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27 2020 生活很苦，但总有些甜支撑我们活下去

You Got IT!

by

Amanda Petrusich

中学语文必背课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段话背熟了，搞得我很忧心——平常吃得饱穿得暖，没经历过什么蹉磨，看来不太可能接到老天爷给的大任务了。

那时候也常看名人故事，感觉凡是出人头地的大人物，似乎都是不经历一番煎熬不能成就。“梅花香自苦寒来”，苦，好像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时光流淌，我渐渐发现，世事并不一定如此。很多成功人士先天起点就高，后天时运照拂，一路顺风顺水，没吃什么苦，照样走上人生巅峰。

当然，站在巅峰上的人，更愿意描述自己是如何辛苦爬上来的，只字不提他可能先坐直升机飞到了半山腰。​而且即便同样是爬山，有人全副武装，夏尔巴向导代背行李，一路登顶珠峰；有人鞋子都没有，赤脚空拳攀爬不知名的小山。辛苦都辛苦，苦的层次不太一样。

所以，我很烦一些山顶人总爱吹嘘拼搏奋斗，看别人爬到山腰上不来，就说他们不够努力，没走出舒适圈，不能吃苦。其实苦不苦，吃了多少苦，和是否成功，关系真不大。

苦，不一定能造就成功。什么才能？这期《纽约客》上看了音乐人Brittany Howard的故事，给了我一些灵感。

Brittany Howard是一位美国摇滚歌手，在中文圈子里应该不大知名，因为网上搜索她的名字，只出现了一个中文网页结果。但在英文圈子里，Howard非常受欢迎，奥巴马夫妇以及披头士乐队的保罗·麦卡特尼都是她的粉丝。

Brittany Howard

成为职业音乐人之前，Howard干过的工作五花八门：超市里帮顾客装袋，披萨连锁店里做披萨，早餐店里煎鸡蛋，推销二手车，定制画框，清洁工，邮递员。当邮递员时，她最长连续工作13个小时，一收工就争分夺秒地去和乐队排练。

苦吗？很苦，但Howard品尝到的苦涩远比工作繁累更为浓重。她1988年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个叫雅典的小城，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

阿拉巴马州位于美国南方，有南方特有的保守、固执、骄傲，还有穷。《杀死一只知更鸟》的故事发生在这里，黑人女性罗莎·帕克斯在公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的事件也发生在这里。

知道了阿拉巴马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就能想象Howard小时候的生活情形是什么样。她回忆说，自己很难邀请学校的小朋友们来家做客，原因之一就是父母的跨种族婚姻。

而另一个原因是，她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家”。Howard的爸爸以拆解旧车零件为业，一家人住在一辆房车里。她妈妈是个农场姑娘，所以房车周围都是草和动物，外围散落着旧车零件。Howard说，自己一家人其实就是住在垃圾堆中间。

歧视，穷困，还不够，老天好像成心想让Howard集齐各种各样的苦。她和姐姐Jaime生下来就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这是一种常见于儿童的恶性肿瘤，可以导致失明。Howard的左眼只有部分视力，姐姐病情更严重，11岁就去世了。姐姐死后，父母很快离异，Howard被送到亲戚家轮流居住。

小时候的Howard和姐姐Jaime。

Howard的曾祖父40年代时曾建了座小屋。虽然小屋早被卖掉，但新房东允许十几岁的Howard住在那儿。她不需要交房租，只用负责维护剪草，因为屋子已经破得不像样了。

小屋附近有个卖烧烤的小餐馆，有时候肚子饿，Howard就眼巴巴地瞅着烧烤摊，好心的伙计常会免费给她一个三明治。有时候付不起电费，Howard就从小餐馆拉一根电线，接到小屋客厅里。

比起人住，这座破烂不堪的小屋更适合鬼住，反正，Howard觉得屋里总有鬼魂盯着她。橱柜门自己打开又关上，房门无故重重撞拢，窗帘莫名无风自动，她不知为啥被锁在了屋外……最后，Howard搬离了那里。

苦，真的苦。还好生活不只有一味，再苦的日子也总有些微甜。Howard的甜，是音乐。她的叔祖父热爱蓝草音乐，经常请其它爱好者一起到他开的木材店中表演。Howard三岁的时候，就在叔祖父店里跟着表演唱歌了。

11岁的时候，Howard在学校现场观看了一支摇滚乐队的演出。她立马下定决心，把摇滚音乐作为未来的毕生追求。她在高中班级里遇到了玩贝斯的Zac，后来又认识了同样喜爱音乐的吉他手Heath和鼓手Steve，四人组建了一只乐队，取名叫Alabama Shakes。

和所有搞音乐未得志的人一样，Alabama Shakes的四名成员都得干别的维持生计。Howard没上大学，因为她付不起学费，连申请助学贷款都没资格，只能四处打工。其他三人一个是房屋油漆工，一个在当地电站工作，一个在一家宠物医院。

Alabama Shakes乐队的四名成员

2011年的某一天，23岁的Howard在一家独立音乐人社交网站上发布了自己创作的一首歌，被音乐评论网站Aquarium Drunkard的创始人Justin Gage偶然听到。这首歌清新、有力，和当时流行的音乐风格迥然不同。Gage大为欣赏，把它放到了自己的网站首页推荐。

