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4日星期三

Jul.22 2019 如果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活了过来,就长他这样

The Voice 
by Rebecca Mead
米开朗琪罗雕塑的《大卫》应该算是美男子标杆了吧?静态的大卫已经迷倒了无数人,如果是动态的呢?如果这个大卫还有一副高亢动人的嗓音呢? 现在就有这么一位古典歌手,被赞为“活生生的米开朗琪罗的大卫”。
米开朗琪罗的《大卫》
看真人版大卫之前,先来了解一些背景知识,学一个新单词:countertenor。维基百科上翻译为假声男高音,也就是用假声唱法可以让自己的声音达到女声音域的男声。

由于没有录音,假声男高音的历史资料模糊不清。总的来说,由于过去女性不能登台表演,歌曲的高音部分便由男孩或会唱假声的男人担当。一位17世纪早期的威尼斯游客就曾记录,自己碰到了一位“有全世界最甜美嗓音”的男歌手。

进入17、18世纪,假声男高音被阉人歌手(Castrati)所取代。有歌唱潜力的男孩们被阉割,以保证能永远保持高亢清亮的声音。

但是,阉割不一定有效。据说在18世纪上半叶,每年光在意大利就有4000名男孩被阉割,但只有少数几位有幸一直拥有好声音。

到19世纪,这股阉割男孩的风气渐渐没落,人们转而欣赏更为正常的男高音和男中音。直到二十世纪中期,著名歌手Alfred Deller又重新燃起了音乐爱好者对超高男声的喜爱。之后,假声男高音歌手开始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Jakub Józef Orliński是一位年轻的波兰假声男高音歌手。他一头小卷发、湛蓝的眼睛、方正的下巴,外加健美的运动员身材。粉丝们公认,假如米开朗琪罗雕塑的大卫有一天活了过来,他的长相和声音就应该和Orliński一样。
Orliński,像大卫吗?
1990年出生的Orliński生长于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祖父母一辈都是建筑师,父亲是平面设计师,母亲是儿童艺术家。Orliński很小就进入华沙的格里高利男声合唱团,接触到了古典宗教音乐。

16岁时,Orliński和其他几位合唱团成员组织了一个小团队。有一天,他们开始练习文艺复兴吟唱歌曲中带有高音的部分,需要两名假声男高音配合。Orliński和他的一名朋友是这群人中最年轻的两个,于是他开始唱起了假声男高音。

除了合唱,Orliński其实没有太多音乐背景,连乐谱都不太会读,主要靠耳朵来学习音乐。但18岁时,他还是被华沙最有名的音乐学院萧邦音乐大学录取。大学毕业后,他又前往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进修。
再来一张大脸照看得比较清楚
2017年的某一天,Orliński刚在法国艾克斯音乐节完成了首场演出,就接到了音乐节组织者的一个电话。原来一家电台第二天有一场直播节目,原定在节目中表演的合唱团临时不能去,组织者便来找他救场。

因为是电台节目,Orliński没刮胡子,穿着皱巴巴的衬衫和大口袋短裤,踢着球鞋就去了现场。到了那儿才发现,原来节目还会在Facebook上视频直播。可他已经没时间再去整装,只好以这幅看上去像没睡醒的形象高歌一曲。

这场表演的视频在YouTube上被浏览了350万次。Orliński邋遢的外表反而更加凸显了他清晰感性的声音。自那时起的两年来,他成为了一小群假声男高音明星歌手中的一员,参与了一系列巴洛克音乐的演唱和制作。

【巴洛克音乐是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古典主义音乐形成前所流行的音乐类型,大约从1600年到1750年之间。它的特点是极尽奢华,加入大量装饰性音符,旋律精致。代表作曲家包括巴赫、维瓦尔第、亨德尔等。】 

Orliński的硕士论文主题就是巴洛克装饰风格,他完全掌握巴洛克艺术的规矩,知道怎样有创造性地在演唱中表现出这种风格。有评论家把他的吟唱比作“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

虽然唱的大部分是17、18世纪的歌曲,但Orliński却是不折不扣的现代90后。他是霹雳舞高手,曾是某个获奖霹雳舞团的成员。虽然舞蹈生涯已经为歌唱让位,但在他发布的Youtube视频上,你还是能看到Orliński在华沙的楼房屋顶上倒立和旋转的场景。
跳霹雳舞,形象是不是非常颠覆。。。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Orliński喜爱社交媒体,他在Instagram上po自己在欧洲各地旅拍的照片,通过Facebook和粉丝们直接交流。因此,他拥有了一大批比通常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们年轻得多的观众。​

