......但鉴于导演以前的作品质量，以及本期《纽约客》上对他的采访，我相信会值得一看。

狼行者的海报

然后顺便说件好玩且略诡异的事。昨天下午看完这篇采访后，我放下杂志拿起手机打算刷一会儿Reddit，结果发现Reddit广告给我推荐的正是《狼行者》。之前我没看到过它，晚上再打开Reddit，也不见这则广告的踪影。

我看的是纸质杂志，没在网上搜索相关内容（也没读出声来——假如说手机会悄悄窃听的话），为何Reddit的广告投放那么神准？只能归之于诡异的巧合了（这也是为啥我决定推荐一下！）。

《狼行者》由位于爱尔兰小城Kilkenny的卡通沙龙（Cartoon Saloon）工作室出品，它是这个工作室的第四部长篇动画电影，也是导演汤姆·摩尔（Tomm Moore）的“爱尔兰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

爱尔兰三部曲的前两部是2009年的《凯尔经的秘密（The Secret of Kells）》和2014年的《海洋之歌（Song of the Sea）》，都获得过奥斯卡最佳长篇动画提名。

汤姆·摩尔和他的前两部作品。

前者讲述爱尔兰的国宝历史书卷《凯尔经》的诞生故事，画风也采用《凯尔经》时代的中世纪手抄本插画风格，精致、繁复、朴拙、细腻。后者的故事来自于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海豹女，画风更加灵动，每一帧画面都是精美的手绘作品。

《狼行者》的故事同样来自于爱尔兰民间传说，讲的是会变成狼的小女孩的故事。​爱尔兰三部曲的前两部我都看过且很喜欢，单看这一部的截图，我觉得能断定它一定不会差于前两部。

《狼行者》的电影画面，风格相当独特呀。

导演汤姆·摩尔从小特别在意动物保护和动物权益。他17岁就结婚生子，现在四十出头的他已经做了祖父。所以爱尔兰三部曲的故事虽然各不相同，但几乎都不离两个主题，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个是父亲与孩子的关系。

故事最后，父亲与孩子的和解往往也蕴涵着人与自然的统一。但与迪士尼动画总是欢乐洋溢的大团圆结局不同，爱尔兰三部曲的故事总是伴随着淡淡的惆怅忧伤。

《凯尔经的秘密》电影画面。

这样的惆怅忧伤来自于故事情节，也来自于动画本身相对缓慢的节奏。迪士尼等制作商对动画的节奏有明确要求，已经形成了一套公式，比如每隔几分钟就一定有新的事件发生推动主角行动，紧紧抓牢小朋友的注意力。

卡通沙龙工作室没有完全忽略动画界的注意力公式，但它宁愿牺牲一点注意力，给观众多一些时间沉浸、回味、遐想，让它的动画拥有如诗歌般的节奏感。

《海洋之歌》电影画面。

采用手绘动画也是爱尔兰三部曲动画的特色。今时今日，电脑制作主宰了大部分动画，迪士尼就是各种高手，也推出了不少精品。但和手绘动画相比，电脑动画似乎少了一些灵动和个性。

导演汤姆·摩尔说，电脑制作动画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过时。《玩具总动员》全世界第一部纯电脑制作的动画，当时惊为天人，现在再看却觉得有些陈旧。而《小鹿斑比》虽然是40年代的作品，放到今天看依然美好，因为和电脑动画不同，它与观众交流的语言不是技术的语言，而是艺术的语言。

40年代《小鹿斑比》的电影海报。

这话不错。前段时间我刚重看了吉卜力工作室80年代的动画。《龙猫》、《魔女宅急便》、《风之谷》，不管哪一部，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都不会觉得稚嫩或落后，因为支撑它们的同样不是技术，而是艺术。

好了，我也还没看过《狼行者》，感觉推荐到这个份儿上已经足够了～总之，如果你最近想看动画电影，不妨就去看看它，感受一下不会过时的艺术吧。

啊顺便再说一下，本期《纽约客》封面是我很爱的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的作品。这暖融融的壁炉又让人很想把封面撕下来装框贴墙上（最近的封面都很好看！）。然后下面这张熄了火的壁炉应该算同一系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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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14 2020 喜马拉雅高山湖畔的未解之谜