第二天早晨，Howard醒来发现，邮箱里塞满了来自音乐经理人和经纪人的邮件。再隔一天早晨，歌手Patterson Hood的经纪人专程飞到阿拉巴马，签下了她的乐队。

2012年，Alabama Shakes发表了第一张专辑“Boys&Girls”。音乐评论家们等不及似的赞颂这张专辑，听他们的说法，好像20出头的Howard能够凭一己之力重振美国摇滚乐。这张专辑在美国卖出了100万张，主打单曲“Hold On”被《滚石》杂志命名为年度最佳歌曲。

Alabama Shakes一鼓作气，在2015年发行了第二张专辑“Sound&Color”。这张专辑在Billboard两百强排行榜上排到了第一名，获得了包括年度专辑在内的6项格莱美奖提名。除了保罗麦卡尼和奥巴马夫妇，英国歌星阿黛尔和美国传奇歌手Prince也成为了Howard的粉丝。

2017年，Howard决定解散乐队单飞。去年，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以去世的姐姐名字命名的“Jaime”。这张专辑收录了11首歌，是Howard写给姐姐，给爸爸妈妈，给她的同性爱人，给她自己的11首诗。用乐评人的话来形容，这些歌“深邃、特别、唱自内心深处”。

这张专辑的主打歌“History Repeats”获得了格莱美最佳摇滚歌曲提名，不过我听下来，更喜欢另一首同样大受欢迎的歌“Stay High”。

这首歌是Howard写给她爸爸的。她说小时候家里没钱，只有音乐免费。爸爸工作折腾了一天回家，和家人一起唱歌跳舞，是她记忆中最欢乐的时光。

Howard希望用一种“真正经历过生活的声音”唱出这首歌。这声音在说：“是啊，我工作累得要死要活。生活就是这样，永远跳不出辛苦的圈圈。但不管怎样，一天工作结束，我可以回家了。有家可回，是我能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Howard经历的苦，是真的苦。但支撑她生活下去，让她成功的，是她从苦中萃取到的那一点甜。

甜是听喜爱的音乐，是和家人一起欢笑舞蹈，是在最悲伤艰难的时刻也拥有希望，是工作劳累了一天，想到还有一个小家在等你。不管人生再艰难，总会有小小甜美瞬间，是苦造就了Howrad吗？我觉得，能品尝苦中的甜，才是她成功的秘密。

而且成功又是什么呢？一定要天降大任、出人头地、腰缠万贯、万众景仰，才算成功吗？Howard说：“生活就是这样，永远跳不出辛苦的圈圈”，能像Howard一样，享受、抓紧、珍惜每一丝甜美，就已经是成功的人生了。

附上Stay High这首歌的MV（Howard的爸爸在MV里也有出演）和歌词给大家。读英文觉得可以理解歌词想表达的意思，翻译成中文真的好难，只能尽力而为。

Stay High

I already feel like doing it again, honey
我已经感到重复的疲惫了，宝贝
'Cause once you know, then you know
因为懂了就是懂了
And you don't wanna go
你不会再想回到
Back to wherever it is that you come from, yeah
你来的那个地方

I just want to stay high with you
我只想和你停留在最欢喜的一刻

'Cause where I come from
因为我来的那个地方
Everybody frowns and walks around
大家都皱着眉头四处奔忙
With that ugly thing on their face
带着一张阴沉的面孔
And where I come from
在我來的地方
We work hard and grind and hustle all day
(Yes, we do)
我们挣命工作，忙碌不休
（是的，我们就是那样）
There comes a time, there comes a time
只有那么一个时刻
At night, where we get to play
在夜里，我们才有空玩乐
And we smile and laugh and jump and clap
微笑、大笑、跳跃、鼓掌
And yell and holler and just feel great
大吼大叫，心情开怀


I just want to stay high with you
我只想和你停留在那样欢喜的一刻
With you, with you, baby
和你，就是你，宝贝


So, don't question my state of mind
所以不要再问我心情怎样
I'm doing wonderful, just fine, thank you
我好得很，挺不错的，谢谢关心
(Thank you)
（多谢了）
Everything is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s beautiful
万事如常，自在美丽
(How did you get like that?)
(怎么讲？)
See, all I do is keep it cool and don't worry 'bout what everyone is doing
你瞧，我只是保持自己的心态，不担忧别人在干嘛
I already feel like doing it again, honey
我已经感到重复的疲惫了，宝贝


I just want to stay high
我只想开心一刻
I just want to stay high
只想放松一刻
I just want to stay high with you
只想和你一起分享这欢喜的时光

来，听伊丽莎白读《傲慢与偏见》

四月，正是大好春光。但是对不起，因为病毒肆虐，许多人只能呆坐家中，辜负窗外这段明媚。在家待久了，就觉得日子过得越来越慢。这种慢不是木心笔下从前慢的日色，而是真真切切数着一分一秒看太阳影子慢慢偏斜却老是落不下去的慢。