18世纪时,演唱亨德尔或维瓦尔第创作的巴洛克歌曲的歌手是当时的音乐明星。在Orliński看来,自己要欢快地继承前辈们曾经的明星地位,而不应表现得像个虔诚的博物馆策展人。

他说:“我看待巴洛克音乐就像看待流行音乐一样,只不过巴洛克音乐流行在当年那个时代罢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Justin Timberlake。表演让我感到新鲜和有趣,我想从中获得乐趣。我可不想变成那种僵硬古板的样子——‘我要唱经典音乐,所以必须严肃’。”

2019年7月22日星期一

Jul.22 2019 《纽约客》封面与阿波罗11号登月50周年

1969年7月16日,阿波罗11号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四天后,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踏上了月球的土地。

今年是阿波罗11号登月50周年。准确地说,就在50年前的今天(7月20日),人类的代表第一次来到月球,见识了这个几千年来让地面上无数人为之憧憬的清凉世界的真面目。

月球,是人类前往茫茫太空的起点。只是没想到,这50年来,我们的足迹就停留在这里,止步不前。

小时候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特别向往群星璀璨的银河帝国,幻想长大后去外太空旅游。结果,现在我依然只能通过看小说和电影来实现梦想。

上次写刘慈欣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去看了他领克拉克奖时的发言。他也提到,相对于艰难危险的太空探索,大家还是更愿意舒舒服服躺在家里,用虚拟现实体验太空:“说好的星辰大海,你却只给我Facebook”。

真不甘心!明年就是2020年了。小时候想到2020年,那简直是未来遥远得不得了的年份,是想象中家里有机器人,外出乘个人飞行器,随随便便就能去火星上度个假,没准儿已经交了几个外星人朋友的时代。

但是看看身边的现实世界,是有了网络,是有了好多智能设备,可是离小时候的想象,大概还有十万八千里的差距。

我有时候会想到“点技能树”这个比喻。人类开启了网络这个技能分支,一路顺着往下走去,社交网络、虚拟现实……这些技能都很好,可它们永远在挖掘人类自己那点事,把人拴在自我与他人的纠葛间,把人困在地球上。

假如50年前登月成功后,人类顺着这条路开启新技能,一路向天外去……那样情境下的2020年,会和我们即将面临的2020年,大为不同吗?

想象总是无边无际,还是回过头来看本期《纽约客》吧。为纪念阿波罗11号登月50周年,本期杂志刊登了四幅与宇宙探索有关的封面,在newyorker.com上还回顾了登月时的报道。

我特别喜欢报道中《纽约客》撰稿人E.B.White的这段话 (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熟悉,他是童话《夏洛特的网》的作者):

“传统来讲,探险者当然要在地上插本国的旗帜。但当我们带着敬畏、羡慕和骄傲看(登月)时,我们突然感到,那两个人(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不属于某个国家,而属于整个宇宙,他们应该带着与其相应的装备。

就像每一条大河和每一片海洋,月球不属于任何人,也属于每一个人。它依然诱人疯狂,依然掌控着潮汐涨落,依然守护着在全世界每个地方亲吻的恋人们。在那些恋人的头顶上,没有旗帜,只有茫茫夜空。”

(It is traditional, of course, for explorers to plant the flag, but it struck us, as we watched with awe and admiration and pride, that our two fellows were universal men, not national men, and should have been equipped accordingly.

Like every great river and every great sea, the moon belongs to none and belongs to all. It still holds the key to madness, still controls the tides that lap on shores everywhere, still guards the lovers who kiss in every land under no banner but the sky. )
最后来欣赏一下这四幅过去的《纽约客》封面吧。虽然没有给出画的名字和介绍,不过我觉得,光看图就已经很有意思啦。
November 19, 1949, by Charles Addams
April 25, 1964, by Charles E. Martin
October 30, 1965, by Laura Jean Allen
January 1, 1990, by John O’Brien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

July 8 & 15 2019 秘鲁前总统阿兰·加西亚自杀之谜

本期《纽约客》是双周刊。想来是夏天到了,编辑们也要休假了吧?反正,本期封面就是一派度假风光:海滩、阳伞、啤酒再加上热狗,不亦乐乎,哇哇!

