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3 2018 世间万物皆美：牛尿、木乃伊和五颜六色

Blue As Can Be by Simon Schama

去年我想把一间房的墙重新刷个颜色，初步打算是一面墙漆成类似Tiffany Blue那样的蓝绿色，另外三面保留白色。

在美国最大墙漆品牌之一Benjamin Moore的网站上，我找到了深深浅浅的蓝绿色，以及无数肉眼几乎看不出区别的白色。它们都有着好听的名字：“Coastal Paradise”, “Caribbean Breeze”, “Easter Lily”, “Deep in Thought”。把这些名字连起来，就自成一首诗。

能看到和分辨这些微妙的颜色，我觉得，是上天给人类最美的礼物。清晨露珠闪烁中青草的嫩绿，正午阳光下海水的浅碧，夜幕初临时天空的孔雀蓝，只想到这些颜色，就让人心生欢喜；如果偶然看到天空中七色具备的彩虹，那无疑预示着接下来一个月的好运气。

所以，从很早很早以前开始，人们就在研究如何复制和保存这世界上所有美丽的颜色。本文介绍的便是哈佛大学斯特劳斯保护技术研究中心（Straus Center for Conservation and Technical Studies）的福布斯颜料藏品（Forbes Pigment Collection）。

研究中心的创始人Edward Waldo Forbes认为，要了解一幅画，首先要认识和分析构成这幅画的原材料。1928年，他在哈佛大学建立了这所研究中心，并开始收集世界各地的颜料。

现在，福布斯颜料藏品已经收藏了2500多种颜料，其中许多都有奇特的来历、有趣的故事，当然，还有比Benjamin Moore的墙漆更好听的名字。

龙之血（Dragon's Blood）：听上去像是从《冰与火之歌》里走出来的颜色。 在中世纪传说中，这种浓郁的红色来自于锁在笼子里龙和大象，它们决斗时伤口流出来的血。

这个传说让这样的红多了几分激烈和哀伤。但实际上，它来自于索科特拉岛和苏门答腊岛上的棕榈藤和龙血树分泌出来的树脂。现在你依然可以在网上买到这种颜料。

泰尔紫（Tyrian Purple）：紫色象征着高贵，是古罗马元老和天主教主教的专属。这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鲜明醒目，而是因为这种紫色太贵了。

在公元前16世纪，居住在地中海东部的腓尼基人发现了骨螺分泌的粘液在光照后会变为紫色。泰尔紫中的泰尔（Tyrian）指的就是腓尼基人居住的泰尔城。需要25万个骨螺，才能生产一盎司这样偏红的紫色，价超黄金。

巴黎绿（Paris Green）：和珍贵稀少的泰尔紫不同，巴黎绿是从亚砷酸铜中提取的，造价十分低廉。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它被大量运用于墙纸、玩具和糖果中。

但后来才发现，巴黎绿含有剧毒。甚至有人说拿破仑的死就与这种颜色相关。据说，英国人让拿破仑睡在贴着巴黎绿墙纸的房间里，海边的潮湿空气让颜料中的毒性加速挥发，最终毒死了他。

木乃伊粽（Mummy Brown）：有些颜料可能有你想象不到的来源，比如木乃伊。十六世纪的人相信，木乃伊能治百病，因此埃及的木乃伊（包括人和猫的）被大量盗运到欧洲。

在1830-1840年左右最为盛行的历史画需要大量棕色，将木乃伊尸身磨成粉制成的棕色颜料最受画家青睐。不过由于原材料越来越稀少，这股热潮只昙花一现，到19世纪中后期就渐渐衰落了。

印度黄（Indian Yellow）：明亮如阳光一般的黄色是欧洲画家们求之不得的颜色。18世纪早期，欧洲人终于在印度发现了当地人涂在壁画和莫卧儿图书上的这种鲜黄色。到19世纪初，印度黄成为了浪漫派画家最爱的颜色之一。

印度黄的印度文名字与波斯语的牛粪相关，但人们并不清楚它究竟是由什么制成的。直到1883年，印度艺术研究者Mukharji专程前往生产印度黄的Bihar地区探访。他发现当地人喂牛吃芒果叶，将牛的尿收集到陶罐中，在火上烘烤蒸发，再在太阳下暴晒，最后就得到了这种鲜亮的黄色。

有人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2016年，对福布斯颜色藏品中收集的印度黄样品进行化学分析，确实在其中发现了动物尿的成分。