时光漫长如静水，如何打发？看书，读熟悉的书是重访老友，读新书是结识新朋友；上周买的斑点秋海棠长了一片新叶子，得密切关注它的情况；猫在太阳底下仰躺着呼呼睡，这时候怎能不去趁机揉一揉它的小肚皮？

都是些小事，就像小小石子，没法让水流加快，但也能激起圈圈涟漪，让日子过得多几分生气。

前两天，我偶然发现英国女演员Jennifer Ehle的Instagram账号，感觉又多了一颗这样的小石子，想推荐给大家。

知道Jennifer Ehle的人估计寥寥无几吧？但或许你听说过BBC拍摄的95版《傲慢与偏见》？《傲慢与偏见》有好几个影视版本，但95年拍摄的这一版是许多人心中的经典。Jennifer Ehle就是剧中女主角伊丽莎白的扮演者。

95版《傲慢与偏见》剧照，班纳特五姐妹。

《傲慢与偏见》可能算是我读的第一本世界文学名著，小时候的我好喜欢聪明狡黠、自尊自爱的伊丽莎白。刚开始看95版的《傲慢与偏见》时，我对女主角的选角完全不满意——演伊丽莎白的女演员脸这么大，长这么胖，看起来还显老，英国人都什么审美水平？

但是，大家都说95版电视剧经典，何况还有饰演达西先生的Colin Firth这个大帅哥，所以我也就忍着对女主角的不满看了下去。没想到，看到第二集（记得一共只有六集），就被伊丽莎白征服了，觉得这个演员选的真妙。

在书里，达西对伊丽莎白的眼睛念念不忘，而剧里的Jennifer Ehle确实有一双顾盼含情的妙目。她每一瞥都聪慧灵动，微带笑意，像是从哪儿看到了好笑的事，总是自得其乐，和书里的伊丽莎白简直一模一样。

等这部剧看完，我也和很多人一样，把它奉为经典，认为只有这一版的伊丽莎白和达西是我心中最完美的选角。

95版《傲慢与偏见》达西和伊丽莎白的剧照

Jennifer Ehle1969年出生，她演出《傲慢与偏见》的时候才26岁，现在已经51岁了。再一次在IG上看到她，曾经圆润光洁的满月脸已经变得瘦长，眼睛周围布满了皱纹。但她的双眼还是和以前一样，眯起弯成月牙，满含微微笑意。

她念书的声音沉静好听，是妈妈给孩子讲睡前故事的语调，一开口就能把人带回18世纪的英国乡村，暂且逃离现时外界乱哄哄纷纷扰的一切。而且，她就是伊丽莎白呀，听她读《傲慢与偏见》，像是听伊丽莎白在讲自己的故事。

有时候，听着听着，我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第一次读《傲慢与偏见》​时，无忧无虑的开心时光。​

Jennifer Ehle发在IG上的照片，她和女儿和狗狗。

因为Jennifer读书的视频太多太长，没办法上传，只能请大家若感兴趣移步去她的IG欣赏了。这里顺便再推荐另一个IG账号（@massimobottura），本期《纽约客》上也有介绍，是意大利米其林三星主厨Massimo Bottura的个人账号。

Massimo开了一个#KitchenQuarantine系列，每天在家教大家做菜。他用的都是简单材料（比如说晚上的剩菜做第二天中午的炒通心粉），做最经典的菜肴（意式白酱、披萨、gelato）。

拍摄者是他女儿，所以画面很抖，配音是他自己，所以意大利语混合英语的解说断断续续。视频绝对比不上美食博主们的出品专业精致，但是更好看，更有烟火气，更让人看了就想吃。

Massimo的IG主页，老头很帅，作为主厨，身材保持得超好啊。

越是孤独，就越想要陪伴。现实中不能出门，没有聚会，还好网络上有Jennifer和Massimo，以及好多好多其他人的陪伴。读书、烹饪、做想做的事、做不想做但是没做过的事，日子还是很慢，但是似乎慢得可爱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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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

Apr.20 2020 安东尼·弗契：对付得了特朗普的美国传染病专家

The Good Doctor

by

Michael Specter

这段时间，如果问美国人最信任、最支持谁，你多半会从很多人嘴里听到安东尼·弗契（Anthony Fauci）的名字。今年79岁的弗契是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也是白宫对抗新冠病毒工作组的成员。

上周举行的一次全国民意调查显示，78%的美国人都给弗契在这次疫情中的应对投了赞同票。甚至有网民发起请愿，要求授予他《人物》杂志“还在世的最性感男性”称号。

我不太喜欢看电视，通常开了电视就把频道调到CNN当个背景音，一边干别的一边偶尔听一耳朵新闻。最近一个多月来，一把沙哑的声音经常出现，发声的是一位戴着眼镜、精神矍铄的老人。我开始以为他只是CNN采访的许多医学专家中的一位，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位老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安东尼·弗契。

自从知道了弗契这个人，我才又发现，原来在白宫的每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几乎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常常在特朗普发言后，用沙哑的嗓音温柔而坚定地纠正刚才总统话语中的荒谬夸张之处。