 The Skeleton Lake

by

Douglas Preston

这一期封面是一颗小怪物进化树，可爱到让我想把它撕下来装框挂墙上。这一期里我喜欢的故事也正好与基因传承有那么点关系，只是和可爱的封面不同，它是一个不幸且没有结局的故事。

说到基因，我经常在电视或网上瞄到基因测试广告，发现中美两国的广告有一个好玩的不同点。

中国广告推荐用基因测试来了解自己的健康风险，美国广告则喜欢强调通过基因测试找出自己的祖源和种族构成。看来美国确实是个纯粹的移民国家，族群混杂，这方面的需求比较强烈。

检测完基因，发现自己的老祖宗竟然来自地球上遥远的另一方，不免会给人一些有趣的遐想，但真实的故事通常没那么美丽。

基因学家和人类学家分析基因来研究人类的起源、进化和传承。他们发现，基因背后总隐藏着许多丑陋的现实，比如流散、侵略、强奸、杀戮。

哈佛大学基因学家大卫·莱克（David Reich）的实验室是研究古人类基因的权威，他们测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一万多具古尸的DNA序列，目标是在五年时间内创建一个全世界人类迁徙和族群分布的地图。

大卫·莱克（David Reich），我觉得他是一张标准科学家的脸：）

去年，莱克带领一个超过百人的研究团队分析了270具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发现的古尸。伊比利亚半岛位于欧洲西南部，是今天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所在地。

考古研究早就发现，在公元前2500年到2000年左右，西欧和中欧地区兴起了一股新的艺术和文化风潮。考古学家用“文化扩散（cultural diffusion）”来解释这个现象，意思是邻近地区更发达的陶艺、金工等工艺逐渐传播开来，也带来新的宗教信仰和文化。

伊比利亚半岛的地理位置

可是，那时候的伊比利亚人的基因却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莱克说，它是外人入侵留下的基因伤痕。

基因分析发现，伊比利亚本地人种的Y染色体完全被另一个种类的Y染色体取代。只有男性才有Y染色体，由父亲传给儿子，所以这现象说明伊比利亚本地人种的男性遗传在当时完全断绝了。

莱克推测，很有可能是入侵的外人杀死了包括婴儿在内的所有男性，即使偶有幸存者也没能留下后代。虽然仍有60%的本地人基因流传下来，但都来自女性，说明女性没有被杀，却可能遭遇了大规模的强奸。

这些入侵的外人，即现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占据主流的Y基因的拥有者，是颜那亚人（Yamnaya）。

颜那亚约在5000年前兴起，分布在黑海和里海北部。他们会制造轮子和驯养马匹，日渐强大，向西朝欧洲扩张，也向东迁往印度。如今大部分欧洲语言和某些南亚语言的源头都是颜那亚语。

颜那亚人的迁徙图。

考古学家早就清楚颜那亚文化的扩散，但在进行基因分析前，他们从未意识到扩散的过程这样残酷。直到今天，几乎所有西欧男性的基因里都含有很大一部分颜那亚人的基因，说明当时的暴力扩散多么广泛。

多年后，拥有颜那亚人基因的后代们又干出了同样的事。西班牙在美洲新大陆上同样以暴力、杀戮和瘟疫征服当地土著。现代中美洲和南美洲人的基因里融合了大量欧洲人的基因与土著居民的基因，而欧洲人的基因几乎都来自于欧洲男性。

美国黑人也是如此。一个美国黑人的基因平均来说，有80%来自非洲，20%来自欧洲。而在这20%的欧洲基因里，又有80%属于欧洲男性。基因默默证明着当初白人奴隶主对黑人女奴的性强势关系。

从宇宙空间站俯瞰地球上的喜马拉雅山脉。

​基因检测能证实许多历史与考古学上的问题，但也因它产生了更多问题，比如说这个故事的主题——喜马拉雅山冰川湖畔尸骨的未解之谜。或者说，基因检测让这个谜更加扑朔迷离。