钇铟锰蓝（YInMn Blue）：像本文标题Blue As Can Be一样，钇铟锰蓝是目前世界上人们能制造出的最纯正的蓝色。它有着独特的晶体结构，可以完全吸收光波中的红色和绿色波长，只让蓝色显现出来。

2009年，美国俄勒冈大学的材料化学实验室在研究与电子工业相关的化学材料。他们将钇、铟、锰的氧化物放到华氏2000度的高温下加热，结果意外得到了这种深邃且难以褪色的蓝色，目前这种蓝色也已经可以买到了。

现代人大多使用化学方法制造颜色，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过去人们得到颜色的方法。到底是谁发现骨螺的粘液会变成紫色，谁想出从牛尿中提取黄色，谁有胆量把木乃伊的尸块制成棕色呢？

我想人类是真的很爱上天这份五颜六色的礼物，才会愿意孜孜不倦地去探索色谱上的每一个可能。想想那些让我们赞叹欢喜的绚烂色彩，竟多是从普通、低贱甚至恶心的事物中提取出来的。如果在这样的事物中也有美的存在，那世间还有什么不美呢？

Aug.27 2018 玩弄国家于股掌之中的“末日投资客”

The Doomsday Investor by Sheelah Kolhatkar

一般来说，公司创始人或高管总是欢迎投资者的。有人投资，公司才有资本发展。但是，有这么一类“末日投资客”，公司CEO听到他们的名字就要打哆嗦。“末日投资客”中的翘楚，就是本文介绍的对冲基金Elliott Management老板，今年73岁的Paul Singer。

为什么叫“末日投资客”呢，因为如果Singer买进了某个公司的股票，那通常就意味着这家公司创始人或CEO的末日降临了。

Singer的投资手法被称为“Activist Investment（主动投资）”。意思是砸下重金成为某公司大股东后，以股东身份要求公司做出种种改变以增长短期利润，抬高股价。这些改变一般包括让现任CEO和高管辞职，砍掉长期研发支出，裁减他认为冗余的部门和员工，等等。

数年来，Singer的对冲基金已经用这样的手法改造了约100家公司。他会刻意选择自身有弱点的公司，对公司顾客、竞争对手和前员工进行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采访调查，最终根据调查结果做出投资决定。

因此，许多公司高管说起Singer和他的Elliott Management都是噤若寒蝉。他最近一次的主动投资目标，是一家在资本市场上一直表现不错的健康管理公司Athenahealth。

在Elliott Management对Athenahealth出手后，公司的创始人及现任CEO Jonathan Bush立即得到了许多警告和建议，不少都来自那些过去曾被Singer打垮的CEO们。

为了保住自己，Bush主动采取了裁员、减项目、减部门等措施，但依然没达到Singer的要求。

为了让Bush离开，Elliott Management公开发布了45页的长文，谴责他的领导风格。与长文相伴的还有一份PPT，将Bush每次外出游玩的照片与同一时段公司股价下降的新闻放在一起，暗示他是个不负责任的CEO。

除了明面上的公开批评，更让Bush头痛的是暗地里的小花招。有记者和调查员开始莫名其妙地向Bush的员工、熟人和邻居了解他的情况。在Instagram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账号，给他现任女友发送Bush和其它女性在一起的照片。

最致命的一击是，十多年前Bush和前妻离婚时的一些负面资料，不知怎么泄漏了出去，被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出来。《纽约邮报》和《彭博商业周刊》这样的大媒体也随即开始刊发有关他的负面新闻。

从2017年5月Bush获悉Elliott Management成为自己公司的大股东以来，仅一年时间，到2018年6月，他便不得不辞去了CEO的职务，在家赋闲。

虽然Elliott Management不承认曾操纵媒体或不合法地调查目标，但人们普遍相信，是他们干了这些事。不仅美国，全球许多公司都栽在了Elliott Management的不择手段之下。比如德国重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就以“psyco-terror（心理恐怖）”来形容Elliott Management干预公司的手法。

其实，对Singer这样的“末日投资客”来说，仅仅是公司还不能满足他的胃口，连国家他也有办法从中榨取利益。从90年代起，Singer便将国家债务作为了自己投资的一个重点。

在上世纪8、9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量发行国债，但最后又无力偿付。遇到这种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般会帮助这些国家制定减少开支的政策，与债权人重新协商还款数额，将旧的债券交易为价格便宜的新债券。