安东尼·弗契（Anthony Fauci）

弗契主管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已有36年，期间经历了6位总统，以及一连串传染病事件：艾滋病、SARS、禽流感、猪流感、寨卡病毒、埃博拉。虽然没人能阻止特朗普说大话，但弗契的经验让他相信，科学家可以引导政府的行为。

估计再没有比特朗普和弗契这对搭档更不可思议的组合了。他们两个人都70多岁；都在纽约郊区长大；说话行事都直截了当，甚至过于生硬。但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止于此。

弗契出生于1940年的圣诞前夜。他家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开了一间药房，父母和姐姐都在药房工作。 每逢晚上和周末，小弗契就骑着车给邻近社区的顾客们送药。

弗契的祖父母都是意大利移民，全家笃信天主教。他在一所教会小学上学，老师是一群修女。他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科学家。

1954年，弗契进入全美国最好的私立男子中学之一——Regis中学就读。这所学校课业严格，学生要学四年希腊语、四年拉丁语、三年法语，还有古代历史和神学。不过，再严格的要求也难不倒弗契，他是这所优秀学校里的优秀学生，不管干什么，他都一定要比其他人做的更好。

那时候，弗契依然没打算当科学家。他是学校篮球队队长，希望有朝一日能跻身体育界。但是，他很快发现，身高只有170cm的自己，不管再怎么快速灵活，也不可能比得上身高两米的大汉。

中学时代的弗契（4号），很帅的呢！

从Regis高中毕业后，弗契进入一所耶稣会大学——圣十字学院学习。每逢暑假，他就去工地打工挣钱。有一年，他跟着建筑队为康奈尔大学医学院修建图书馆。午休时，弗契悄悄溜进图书馆大堂，为这里充满知识的气氛而陶醉。

一个图书馆警卫发现了穿着泥泞工作鞋的弗契，要求他离开。弗契对警卫说，自己明年就会来这儿念书。警卫听完后开起了玩笑：“好吧，孩子，那我明年就会成为警长了。”这位警卫能否成为警长是个疑问，但弗契果然在第二年进入了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就读。

1966年，弗契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康奈尔毕业，进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除了当中有三年回到康奈尔大学完成实习和住院医师的要求外，他在这里工作了五十年，直到如今。

弗契首次崭露头角是在1972年。当时他是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一名资深研究员，主攻研究引起发烧的多种原因。他尤其关注一种名叫血管炎的罕见疾病，这种病由人体自身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自身血管引起，虽然不常见，但十分致命。

当时，他常去国家癌症研究所会诊接受化疗的病人。化疗不仅摧毁癌细胞，也会破坏人体免疫系统，弗契不禁设想，能否将化疗药物的这种性质用到免疫系统反应过激的血管炎病人身上呢？

经过反复临床测试，弗契和他的同事们真的用化疗药治好了血管炎。在他们所做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家们对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和器官移植排斥等一系列与免疫系统反应过激相关的疾病展开了更多研究。

弗契从一位纯粹埋首于实验室中的研究者，转变为一位深度参与国家卫生政策制定的科学家，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爆发的时期。1984年，他当上了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那时正是艾滋病流行早期。越来越多的人感染上了这种致命疾病，却无药可医，只能寄托于正在研发中的抗艾新药。

药物的开发周期漫长，审批过程更是冗长，动不动就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当时已经有了一些针对艾滋病的药物，但都在临床试验和审批过程中。许多艾滋病患者希望能参与临床试验，但由于筛选标准严格，大部分人都被排除在外。

1988年10月的一天，数千名艾滋病患者来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门口，以及弗契工作的国立卫生研究院门口抗议示威。他们希望FDA简化参与药物试验的标准，加速批准新药上市的流程。因为对大部分患者来说，他们没有时间等，更等不起。​

作为一名经受多年医学训练的研究者，弗契素来相信必须严格遵循药物开发试验流程，但看着情绪汹涌的抗议者，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听听这些人的诉求。他邀请了几位抗议者领袖面对面谈话，并且实地去病人聚集的场所走访。

在走访中，弗契了解到，大部分药物临床试验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测试新药是否安全；第二个阶段测试它的功效；第三个阶段即大规模临床测试。艾滋病患者要求，当新药经过第一个阶段测试，即被证实安全后，就应该允许他们使用。

虽然这样做不符合传统医学规范，但对艾滋病患者来说，只有尽快服用新药，才能得到一线生机。弗契扪心自问，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我会怎么做呢？他想，自己应该会和他们作出同样的举动。

而且，当时药物临床试验的开展情况已经一团糟。参加试验的患者都偷偷找人分析自己领到的药，如果发现是安慰剂就退出试验。没能参加试验的人则想方设法在黑市上买新药。

弗契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药物临床测试已经失去了意义，不如多考虑患者当下的需要。

最终，弗契建立并支持了一个叫做“平行追踪（Parallel Track）”的项目。这个项目规定，只要抗艾滋病新药被证实是安全的，哪怕还在临床测试过程中，也可以给患者服用。