这篇文章讲今年四月份秘鲁前总统自杀的事件。我不太喜欢政治题材,而且对秘鲁这个国家,除了那几处著名旅游景点,其它几乎一无所知。本来以为会有点无聊,没想到读完还觉得挺有意思。

阿兰·加西亚曾是南美洲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聪明、骄傲、富有魅力。

他当过两届总统。在第一届总统期间,他把秘鲁搞得一塌糊涂,不得不流亡海外。没想到,他还能东山再起,第二次当上总统。

和拉美许多国家领导人一样,加西亚也逃不脱贪腐的指控,虽然他坚称自己是清白的。为了避免被逮捕和上法庭的屈辱,在还有一个月就满七十岁时,他饮弹自杀了。

真实人生,比小说要复杂得多,精彩得多。

Executive Decision

by Daniel Alarcon

今年4月17日,曾担任两届秘鲁总统的阿兰·加西亚(Alan García)开枪自杀,被送入医院后不治身亡。

在此之前,关于加西亚即将被捕的消息已经传遍了秘鲁。他在几个月前曾要求秘书在时机到来时转交一封信给他的家人。那封信是一篇自杀绝笔。

加西亚也经常对朋友说,他绝对不会忍受被逮捕的屈辱。有一次做完听证后,他给律师看了自己随身携带的一把手枪。

4月17日清晨6:30,警察敲响了加西亚家的大门,这把手枪终于派上了用场。

录像显示,加西亚和警察简单交谈后便回身走向卧室。他一转过身,就从衣袋里掏出了那把枪。在卧室里,他给女友打了个不到一分钟的视频电话,说了句我爱你,便把枪对准头,扣下了板机。

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南美洲史上最年轻国家领导人,就这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阿兰·加西亚(Alan García)
要了解加西亚,先要了解他领导的党派——阿普拉党(APRA)。阿普拉党成立于95年前,全称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merican Popular RevolutionaryAlliance)。和秘鲁其它在政坛上纷纭起伏的党派比起来,阿普拉党有深厚的文化传承。很多人加入阿普拉党,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祖父母,都是党员。

加西亚就生在一个阿普拉党家庭中。他的母亲是老师,父亲是会计师,两人都是忠诚的党员。加西亚出生时,他的父亲正因为党员身份被关在监狱里。

加西亚在少年时代便追随父母入了党。在阿普拉党传奇创建者阿亚·德拉托雷(Haya de la Torre)开设的政治和历史课上,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那时候,他便因为家世、才智甚至身材而鹤立鸡群(加西亚身高190厘米)。

在1970年代早期,加西亚是德拉托雷亲手挑选、亲自教导的一小群学生中的一员。他擅长公开演讲、魅力非凡、从不循规蹈矩,是大学里的知名人物。

不过,他学生时代的密友Lauer回忆说,加西亚虽然看上去十分自信,其实却充满了不确定和对地位的痴迷。他身上缺失了一些什么,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野心。

可是,这也是加西亚受欢迎的原因。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完整的人,往往会成为令人惊叹的选举候选人。因为选民们可以往他身上投射自己想要看到的品质。

【这句话很难翻译,我大概理解他的意思,但是不知道怎么写比较合适。原文是“Garcia didn’t seem to be completely there. And those who aren’t there tend to make stupendous candidates because people can project onto them whatever they wish.”】

加西亚在欧洲待了五年,学习法律和社会学。1977年,他回到秘鲁,在党内势不可挡、一路高升。33岁那年,他成了阿普拉党的总秘书。

1985年,36岁的加西亚赢得了秘鲁总统大选。这在秘鲁历史和阿普拉党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他是秘鲁第一位阿普拉党总统,也是近四十年来第一位通过选举和平取得领导地位的总统。他是南美洲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
1985年,在总统就职仪式上的加西亚。
加西亚誓言要不惜一切代价作出改变,着重减少秘鲁国家债务和打击公务员犯罪。他刚上任时的支持率达到了95%。他的政策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看起来也有些效果:秘鲁经济达到了惊人的年均10%的增长。

但同时,秘鲁的财政赤字也越来越大。应付这一问题,加西亚只简单地通过多印钞票来解决。1987年,秘鲁的所有外汇储蓄都空了,加西亚宣布要将银行国有化,被大众的强烈反对制止。