Singer的策略是，用低价买入这些国家的国债，然后走法律程序起诉，要求它们按债券原价偿付。

1984年，秘鲁宣布国债违约，到1996年，90%的投资者已经接受了它将国债价格减半的方案。但就在这时，Singer买入了1100万美元秘鲁国债，要求秘鲁政府按原价付钱。官司打到了国际法庭，秘鲁政府最终赔偿Elliott Management国债原价和所有利息一共6000万美元。

尝到了甜头的Singer玩了一把更大的，他又花1亿美元买了票面价值6亿美元的阿根廷债券。在跟阿根廷政府打官司的过程中，Singer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创意。他授意律师找出种种法律漏洞，要求阿根廷如果不愿付钱，就必须用国家财产，比如海军军舰来赔偿自己。

一个成功的投资人，要舍得下本钱，也要有耐心等待，Singer这两点都做得很好。经过14年的拉锯战，最终阿根廷赔偿给Elliott Management 24亿美元，和最初的投资相比，这相当于1270%的回报率。

Singer的名字在商界让人闻雷丧胆，人们将他比做秃鹫、狼和鬣狗。《彭博商业周刊》说，他是全世界最叫人害怕的投资者（the world’s most feared investor ）。

他为获取利益不择手段的投资手法，引来了许多人的谴责。人们批评Singer的主动投资手法是一种短视行为，短期内提高了股价，但最终会影响公司的长期生存，损害美国的整体商业环境。而榨取那些老百姓饭都吃不起的国家的利益，更是为人所不齿。

但现实是，Singer的手法总是那么成功。在他创立Elliott Management的41年中，只有两年亏损，平均年回报率在14%左右。仅仅是Elliot投资某个公司的传言，就能让该公司股价闻声而涨。

同时，资产雄厚的Singer在政治上的势力也见长。他是共和党最主要捐款人之一。2016年的选举中，他捐出了2400万美元。无数的媒体、智库和研究所背后，都有Singer的财力支持。美国现行的一些政策背后，当然有他的意愿存在。

看完这篇文章，感觉很是心惊，并不单单是因为Singer这连一国政府都不放在眼里的投资策略。而是突然想到，这世界上大部分事情，恐怕都是在我完全看不见也不知情的地方，由那么一些拥有大量资本和权势的人所决定的。作为普通人，我的想法既无人关心，也根本没用，连我的命运，也有一部分是在这些人的股掌之中。

Aug. 27 2018 电击枪、摄像头和美国的两种警察

Shock to the System by Dana Goodyear

美国有两种警察。

第一种警察在电影里。他通常是在镇上服务多年的老警长，不在街上巡逻的时候，就到酒吧里去喝上一杯。小镇碰到了危机，往往要靠他力挽狂澜。

另一种警察在新闻里。他总是和“暴力（violence）”、“腐败（corupption）”这两个词一起出现。犯在他手上的人，尤其是有色人种，那运气一定是坏到了极点。

我在美国这几年，还没那个运气和警察直接打交道。路上碰到的警察看上去个个高大帅气，会对路人微笑。住的小镇换届选举，看宣传单上警长的样子，似乎和电影里别无二致。

作为个体的警察是朋友、邻居和保护者。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警察，在许多美国人印象中，似乎都是第二种新闻里的形象。

2014年，美国密苏里州发生的黑人青年Michael Brown被白人警察开枪射杀一案，更是让人们对警察这种职业的不信任感达到了高潮。

本案的争议点之一，就是黑人的同伴及某些旁观者说，他在被警察叫住时举起了双手，表示自己没有武器；而警察一方和另一些旁观者则说，他不仅没有举手，还攻击了警察（警察脸上有伤）。

最终由于众说纷纭，证据不足，法院决定不起诉警察。这个决定招致了大规模抗议，也给Black Lives Matter活动火上浇油。

如果当时发生的一切能被记录下来，这个案件就不会有争议。为了解决类似问题，控制警察的暴力行为，提高人们对警察的信任度，让警察随身穿戴摄像头的建议被提上议程。

本文介绍的Axon公司就是美国警用穿戴式摄像头的最大制造商。

一年前，Axon公司还叫Taser公司。Taser是一种电击枪的名字，中文里大多直接音译为泰瑟枪。泰瑟枪发射的不是子弹，而是两枚像小飞镖一样的电极。电极通过细细的导线与枪身相连，从而发射电流。