化解这场艾滋病危机让弗契走上了美国医学界的前台。后来，他又主导建立了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投资15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对抗艾滋病。2008年，弗契因此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

布什给弗契佩戴总统自由勋章

经历过与一波又一波传染病的战斗，这一次，弗契毫无意外地再次站在与新冠病毒斗争的前线。年近八十的他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8个小时，不仅指导研究和救援计划，还要接受媒体采访为民众打气，因为很多人只信任他，只有看到他才安心。

3月23日的白宫每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弗契没有出现，网友们一下子在推特上闹翻了天，人人都在问弗契去了哪儿，担心他会被特朗普炒掉。直到弗契出面解释说他当时正好在参加一个工作会议后，大家才放心。

虽然弗契和特朗普是一对几乎找不出共同点的搭档，但弗契自信地表示，他和特朗普之间没有任何龃龉：“我说什么，他都能听进去”。

弗契和特朗普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经常是特朗普刚说了什么，就马上被弗契纠正了。

善于和政客打交道是弗契的一大本事，他总是有办法让他们听他的话，甚而赢得他们的尊重。1988年，老布什在参加总统竞选辩论时，被问到谁是他心中的英雄，老布什就回答了弗契的名字。不用说，在面对当前这位总统时，弗契的这种本事就更加重要了。

那么，弗契是如何对付政客的呢？他的答案很简单：“我转向我最喜欢的哲学书《教父》，然后对自己说：‘It’s nothing personal, it’s strictly business (这与个人无关，完全是工作)’。”

从为里根和老布什工作开始，弗契就信奉一个简单的信条，不管什么政治或主义，他只关注需要完成的工作。他是一个科学家，他坚持科学和事实，这就够了。

未来几个月，我估计还将继续在电视里经常听到弗契沙哑的声音。他的温柔、坚定、冷静，大概正是这个时候所有人最需要的品质。​

"It’s not personal, it’s strictly business"是《教父》主人公Michael Corleone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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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

Apr.13 2020 下一场全球流行病一定会来，人类能做好准备吗？

【读完这篇文章感觉了解到很多知识。但好多医学术语，不知道自己理解的是否正确，只能保证尽量按作者原文的意思写出来，如果大家觉得有不对的地方可以告诉我。】

Attack Mode

By 

Matthew Hutson

1981年，一位年轻人来到洛杉矶西达塞纳医疗中心看病。他呼吸困难，皮肤上出现了奇怪的紫色病灶。接待他的是28岁的见习医生何大一（David Ho）。他发现，病人患有一种非常少见的癌症——卡波西氏肉瘤，肺部还有奇怪的病菌感染。不久后，这位年轻人就去世了。

接下来几个月间，何大一和同事们陆续接诊了5个有同样症状的年轻人。他们把这些案例汇报给了美国疾控中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关艾滋病的正式报告。

何大一由是决定，将职业生涯投入到研究这种奇怪的疾病中。他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艾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科学家之一。

1994年，他发现某类药物可以明显降低艾滋病人体内的病毒数量。不久后，他又带领团队研究出了用几种药物联合抗病毒的鸡尾酒疗法，能有效地抑制艾滋病。

1996年，《时代》周刊将何大一博士命名为当年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年度风云人物。

何大一博士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

SARS在中国爆发时，何博士应邀前往北京研究。他记得接自己的车行驶在长安街上，整条宽阔的大道只有他这一辆车，以及远处的一辆救护车。自那时起，他就开始对冠状病毒发生了兴趣。

半年后，SARS销声匿迹，相关研究经费渐渐减少，何博士便回归老本行HIV病毒的研究。2012年，另一种冠状病毒引起的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在阿拉伯半岛爆发，但这次大流行也很快过去了。

当去年年底爆发的COVID-19席卷全球时，何博士意识到，不能再对冠状病毒放任无视了。现在，他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们建立了一个病毒研究项目，目标不仅止于研究怎么抗击肆虐当下的新冠病毒，也在于找出对付未来将出现的新病毒的方法。

未来最可能流行全球的病原

其实，医学研究者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问题就是，下一次流行全球的病原（pathogen）是什么？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会影响将来很多年研究方向的现实性问题。

两年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曾经将历史文献资料，对120多位专家的采访，以及一次会议研究的成果综合起来，发表了一份报告，预测未来最有可能流行全球的病原。

病原会是细菌吗？似乎不会。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抗生素的发明减少了细菌造成全球性生物危机的概率。

真菌？对人类这样的暖血动物来说，真菌的威胁不大。

曾引发疯牛病的朊病毒蛋白类？只要防止食物污染和同类相食就能避免这类疾病传播。

导致疟疾的原生生物类？这类病原通常通过蚊子和跳蚤之类的宿主传播，传播性受天气和地理的限制很大。

在分析了各种病原后，报告指出，只有病毒，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威胁。当然，不是任何病毒都那么可怕，最可能造成全球大流行的病毒应该具有这么几种特征：

首先是含有RNA基因组，因为其进化速度更快；

其次是在感染者出现症状前就可以传染，让人防不胜防；

第三是通过呼吸传染，而不是排泄物或体液，因为后者只要注意卫生就好控制；

最后，能在人和动物之间传播的病毒最难防范。

这些特征让报告最终得出结论，最有可能横行全球的病原是两类病毒：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