这以后,秘鲁迎来了历史上的超级通胀时期。物价一天内变化好几次,钞票上的“0”开始无限增长,中产阶级一辈子的积蓄一下子一文不值。

在加西亚第一任总统任期的最后三年间,秘鲁的GDP下跌了四分之一。到1990年,60%的秘鲁人陷入贫困。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秘鲁老百姓的共识是,加西亚担任第一任总统期间是秘鲁现代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

在离职时,加西亚的支持率跌到了可怜的6%。他不再是拉丁美洲青春的希望,人们对他是否贪污腐败充满疑问。

不过,就在国会对加西亚的问题进行调查时,当时的秘鲁总统宣布解散国会。在政治动乱中,加西亚逃到哥伦比亚大使馆寻求庇护,随后又流落到巴黎。

流亡海外的加西亚不甘心就此落败。他联系上阿普拉党国会议员Ricardo Pinedo,制订了一个东山再起的计划。

计划是由加西亚在电话里Pinedo讲述他对国际政治的看法,Pinedo把这些讲话录下来送到地方电台免费播放,唯一的要求是电台不能删减。

一开始,Pinedo觉得这个主意很荒谬,但渐渐地,加西亚的录音带引起了注意。在最多的时候,全秘鲁有22家地方电台播放他的讲话。

就这样,到1999年,远在巴黎的加西亚再次将阿普拉党揽至自己麾下。2000年,当时的总统因为腐败问题倒下,加西亚回归的时机来到了。

他参加了2001年的总统大选,虽然没能最终取胜,但与胜利者极其接近。他的个人魅力丝毫不减,许多没经历过他第一届任期灾难的年轻选民都支持他。那时候在秘鲁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别听阿兰·加西亚,否则他可能会说服你。”

2006年,加西亚终于再次赢得总统大选。上次的惨痛教训让他对通货膨胀的一点点波动都十分在意。经济是他在第二任期间最关注的问题。
2006年,再次当选总统的加西亚参加完就职仪式后,佩戴绶带走到街头。
阿普拉党人和加西亚的支持者说,他的第二届任期十分成功。秘鲁和包括中日韩在内的国家签订了13项自由贸易协定,GDP年均增长率稳定在7%左右。全国建设了30家医院,上百万秘鲁人第一次用上了清洁用水,贫困率降低了一半。

但是,反对者指出,和第一任期时不同,加西亚没有对秘鲁腐败的政治架构做出任何改变。人们说他被第一任期的后果吓怕了,只满足于经济的表面繁荣,而不敢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所以,加西亚带领的政府依然逃脱不了腐败的指控。在无数指控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是出售总统赦免权。在加西亚离任后,国会调查委员会发现他在任职期间减轻或减少了3000多个贩毒者的判决,缩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犯罪者的服役时间。

最终,阿普拉党一位主管赦免委员会的党员就此事认罪,但他拒绝说出,在他上面是否还有更大的领导主持这件事。

另外一项指控是巴西建筑公司奥德布雷希特公司腐败案。这一案件在拉丁美洲引起了一系列政坛地震,秘鲁自然也不例外。加西亚的秘书Luis Nava被指控代表总统收取了数百万美元的贿赂。Nava拒绝承认,加西亚也声称自己是清白的。

无论是否清白,种种指控终于让法院签署了对加西亚的拘捕令。时间来到4月17日清晨,带着拘捕令的警察敲响了加西亚家的大门,不愿面对法庭和监狱的他自杀了。

根据秘鲁法律系统的潜规则,加西亚一死,所有针对他的调查则自动终止。

加西亚的支持者相信他的清白无辜,反对者也认为他过早抛弃了生命。毕竟法庭发出的只是临时拘留判决,他还有机会在后面的法律程序中做出应对。

可是,加西亚早就做出了选择。

4月19日,他的女儿面对数千名悼念者公开了父亲早早留下的自杀遗言:“我见过其他人戴着手铐游行示众,展示他们悲惨的存在。但阿兰·加西亚绝对不会忍受这样的不公平和滑稽表演。我把我这一决定的尊严留给我的孩子;把我的骄傲留给我的朋友;把我的尸体留给敌人,那是我对他们的鄙视。”
支持者向加西亚的棺材献花。