泰瑟枪的原型是由工程师Jack Cover在1970年代发明的。Cover从科幻小说“Tom Swift and His Electric Rifle”中得到灵感，发明了这种电击枪，并申请了专利。

Taser公司总裁Rick Smith当时只有23岁，刚从哈佛毕业的他想开一家自己的公司。在查询商业专利时，Rick发现了Cover的电击枪。他和Cover联系合作，开始生产泰瑟枪的第一代版本。

最开始，泰瑟枪被宣传为一种防身武器。但它的强度不够大，只要对方忍耐力够强，完全可以无视泰瑟枪的电流。因此，泰瑟枪的销量一直低迷不振。Taser公司一直不温不火，到90年代末期，公司账户里只剩下了最后的100万美元。

Rick认为，要让泰瑟枪获得广泛应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执法部门认可并使用这种枪。他发明了新一代的泰瑟枪，这种枪的电击不仅会带来疼痛，还能让肌肉在1秒钟内收缩19次，从而让人暂时失去行动能力。

Taser公司将这种枪宣传为一种既可以帮警察阻止犯人，又不会对这些嫌疑犯造成真正伤害的工具。新的泰瑟枪和他的市场策略终于奏效了。不过几年时间，泰瑟枪就在美国警察中流行开来。现在，全世界共有60万执法者使用泰瑟枪，大部分都在美国。

Rick认为，能减少误伤的泰瑟枪可以真正改变暴力执法的情况。出乎意料的是，泰瑟枪的好处也成了它的短处：因为警察们相信泰瑟枪不会对人造成永久伤害，而且又不会在人身上留下明显伤痕，便开始将它作为折磨嫌疑人的工具。

泰瑟枪虽然不致命，但使用不当，它也有可能带来致命伤害。根据某项调查，从1999年到2006年，美加两国共有167起与泰瑟枪有关的死亡事件。

泰瑟枪的每次开火记录都会上传到Taser公司的数据库，但这些记录并不能告诉人们警察开火是合情合理，还是在滥用武器。因此从2006年起，Taser公司开始在它生产的武器上加装摄像头。

从去年开始，Taser公司将名字改成了Axon，这个名字来自一种神经细胞传导纤维。Axon公司希望，新的名字让人们不再把泰瑟枪视为它的唯一产品。

Rick说，Axon公司将用摄像头、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改变执法者的行为，改变在人们心中“腐败”的警察系统，更好地记录真相。

2014年Michael Bronw的案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开始为全美执法部门穿戴式摄像头的项目提供赞助。到现在为止，这个项目已经花了5800万美元，全美将近一万个执法部门都已在使用穿戴式摄像头。

据一些不完全的数据统计，穿戴式摄像头的普及，让美国警察使用暴力的行为下降了一半左右。

作为全美最大的穿戴式摄像头生产商，美国近一半的主要警察局都与Axon公司签订了合约。

不过，就像泰瑟枪有着两面性，穿戴式摄像头也同样如此。一些人说，摄像头对警察更有利。因为警察可以控制摄像头只记录对自己有利的画面，这些画面并不一定全面准确地反映现实。由于人们倾向于相信摄像头拍摄的画面一定是客观中立的，犯罪嫌疑人的话语权就更小了。

Rick相信，Axon公司更新更好的技术一定能改变美国的警察执法系统。但是，新的科技同样会新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只好不坏的科技，从来没有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进步。

随身穿戴摄像头，就能让第二种警察变成第一种警察吗？我想科技大概还没有这样神奇的能力。

Aug.20 2018 25万美元换四分钟太空旅行，你愿意吗？

Rocket Man by Nicholas Schmidle

小时候看多了科幻小说，终极梦想就是有一天能飞到漆黑寂静的太空中，看一看脚下缓缓转动的蓝色星球，哪怕只看一眼也好。

那时候，被科幻小说洗脑太多的我总认为，等自己长大了，人类应该早就殖民月球和火星了，星际旅行也不是梦。等真长大了，才发现这就是个梦，还是个不太可能实现的梦。

不过这篇文章又给了我一点希望。如果愿意花25万美元，也许真能美梦成真，在太空中瞄一眼地球。

文章主角是今年59岁的Mark Stucky，维珍银河（Virginia Galactic）公司的太空飞船试飞员。

维珍银河公司属于英国亿万富豪Richard Branson的维珍集团，是全球三家正在测试商业载人太空飞行的公司之一。另外两家是亚马逊老板Jeff Bezos的Blue Origin，以及特斯拉老板Elon Musk的SpaceX。