1942年冬天，喜马拉雅山脉海拔5020米的Roopkund湖边，一位森林管理员发现了几百具白骨。夏日冰雪化去后，透过清澈的湖水可以看到湖底还有更多白骨。从最近的人类居住地走到Roopkund湖少说也要花上5天时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葬身于此？

从山上俯瞰Roopkund湖。

山下的一座村庄里，倒是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楠达德维峰（Nanda Devi）是印度第二高峰，据说它是雪山神女帕尔瓦蒂（Parvati）的化身。通向它的朝圣路是全印度最长、最危险的路途之一，而其中最险峻的一段就在Roopkund湖上方的一道山脊上。

故事说，某个王国的国王和王后走这条路去朝拜雪山神女。国王生性耽于享乐，随队带了大批宫廷舞者和乐师，违背了朝圣的传统。雪山神女非常愤怒，便制造了一场风暴，将整支朝圣队伍从山脊上刮倒，卷进了湖里。

晨曦中的楠达德维峰。

2005年，国家地理频道拍摄了一部关于这个湖的纪录片，邀请一组专家取回一些白骨进行详细分析。他们估计整个区域大约有300到700具尸骨，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年龄大部分在18到35岁之间。尸骨附近还发现了一些皮拖鞋、阳伞碎片和贝壳手镯。

阳伞和手镯是印度教朝圣者的典型装备，所以专家们认为这些尸骨都是朝圣者。通过DNA分析和碳年代测定，他们的最终结论是，在公元800年左右，一群朝圣者在湖上方的山脊遇上了暴风雪，跌入山下的湖中。这个结论完美契合当地传说，湖中尸骨之谜看似得到了解决。

湖边堆积的尸骨。

但在去年，这个结论被莱克推翻了。他带领的团队分析了38具湖畔尸骨的基因，发现可以将这些尸骨分为三组。A组的基因是典型的南亚印度人；C组只有一具尸骨，是东南亚人；而B组的结果最神奇，它们（有男有女）的基因不仅不属于印度，连亚洲人种都不是。

莱克团队将B组尸骨的基因和全球各地现代人类的基因对比，发现最近似的是希腊岛屿克里特岛上的人的基因。虽然不足以肯定这些尸骨是克里特人，但明显表示他们来自爱琴海地区。

他们还分析了这些尸骨的骨质成分。主食是面粉、燕麦和大米（被称为C3类饮食）的人，与主食是粟米（C4类饮食）的人相比，骨质中的碳同位素比例有差异。分析发现，A组同时吃C3和C4类，是典型的印度饮食；B组主要吃C3类，是典型的地中海饮食。

碳年代测定则显示，这些尸骨死亡的时间不一致。A组分散死于公元700年到950年之间的三到四次事故中。B组死亡的时间要晚得多，大约在1650年到1950年间，最有可能是18世纪。C组，也就是唯一的东南亚人，和B组死于同一时期。

B组尸骨一共有14具，占分析总量的三分之一还多。虽然湖畔尸骨收集得不够系统，但哪怕采用最低的估计数据——300具尸骨——的三分之一来计算，也说明至少有100个欧洲人爬进了喜马拉雅深山，最后葬身于高山雪原中。

按理说，这么大规模的欧洲人团队到过这里，当地人应该会有记忆，并通过一代一代的故事流传下来，何况18世纪离现在并不算太久。但当地传说里找不到一点近似的痕迹，历史文献更是毫无记载。

尸骨的基因可以被分析研究，但我们可能永远都没法弄明白，这些来自地中海的旅行者为什么要跋涉千万里来到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为什么要爬上巍峨险峻、空气稀薄的高山，又为什么最终死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从地中海到喜玛拉雅山脉，哪怕是直线距离也非常遥远。

我在开头说过，这是一个不幸且没有结局的故事。读了以后心里空荡荡的，没有平常看完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的满足感。

但不知为什么，这个故事又特别吸引我。我总是忍不住去想这些千里迢迢而来的旅行者。他们曾经的世界是如葡萄酒一般的爱琴海，是絮绕在身边的地中海薰风与柠檬香。

​当他们置身于喜马拉雅山脉如刀子般的烈风中，放眼望去只看到荒芜的碎石巨砾，以及如寒冰一般的冰川湖，心里是怎样的感受呢？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乡，来到这个如外星球一般陌生的世界呢？