读完文章,我觉得加西亚恐怕还是有腐败行为的。很难想象,身居高位的领导,身边的人收受贿赂,自己毫无察觉。除非这人特别愚蠢。但加西亚能当选两届总统,我想应该不至于。

或许,他并不认为这是腐败。人很容易找出各种理由将自己做的事情正当化。文中呈现的加西亚是一个善于演讲、善于打动人心的领导,或许他也善于说服自己、善于欺骗自己的心。

有一种人,是表演性人格。他们认为自己是那样的人,扮演自己是那样的人,最后就真觉得自己是那样的人了。加西亚说,自杀是为了逃脱上法庭的屈辱。我想,说不定他害怕发现,原来真实的自己是这样的。

如果上法庭,面对各种质疑,就无法不面对真实的自己。哪怕最后能想办法辩解一条出路,在他人面前或可维持原来的形象,但在自己面前,那个形象永远被毁掉了。

自杀了,留下一封漂亮的遗书,完成一次最后的表演。再也没有法庭调查,在他人心里、在自己心里,那个形象永远得以留存。

不过,我也就是随便猜猜而已。真实的加西亚是什么样,他在写遗书的时候怎么想,在把枪对准脑袋的那一刻怎么想,​谁能知道呢?​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

2019年7月3日星期三

Jul.1 2019 看病太贵,美国人求助医疗众筹

Tell Us What You Need

by Nathan Heller

全世界发达国家里,就属美国看病最贵。

去年发表在《美国医学月刊(The American Journal Medicine)》上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在2000年到2012年间被诊断患上癌症的950万人中,42.4%在两年内就花光了积蓄。

就算大部分医药费可以由医疗保险报销,重病患者往往也因病无法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不得不面临窘迫的生活。

看病太贵,怎么办?还好有互联网。网络医疗众筹为病人和他们的家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GoFundMe是一家美国众筹网站。成立仅仅9年,它已在全球19个国家举办了200多万个众筹项目。2015年,歌星Taylor Swift在GoFundMe上为一位患有白血病的女孩捐款5万美元,更是让它成为了众筹网站中的明星。

GoFundMe上的众筹项目多种多样,与医疗相关的占大部分。据统计,该网站2017年共筹款超过5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都和医疗有关。
GoFundMe网站首页
虽然GoFundMe很火,但一位重病患者要想通过它筹到所需款项并不容易。

Zohar和Gabi是一对来自以色列的小夫妻,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儿女被诊断患有卡纳万(Canavan)病。这是一种遗传性的大脑脑白质发育不良病,在犹太人身上最常见。

传统医学疗法对卡纳万病几乎束手无策,Zohar和Gabi带两个孩子参加了一种试验性的物理治疗,一个星期就要花3000美元。因为是试验性质,所以保险不能报销。

同时,两人还联系上了一位正在研发一种基因替换疗法的大学教授。教授需要350万美元经费,才能对一组可以包括他们孩子在内的患病儿童展开治疗实验。经费获批要通过层层考察与手续,两个孩子可等不了那么久。

为了给孩子一条生路,去年12月,Zohar和Gabi在GoFundMe上发起了众筹。他们的筹款目标是200万美元,用于支持孩子的物理治疗费用,并且为教授的基因替换疗法提供经费。

小夫妻俩发动了所有亲戚朋友,以及本地犹太人社区和犹太会堂来共同帮忙宣传这次众筹。Zohar工作过的一家市场营销公司还为他们免费拍摄了一部宣传片。

在两个月内,Zohar和Gabi就从陌生人手中筹集到了20多万美元。20多万美元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数字,但和他们的目标相比,还差得很远很远。

Zohar说,如果一个众筹项目没有上百万关注者,几乎就不可能成功。有些公关公司曾与他们接触,表示可以提供宣传服务,但把网友捐赠给孩子治病的一部分钱用来支付公关费这个想法,让两人都感觉很不舒服。

众筹就是如此。在成千上万个众筹项目中,想要脱颖而出很难,很难。

GoFundMe的CEO Solomon说,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在网上讲出他们的故事,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筹集到同样多的资金。这取决于许多因素——比如发起人的社会关系,或者讲故事的能力。

关于社会关系,众筹顾问公司Enventys Partners的主席Roy Morejon打了个比方:没人愿意做第一个下舞池跳舞的人,而一旦有了几对舞者,旁观者便会纷纷加入。

据统计,大部分最为成功的众筹项目一开始所筹到的三分之一的资金,都来自项目发起人现实生活所在的社交圈。

会讲故事更是众筹成功必不可缺的要素。人类天生就爱讲故事、爱听故事。近年来,讲故事的重要性更是被众多名人一再强调,例如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曾说:“伟大的故事可以改变世界”。