目前看来，这个结论完全成立。

三种正在研究中的抗病毒手段

人类对抗病毒的手段非常贫乏。目前已知大约有200种能感染人体的病毒，但只有约10种被证实有效的治疗手段。而且，这些抗病毒药物的适用性很窄。大部分对某种病毒有效的药物，对同一类的其他病毒无效，有些抗病毒药甚至不能治疗同一种病毒的不同毒株。

每当发现一种新的病毒，人类就急急忙忙寻找对付它的办法。何博士不愿意永远像这样被病毒牵着鼻子走。他希望能找到一种可以杀死多种病毒的抗病毒药，就像能杀死多种细菌的青霉素一样。而且，必须在下一次全球病毒大流行之前，就找到这种药。

• 病毒的切割

即使在一个小小的细胞里，也有各个工种各司其职。核糖体是其中之一，它负责根据RNA指示的信息，生产细胞所需的蛋白质。

但是，核糖体是个只会埋头工作，没有分辨能力的呆子。假如病毒入侵细胞，它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按照病毒的指示生产它繁殖所需的蛋白质。核糖体会把生产出来的蛋白质链接在一起，由细胞和病毒分别从中切割自己需要的部分。

细胞和病毒用于切割蛋白质的工具叫做蛋白酶。何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Alejandro Chavez正在探索一种能控制病毒蛋白酶，同时又不影响人类细胞蛋白酶的物质。他打算花一年以上的时间，测试16000种药物，从中筛出最有希望的候选者。

标准药物测试法是用一种药对应一种病毒，而Chavez发明了一种新的测试法，在每个药物测试容器里可以加入约20种冠状病毒的蛋白酶，以及40种其他病毒的蛋白酶。他打算通过这种新方法，找到适用性更广的抗病毒物质，能帮助人类在下一次大流行时，对付那些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的病毒。

• 病毒的黏结

病毒的繁殖需要切割，也需要黏结。帮助切割的是蛋白酶，帮助黏结的则是另一种叫做聚合酶的蛋白质。

构成病毒的DNA和RNA分子由叫做核苷酸的小分子组成。让聚合酶停止工作的一个好办法，就是提供错误的核苷酸，像诱饵一样，诱惑病毒把它们加进自己的组织中。

这些核苷酸进入病毒组织后，会中断病毒的黏结工作。就好像在组装一列玩具火车的时候，中间有一节没有挂钩的车厢，整列火车就连不起来了。诱饵核苷酸就相当于那节没有挂钩的车厢。

Mark Denison是范德堡大学儿科传染病部门的主任，过去三十年里，他一直在研究聚合酶和核苷酸。现在，Denison正在研发一种叫做NHC的小分子药物。当NHC进入病毒的RNA后，不是中断黏结，而是让它之后的分子发生突变。就好像在一列玩具火车中间放进一艘汽艇，排在汽艇后面的车厢也都纷纷变成汽艇，火车不再是火车了。

目前的研究成果显示，NHC可以对付包含新冠病毒在内的多种冠状病毒，而且病毒对它不易产生抗药性。当还没被病毒感染的老鼠服用NHC后，NHC能保护它抵御病毒作用。而且这种药可以口服吸收，非常方便。当然，NHC对人类临床治疗是否有效还是个未知数。

Denison说，他的实验室现在只研究可以和他们测试的每一种冠状病毒都起反应的物质。因为让他忧心的不仅仅是已经发现的SARS或MERS，而是那些以后将会袭击人类的未知病毒。

• 宿主的环境

一般抗病毒药物的目标都直指病毒，很少考虑宿主，有些研究者却反其道而行之，试图通过改变病毒寄身的环境来消灭病毒。

斯坦福大学的病毒学家Shirit Einav就是其中之一。她相信，改变病毒寄宿环境的药物和直接攻击病毒的药物两者相比较，一定是前者适用性更广。因为不管被哪种病毒袭击，人类细胞的作用过程都是类似的。

所以，Einav把重点研究目标放在病毒宿主细胞的蛋白质上。她尤其关注某一类病毒借用来入侵宿主细胞的酶。

几年前，她发现了两种病毒入侵细胞所需的细胞酶，并且找到了两种能影响这些细胞酶的药物。当感染了登革热和埃博拉病毒的老鼠接受这两种药物后，它们体内的病毒浓度降低了。现在，Einav正在实验这些药物对新冠病毒的作用。

下一场全球流行病一定会来到

几十年职业生涯里，何博士一直在对抗HIV病毒，也见证了三次冠状病毒的爆发。他说，人类应该反省自己对病毒的轻视和疏忽。他在SARS病毒流行时的经历就是个警示：病毒一消失，人类社会就放下了戒心。

“仅仅因为病毒自己走了，我们就天真地对它挥手说再见，”何博士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能说再见。”仅仅20年间，全球已经爆发了三次冠状病毒大流行。在将来，也许并不会遥远的将来，就会有第四次冠状病毒流行，或者另一种不同的RNA病毒爆发。