我们也许有一天能知道答案，也许永远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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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历史数据，提前10年预言2020年美国会很糟

 阿西莫夫在他的《基地》系列小说里构想了一门名叫心理史学的学科。心理史学由数学家谢顿创建，统计分析大量人类历史数据，从而预测未来社会的走向，见证并推动着银河帝国的陨落与重生。

​科幻的心理史学“幻”到近乎玄学，但似乎不乏科学依据。我在读《基地》系列的时候曾经想，如果计算机的能力大到一定程度，或许真可以将人类活动的一切变量纳入统计，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

原来，已经有人尝试这么做了。​12月的《大西洋月刊》刊登了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的专访。图尔钦是一位俄裔美国学者，创建了一门用数据探索历史规律的学科，取名叫Cliodynamics。Clio（克利俄）是九位缪斯女神中主管历史的女神的名字。

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

图尔钦本是一位生态学家，专门研究昆虫。说到昆虫学家，外行人如我首先想到的是写《昆虫记》的法布尔。定居乡间几十年，每天潜心观察蜜蜂的行动轨迹，点数金龟子有几条触须，分类制作蝴蝶标本，诸如此类。

但现代的昆虫学家如图尔钦，往往依赖计算机数据分析，来研究整个昆虫群落和生态的变迁规律。图尔钦发现的一些规律现在已经写入了教科书。​

人到中年，图尔钦觉得自己对昆虫已经研究透了，没什么新的疑问还需要解决，便将兴趣转向了历史。【他拿到了大学终身教职，不给本专业上课做研究，啥正事不干也能拿工资，好羡慕呀…】

传统的历史学家通过研读历史文献和考古物件来研究历史，图尔钦觉得这种方式就像18、19世纪的昆虫学家观察单个昆虫，制作标本一样原始。他认为任何学科最终都会数学化，昆虫学如此，历史也不例外。

图尔钦收集了过去10000年世界各地各种人类社会形态、阶段的历史数据，在此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用过去的事件验证模型的准确率，并以此预测未来。

对大多数人来说，2020年真的就像刚刚出版的《时代》杂志封面，是划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叉的一年；对图尔钦来说，今年至少有一样地方还不错——这糟糕的一年正好验证了他的历史数学模型（虽然疫情不在他的预料之中）。

2010年，图尔钦曾预测某些关键的社会和政治潮流会带来一个不和谐的时代，美国人将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凋敝。他认为到2020年左右，人们能真切体验到这种不和谐的气氛。最好的情况是再来一次1960、70年代的混乱，最坏的情况则是一场全面内战。

图尔钦在2012年接受采访，预言2020年会很糟。好玩的是，原来2012年的时候，大家已经觉得它是bullshit的一年了呀。

有哪些社会和政治潮流呢？图尔钦从历史数据中总结了三大社会弊病：膨胀的精英阶层，却没有足够适合他们的精英职位；大众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无法对自身财务负责的政府。其中，他认为第一点最要命，也最被忽视。

图尔钦将第一点概括为精英过剩（elite over-producation）。举个简单的例子，沙特皇家生了那么多王子和公主，结果没有足够的皇室职位和资源分配给他们，就是精英过剩。

美国没有皇室，但美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和教育普及制造了大量精英。越来越多的人获得高级学位，越来越多的人过上富庶生活。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假如社会仅有10个岗位需要哈佛博士生，却有100个人拥有哈佛博士学位，剩下的90个人日子就不太好过了。

一个人在经济上不属于精英阶层，依然可以在意识上将自己归类为精英。在美国，越来越多的精英人才为了争夺某个大律所的工作或政府议员的职位抢破了头。竞争中败下阵来的精英们可能转化为反精英，和大众联手对付在位的精英们。

比如特朗普（又是他！）就是一个例子。他家境富有，沃顿毕业，但一言一行都在反精英。他的前顾问班农同样如此。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从投行挣了大把钞票的班农一直被传统政界排斥。他转而在饱受挫折的白人男性中寻求支持，终于如愿以偿踏入白宫（虽然又离开了）。