一个好的故事可以天然地吸引注意力,在网络时代,注意力会自我传播,呈指数级的增长。在GoFundMe,有一组客户服务代表专门与用户联系,为他们提供如何能将故事讲得更好的建议。

可是,强调讲故事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它的局限性。一个故事总是有开头、发展和结局,但现实生活并不一定会按照这样的轨迹进行。许多真实急迫的筹款需求,因为缺乏故事性,而无人问津。

为了众筹成功,发起者比拼讲故事的能力,形成了一种负面竞争:谁能讲出最让人心碎的故事,谁就是赢家。

而且,能打动人的好故事,不一定真实。2016年9月,GoFundMe上发起了一个为身患癌症的女子Cataldo筹款的项目。在项目描述中,Cataldo是一位乐观坚强的妻子和母亲,和她6岁的儿子相聚时日无多。

第二年5月,Cataldo被警方以诈骗罪逮捕和起诉。原来她根本没有癌症,却通过多个医疗众筹项目筹到了50多万美元。在警察拍摄的照片中,Cataldo一脸迷茫和愤怒,与她众筹项目照片上那个好妻子、好妈妈的形象完全不同。

虽然GoFundMe表示,它上面的项目只有不到0.1%有欺诈嫌疑,但有研究者怀疑,真实比例远大于此。处理欺诈项目相关的花费每年都要花掉GoFundMe三分之一的经费。

更重要的是,讲故事总是从个体的、私人的、单独的视角出发,故事背后相互交织的社会因素则被忽视了。

当我们在网上读到某个陌生人的故事,给他捐了款后,就感觉自己出了一份力,从而心满意足,不再去探究造成他困窘局面的根源是什么。

因此,有一些人正在探索如何更有效率地利用大众力量解决医疗负担问题的方法。

Lisa Bednarz是纽约一家大医院的社工,带领一个团队帮助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筹款。她引导病人们去一些比GoFundMe更小众,但更有针对性的网站众筹。

在这些网站上,众筹所得不交给病人,而是直接打给他们的医疗机构用来支付账单。若筹集到的资金有多余,网站会将其分配给其它病人。

Craig Antico曾经在一家医疗债务催收公司工作。2012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打算募集资金用来随机帮人还清医疗债务。Antico接手了这份工作,在三年间,他用70万美元的捐款付清了相当于3000万美元的债务。

【解释一下,美国通常是先看病后付款,医院寄账单给病人。有些账单一直拖欠没有付清,医院自身没有能力去催收,就打折卖给专门的债务催收公司。债务催收公司接手后去要债,如果要到了,多于医院卖价的那部分钱就是他们的利润。对医院来说,能收回点钱总比一分都拿不到好,所以账单卖给这类公司的折扣通常都很低。这就是为什么上面说70万美元就能付清3000万美元债务。】

现在,Antico自己创立了一家慈善组织,筹集善款帮助人们付清医疗债务。他和几所大学共同研究怎样能让善款的运用最优化——用最少的钱还掉最多的债。现在,Antico的慈善组织利用来自个人和各大基金会的大笔捐款,已经帮美国人付清了上十亿美元的医疗债务。

Rachel Cargle则在考虑如何预先为有需求的人筹措医疗费。Cargle是非洲裔,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她享受学校提供的免费心理咨询服务。但她发现,很多和她一样的非洲裔女性需要心理咨询,却既没有钱,也没有门路,还要忍受整个黑人社区对心理咨询的偏见。

Cargle在GoFundMe上发起了帮助黑人女性参与心理咨询的筹款活动。她目前已经筹到了24万美元,征集到了400位想要心理咨询服务黑人女性,这些钱会直接寄给她们的心理医生。这个项目的成功让Cargle决定成立一家慈善组织,专门来做这件事。

无论是GoFundMe的医疗众筹,还是上述慈善组织的种种努力,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大众力量解决美国看病贵的难题。但我觉得,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

医疗费如此高昂,医疗保险费用年年水涨船高。美国人民都很有爱心,很爱做慈善,可是仅靠爱心和捐款是不够的。

美国的制药公司、医疗机构、保险公司,还有种种衍生行业已经形成了一张纠葛交织的大网,不管从哪入手,都是剪不清理还乱的一本糊涂账。

如果不把这本账理清楚,看病贵的问题根本没法解决。众筹到再多的钱,建立再多的慈善项目,对整个美国来说,永远只是杯水车薪。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