现在，没人能预测下一次爆发的病毒是什么，将导致哪些疾病。但如果有何博士、Chavez、Danison和Einav这样的研究者们的努力，第四次病毒来袭时，人类或许不再会毫无招架之力。

COVID-19的大流行给全世界都上了一课。面对病毒，人类需要坚持找到长远的解决方案，找到适用性广泛、能对付多种病毒的药物。因为下一场由病毒引发的全球流行病，总有一天会到来。

看完这篇文章，我也试图唤起我在2003年SARS时候的记忆。可能因为当时不在中心疫区的关系，我残留的印象非常模糊，甚至连到底学校有没有上课，食堂有没有开放，学校周围的小餐馆还能不能去，都一点儿记不起来。

毕竟已经过去17年了啊。在这17年间，人类，比如我，注意力和记忆力已经被互联网培养得像金鱼一样，只有几秒，转瞬即逝，永远在寻求和期待下一个兴奋点，怎么记得起多年前的往事？

但是有些事情是必须深刻铭记在脑中的。我不可能再去读医学院，像何博士和他的同仁们一样研究怎么对抗病毒。但是，至少可以记住现在发生的一切，当下一次病毒大流行爆发的时候，多一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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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

Apr.6 2020 艺术会杀人吗？

Dancer in the Dark

by 

Rachel Aviv

2007年，28岁的Sharon Stern刚结婚，进入那洛巴（Naropa University）大学攻读当代表演艺术学位。

那洛巴大学是美国第一所以佛教精神为建校理念的大学，由邱阳创巴仁波切于1974年建立。学校教导学生参与正念意识实践，开设冥想课程，提供文学、艺术、心理学、宗教学方向的多种学位。

那洛巴大学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高原上。

Sharon生长在迈阿密。从小到大，她的生活犹如漫画中的大小姐一样完美。父母是以色列钻石商人，自己一直是全A学生，丈夫被朋友们称为“完美老公”。

Sharon热爱艺术，在迈阿密的社区剧院里工作几年后，她来到那洛巴大学深造。从物质至上的迈阿密，到精神至上的那洛巴，Sharon感到她整个人生观都被颠覆了。她全心全意地接受那洛巴的理念。

Sharon热情开朗、富有魅力，就像电影里典型的中学啦啦队长，一心想在各个方面出类拔萃。但是，走在有三座冥想大堂的那洛巴校园里，她开始觉得自己太容易兴奋，太没有深度，过去的努力只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

在那洛巴的第一个学期，Sharon上了日本老师桂堪（Katsura Kan）的一门舞蹈课。桂堪精通日本独有的舞种——舞踏（Butoh），是世界闻名的舞踏大师。

舞踏是由日本舞蹈家土方巽和大野一雄在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一种现代舞。当时日本的艺术家们反对战后日本过于尊崇西方文化的潮流，开始创作更能表现本国精神的艺术形式，舞踏就是其中之一。

现代舞往往让人想起舞者那修长优美的身姿，那或刚劲或柔婉的动作。舞踏则完全相反。 舞踏的舞者往往全身涂成白色，或画上奇怪的鬼脸，动作以日本人“内缩”的身体语言特征为基础，在地上翻滚，蠕动，缠绕、扭曲，十分诡异。

创始人土方巽把舞踏形容为追求黑暗的艺术。他说，舞者用自身牺牲献祭，展现世界黑暗的一面，台下的观看者则从中得到救赎。

日本著名舞踏团体山海塾的表演剧照

Sharon一下子被这种她从未见识过的艺术形式迷住了。她追随桂堪学习舞踏，决心将舞踏作为毕生艺术追求。毕业后，她进入桂堪的舞蹈工作室，在全世界巡回演出。

艺术和精神的结合总是紧密的，舞踏尤为如此。它要求舞者在表演过程中把自己当作一个空的容器，展现流动变幻的人格特质，牺牲部分的自我。

Sharon一直感觉自己还没把握舞踏精神的本质。她反复思考、琢磨，用打坐冥想来追求“空”的境界。在Sahron的日记中，她不止一次写到要放开自我，保持空性。她也常常向信仰佛教的桂堪询问有关人生老病死的问题。

朋友们都发现，Sharon变了。她总是觉得自己体型“太大”，想更瘦小一点。她总是觉得自己太活泼，太自我，不够“空”。她精习冥想，在日记里不停反思，告诫自己要脱离和世俗世界的联系。同时，她也和丈夫分开了。

有一次，Sharon告诉友人说，她很嫉妒那些天生就更靠近舞踏精神的日本舞者。她学习日语，控制自己少说话，不让情绪外露。

到后来，朋友们发现，她有时会在电子邮件里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还会说一口结结巴巴的英语，就好像她是日本人一样。总之，Sharon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猛烈改变自己的性格。

2011年夏天，Sharon和桂堪一起去丹麦演出。演出结束后，她突然失踪了。几个小时后，有人发现她在一所教堂里大喊大叫，好像还沉浸在表演中。人们不得不叫警察把她送进精神病院。