精英们追求地位，大众更关心物质生活水平。如果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他们就更容易接受反精英的煽动，想把精英送上断头台。精英们用各种优惠政策抚慰民众，要是不奏效，就用暴力压制。但一旦政府财务状况出了问题，安抚和暴力都没法实行，社会就崩溃了。

这就是图尔钦预言的美国社会前景。他还研究了美国从1780年到2010年间的1590起动乱事件，发现社会的动荡呈现50年周期的形态，比如1870年，1920年，1970年——那么接下来就轮到2020年了。

图尔钦的美国社会动荡形态图表。

阿西莫夫的心理史学不仅能预测未来，还能制造特定事件改变未来，图尔钦就没这么神了。他觉得保持社会稳定的最好方式是维持一个相对较小的精英群体，并且保证大众生活水平持续稳定上升。

但该怎么做到这一点，历史数据没有给他答案。图尔钦只希望能通过数据建立更多历史和社会的数学模型，让政府在制定任何政策前都通过模型确认它不会导致未来的灾难。

除了预测未来，图尔钦还试图用数据回答历史学家们一直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研究宗教的历史学家一直在探讨复杂的文明和惩罚性的神灵——会对犯道德错误的人类施加惩罚的神灵——之间的关系。图尔钦和一些研究者分析了过去10000年来30个地区的414个文明社会的数据，发现往往是在复杂的文明成长起来后，才出现惩罚性的神灵。

他的另一个通过数据分析产生的历史结论则不太受历史学家欢迎。​那就是，复杂的文明是通过战争产生的。人类社会经历着达尔文生存论般的竞争，经由残酷的战争选择更复杂的社会文明形态，消灭简单的社会形态。

未来的人类社会将是什么样？答案很难讲，在图尔钦眼里，历史不是一条进步的直线，而是处于永远不会停止的繁荣与衰败的循环中。

​但他可以肯定，未来不会像他的母国苏联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像许多当代美国历史学家相信的那样，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

图尔钦的研究在媒体和业界都引起了许多关注，但传统历史学家依然大都难以接受他的标新立异。大部分历史学家相信人类社会形态多样，不太可能找到统一的规律；还有历史学家说图尔钦把人当成了他以前研究的昆虫，忽视了人类情感、信仰和策略的复杂性。

有历史学家指出图尔钦研究的一个致命缺点——数据量太小。他的研究只局限于过去10000年。是的，这10000年几乎已经涵盖了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但严格说起来，如果将一个人平均一生算成50年时间，10000年就只有200个一生。对大数据研究来说，200个数据量实在太不充分了。

我一直非常喜欢讲人类大历史的书，比如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大历史纵观人类上下数万年，仿佛在用上帝之眼看世界，沧海桑田只在转瞬间。

但人类的沧海桑田，文明的兴起与衰落，那许多纷繁复杂的人和事，对计算机来说只是微不足道、远远够不上进行分析的量级。一想到这里，就觉得何必管它世界未来会怎样，不如像本周《纽约客》封面一样，有书有猫，有网络有亚马逊快递，有中餐外卖，还有一杯酒，万事足矣。【所以，虽然这篇文章跟《纽约客》没关系，我还是贴了它的封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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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

Nov.30 2020 WeWork，“炒作艺术家”，彩票式风投

 The Enablers

by

Charles Duhigg

这一次终于不写特朗普了（开心！）。不过本期《纽约客》让我学会了一个新词：“hype artist”，姑且翻译成“炒作艺术家”——用来形容特朗普貌似也挺恰当。今天要写的“炒作艺术家”是共享办公企业WeWork的创始人亚当·诺伊曼（Adam Neumann）。

初见诺伊曼，大部分人一定会被他吸引。他身上有成功创业者的标志个性：自信满满、领袖气质、理想十足，还有那么一点恰到好处的疯狂。

共享办公这个点子不是诺伊曼第一个想出来的，但他在2010年创办WeWork之后，很快就成为了行业首领。

2015年，诺伊曼在一个行业会议上。

诺伊曼的策略很简单：竞争对手在哪儿开了新的共享办公场所，WeWork也一定在附近开一个，而且收费一定便宜到让竞争对手无法承担。直白说，就是打价格战。

价格战通常难以持久，但诺伊曼的魅力足以让跟他接触过的风投愿意从口袋里掏出钱给WeWork输血。诺伊曼给投资人的承诺极其乐观，以至于其它行内人都觉得他在吹牛。但风投就喜欢胆子够大，回报够高的生意项目。

有大量风投资金垫背，即使每个月亏损600万美元，WeWork依然能以疯狂的速度四处扩展。许多同类公司很快被它挤出了共享办公行业。

硅谷最有名的风投公司，曾经成功投资eBay，Twitter和Instagram的Benchmark也给WeWork投了1700万美元，诺伊曼和WeWork一时风头无两。2017年，日本软银的孙正义和诺伊曼一席谈话后，允诺跟他签订价值44亿美元的投资合同。

WeWork在纽约的一家共享办公场所。

虽然彼时WeWork内部已经传出了一些不利消息，例如混乱的公司文化和诺伊曼的吸大麻问题，投资者们依然不管不顾、蜂拥而来。对WeWork的追捧已经成为一种热潮，人人都想赶上投资的末班车。

到最后，诺伊曼甚至定出了一条规矩，想要投资WeWork，就必须认可他在公司董事会上拥有最终决定权。​董事会成了诺伊曼的一言堂，风投安排的董事们对他的行为毫无约束力。

诺伊曼爱好冲浪，就拿出1300万美元投资了一家人工冲浪池公司；​诺伊曼和他的家人经常搭乘WeWork花6000万美元买的公司飞机去世界各地冲浪；诺伊曼用公司股票为抵押向董事会借到七亿美元的贷款；甚至有一天，他的老婆突然宣布全公司必须素食——而董事会依然选择沉默。

诺伊曼和他的老婆Rebekah，Rebekah是WeWork的联合创始人，负责品牌宣传和公司文化。她学习过佛教，信奉素食主义和环保。

一位WeWork前高管说，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基本上变成了保证亚当不会干出特别傻或者绝对违法的事——董事会知道亚当是募集投资的关键，只要公司估值还在往上升，他们就不会让他不高兴。”

其实就算诺伊曼有投票控制权，董事会依然可以采取各种手段约束他，但他们保持袖手旁观。因为那时WeWork已经确定将要上市。风投的观点是，一旦WeWork成为上市公司，自有证劵交易委员会和股东规范诺伊曼的行为，而他们可以卖掉股票，拿钱回家，和这家公司说拜拜。

2019年夏天，WeWork在全球29个国家建立了528个共享办公空间。它总共募集了128亿美元投资——虽然每小时亏损29万美元——做好了上市的准备。

WeWork在华盛顿的办公楼。

上市的核心是一份叫S-1的文件，这份文件主要是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公众报告公司的具体财务状况。大部分公司的S-1都是干瘪的金融数字，WeWork的S-1却在诺伊曼主导下妙趣横生。

S-1将诺伊曼形容为一位“独特的领导者，集远见卓识、行动力和创新性与一体”，规定上市后诺伊曼将获得绝对权威，可以开除任何董事会成员或员工，并拿到18亿美元的股票。

很多WeWork高管私下担心，这份不走常规的S-1会让公众产生疑虑，但没人公开反对，董事会也一致通过。他们只想避免横生枝节，赶紧上市，赶紧拿到回报。

2019年8月14日，WeWork发布了它的S-1，但这份形容词丰富的文件不仅没有打动股票分析师、记者和投资者，反而让他们看出了WeWork的诸多潜在问题：复杂而不透明的公司结构、一直持续的财务损失、纷繁多变的内部冲突。

这份S-1袒露了一个真相：WeWork在共享办公行业的主导地位不是因为它本身管理制度或产品的优越。它能打败众多竞争对手，只不过是因为它吸引到了近乎无限的投资。

投资者们开始向帮助WeWork上市的投行表示疑虑。正当此时，《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诺伊曼在去以色列的私人飞机上抽大麻，号称自己要做以色列总理，甚至“世界领袖”。这篇报道让更多人觉得诺伊曼夸张到了精神不正常的地步，对他带领的WeWork前景不再看好。