Sharon的父母飞到哥本哈根，把女儿带回迈阿密看心理医生。根据医生诊断，Sharon患上了抑郁症。虽然医生给Sharon开了抗抑郁药，但她没认真吃，一门心思还是放在舞踏上。

桂堪请求Sharon在病情稳定前，别再进行舞踏练习和表演，但Sharon没法控制自己追求艺术的欲望。2012年初，她自己买机票，去参加了好几次他在世界各地举办的研讨会和表演。

Sharon一直通过电子邮件向桂堪述说她的心得和困惑。2012年4月，桂堪又收到了一封Sharon的邮件。她在邮件中问到：“昨天我意识到，舞踏是关于解构一个人的身体/自我，那当你的身体/意识/自我都被消解后，会发生些什么？”

桂堪回复说，舞踏并不是单纯地消解个人的身体或自我。他告诉Sharon，舞踏创始人土方巽将舞踏形容为人的复原，是一种帮助人类远离和抗议当代社会造成的疏离感的艺术。

Sharon打算怎么回复这封邮件，桂堪不会知道了。因为一个星期后，他听到了Sharon自杀的消息。​

桂堪的演出照。

从小到大优秀活泼的女儿竟有朝一日会自杀，是Sharon的父母从未预料过也完全不能接受的。2014年，他们控告桂堪是导致Sharon自杀的诱因，认为舞踏是一种追求黑暗的邪教。

桂堪没钱请律师，只能自己应诉。他向法院交出他和Sharon往来的所有记录，并解释说“黑暗”的定义在日本文化和在犹太-基督教文化中完全不同。日本人并​不把黑暗与邪恶划等号。​

但是，桂堪不熟悉美国法院系统，既错过了提交证据材料的期限，又在远程庭审中因为语言和技术连接问题屡屡受挫。2019年3月，法院下达最后判决，认定他需要为Sharon的自杀负责。

Sharon的父母没找桂堪要物质赔偿。他们成立了一个“反艺术邪教”组织，不论哪儿邀请桂堪教学或表演，Sahron父母的组织就给哪儿发信控诉他的“恶行”，要求收回邀请通知。

现在，桂堪在美国的职业机会几乎断绝了，他还是能继续在世界其他地方表演，但Sharon死亡的阴影总是追随着他。

Sharon生前的照片。

Sharon的死应该由桂堪负责吗？舞踏是一种会让人自杀的邪恶艺术吗？追求“空”的境界是让Sahron精神崩溃的原因吗？即使Sharon死而复生，相信她也给不出答案。

Sharon通过冥想寻求“空”。在现代，冥想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的心理治疗手段。大家普遍认为，冥想可以帮助人获得平静、愉悦、专注。但是，冥想并不总是带来正面体验。

布朗大学心理学家Willoughby Britton正在研究冥想。她发现，有些人在冥想过程中突然发现感觉不到自我的存在，好像自己成了在一旁观察的第三者。心理学家把这种状态称为人格解体。很多冥想练习者因此感到抑郁不安。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Robert Sharf是一位佛教学者。他说，佛教有理论框架帮助打坐的信徒理解消化这种状态，但没人告诉普通的冥想者，当冥想带来的不仅仅是平静愉悦时，该如何应对。

Britton说，她原本以为有精神病史的人更容易在修习冥想的过程中遇上麻烦，但实际情况显示，如Sharon一般在生活中拥有强烈进取心和动力的人反而更容易因为冥想而抑郁。

Sharon生长在强调个人主义和积极进取价值观的西方文化中，赞美物质上的丰裕。冥想却要求体验“空”的境地，强调个体的虚无，物质世界的幻灭。这与她原本的认知形成了极大反差。

舞踏亦如是。跳舞踏的舞者是没有自我的容器，是身份流变的幻觉。很多研习舞踏的西方艺术家都说，在西方文化背景中生活的人，学习舞踏要经历相当大的心理冲突。西方艺术的至高追求是实现自我，舞踏却要完全抹杀个体的存在。​

如果Sharon是因为艺术追求和原生价值观差异过大而自杀，那么她当初被舞踏吸引算得上是悲剧的开端。但也有Sharon的朋友说，就像电影《黑天鹅》里的芭蕾舞者一样，就算换一种艺术形式，追求完美，十分敏感的Sharon可能还是会落入同样的结局。

所有艺术家都追求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就像一位乐手在表演的时候，不知道是自己在弹奏乐器，还是乐器在弹奏她——她进入了与现实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这样的追求很艰难，也很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走火入魔。

何况，舞踏诞生的初衷就是追求黑暗。在追求这门追求黑暗的艺术的过程中，艺术家自己可能也会被永远带入黑暗，就像Sharon一样。

​艺术的目的是探索世界的本质。世界有美有丑，还有美丑之间的平淡；有光明有黑暗，还有明暗之间的朦胧。一般人，如Shanron的父母，认为艺术只展现真善美。但丑和黑暗，同样是艺术的目标。

Sharon的自杀，是因为桂堪，因为舞踏，还是因为艺术？或者只是因为她自己？唯一的答案可能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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