WeWork董事会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延迟上市，但他们仍不愿和诺伊曼产生冲突。直到最后，数名投行人士和WeWork高管直接向董事会摊牌说，诺伊曼已经成为了公司的负债，只要他担任管理职位，WeWork就不可能上市。

眼看唾手可得的利益就要流失，董事会终于开始采取行动。他们要求诺伊曼离开，否则就要他归还以前所有以WeWork股份为抵押的借贷。在破产的威胁下，9月24日，诺伊曼离开了WeWork。

诺伊曼走后，风投组成的董事会本可以下一番功夫整顿WeWork，但他们只想赚快钱，便和软银的孙正义达成了协议。只要他答应给WeWork提供贷款，并拿出30亿美元让诺伊曼和风投们脱身，这家公司就是完完全全的孙氏企业了。

在这个协议里，Benchmark能拿到3亿美元，诺伊曼本人能拿到7.25亿美元。对风投们来说，这笔投资的回报真不坏。但其它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这个协议让大部分WeWork员工手里的公司股票一文不值，那些在它估值最高时买入的投资者也亏了血本。

疫情席卷全球后，WeWork的共享办公生意一落千丈。今年4月，孙正义宣布软银将继续控制WeWork，但不打算再付给诺伊曼和风投们那30亿美元。诺伊曼和风投公司分别对软银提起诉讼，官司可能要持续数年。今年9月，WeWork的估值相比2019年准备上市时下跌了89%。

今年10月出版的讲述诺伊曼和WeWork故事的新书《Billion Dollar Loser》——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人​。​

风投曾经是鼓励创新的伯乐。在过去，风投不仅为创业公司提供资金，也为创业者提供战略计划和管理咨询。有“风投教父”之称的托马斯·帕金斯（Thomas Perkins）曾成功地投资了Amazon和Google等公司。他积极参与这些公司的管理，以自己能给创业者良好的建议而自豪。

帕金斯2016年去世。他的时代随着他的逝去而去。现在的风投们贪婪、狭隘、世俗。它们不在乎创新，不在乎企业是否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甚至不在乎企业能否真的站稳脚跟——它们只在乎自己的利润回报率。

托马斯·帕金斯

风投的胃口越来越大，稳打稳扎、但回报率不够惊人的企业已经入不了它们的法眼。它们想找到下一个扎克伯克，冒大风险也无所谓——哪怕投错了几十家公司，只要投对一家，所有的利润就回来了。

正因如此，许多善于包装概念和自我吹嘘的“炒作艺术家”便迎合了风投所好。而风投们即使知道这些“艺术家”的企业并不扎实，但依然愿意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注入钞票，只要能在一切崩塌前拿到钱跑路就好。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骗子公司拿到了大笔风投，比如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和榨汁机公司Juicero。有些公司即使不是完全的骗局，但也像WeWork一样，建立在不靠谱的承诺上。

【Theranos的创始人伊丽莎白显然也是个成功的炒作艺术家。我写过一篇关于讲她的书《坏血》的读书笔记：坏血：造梦就对了，别管怎么实现——而且发现那篇笔记里面的感想完全可以一字不改的套用到这篇文章里面......】

比如说，风投们最爱追捧所谓的“独角兽企业”，即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有些独角兽企业确实很成功，但也有很多如Uber这样的公司，经营多年都没能找到一个可以持续生利的可靠战略，全靠风投注入的钱维持运作。

在传统商业社会里，获得成功的是最有能力和效率的公司。在风投世界里，哪个公司能拿到更多资金，就能取得胜利。于是，一批只会鼓吹理念，却没有找到扎实的生财之道的公司浪费了属于整个社会的财富。

今天的风投不再是经过严谨调研、考察和评判的投资，而是一场赌博。软银孙正义就曾经赌对了阿里巴巴的投资。他从2016年开始又筹集了数千亿美元的Vision Fund，开始新一轮赌博。

​软银的一位前高管评价说，现在的风投就像买彩票。孙正义不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但他有一个长处——他下定决心要比所有人买更多注彩票。

孙正义和他的风投基金Vision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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