Mark Stucky和我一样，从小就有太空梦。三岁那年，他在电视上看到了第一位进入地球轨道的美国宇航员约翰·格林（John Glenn）的壮举。从那时起，当一名宇航员就成为了他的梦想。

和我只会做梦不同，Stucky为这个梦想付出了实打实的努力。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上飞行学校学习，之后加入了F-4幻影机的飞行队。

从1989年起，Stucky两次向NASA申请宇航员工作，每次都在最后一刻被拒。不过，他出众的飞机驾驶能力还是让他得到了一份NASA飞机试飞员的工作。在工作期间，他结识了痴迷开发太空飞船的独立工程师Burt Rutan。

由于NASA逐渐将资源投向无人驾驶飞机开发，Stucky几年后辞了职。他在美联航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干了几年房屋贷款销售，最终在2003年加入美国空军，去伊拉克服役。

同一时间，Rutan的太空飞船开发却十分顺利。他带领自己的团队建造了太空飞船母舰白骑士1号(WhiteKnightOne)，以及将真正进入太空的太空飞船1号(SpaceShipOne)。

1996年，一位叫Peter Diamandis的企业家宣布设立1亿美元的“X大奖”，奖励第一位能够将人造飞行器在两周内两次送入太空的公民。

2004年，Rutan的太空飞船1号成功完成了两周内两次飞行，为他赢得了X大奖，也赢得了维珍集团老板Branson的投资。维珍银河公司随之成立了。

就这样，到了2009年，服役归来的Stucky终于加入了维珍银河公司，担任太空船试飞员，离他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不过，试飞员的工作与一般飞行员不同。在飞行过程中，他必须完成工程师提出的各种要求，有些甚至是达到极限的要求，来测试太空船的质量和性能。这份工作的危险性可想而知。

2014年10月，在维珍银河第四次试验飞行中，由于飞行员误操作，飞船坠毁，两名飞行员一死一伤。去世的飞行员也是Stucky最好的朋友。

不过，Stucky并没有因为朋友的逝去，或是飞船的失败而灰心。他继续参与建造新的太空飞船2号项目，比以前更加积极。

今年4月，Stucky驾驶着改良后的太空飞船2号(SpaceShipTwo)，成功进入了太空，也终于完成了他的太空梦想。

而这次试飞的成功，也意味着普通人的太空梦想快要实现了。

据称，再完成几次超音速飞行试验后，维珍银河的飞船就可以真正带着游客飞向太空了。目前已经有600位游客支付了25万美元的旅游费用。

维珍银河的太空旅行是亚轨道（suborbital）飞行，也就是飞到距离地球大约50英里的地方。

整个飞行过程由母舰白骑士2号与太空飞船2号共同完成。它们连在一起，像普通飞机一样从跑道上起飞。当升到45000英尺高空时，白骑士2号会像扔炸弹一样，把太空飞船2号弹出来。

太空飞船2号装配了重达2700磅的马达，马达中有点火装置和1吨固体燃料，飞船还携带有1700加仑液化一氧化二氮。当太空飞船2号弹出后，飞行员将点燃飞船的火箭驱动器。点火装置将开始运作，一氧化二氮会喷洒到固体燃料上，造成有控制的爆炸。

这样，飞船时速将超过每小时1100英里，带着旅客们飞向太空。整个航程时长90分钟左右，不过真正在太空中的时间其实只有4分钟。

当太空飞船2号弹出后，游客们将在这宝贵的4分钟时间内漂浮在船舱中，一览脚下如大地伤口般的大峡谷，以及加利福尼亚蜿蜒的海岸线。

这个过程听上复杂，其实非常简单。太空飞船2号没有自动化程序，不像其他两家公司的飞船由地面电脑控制。这也意味着，一旦飞到空中，所有乘客的命运都掌握在像Stucky这样的飞行员手中。

看完文章，总结一下，就是再过几年，只要愿意花25万美元，或许就可以在太空中待上四分钟了。据说维珍老板Branson相信，在太空中的体验一定会让人对生命有全新的认识。

虽然25万美元换四分钟是毫无道理令人发指的贵，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是有点小小的动心。如果我有这些钱，我真愿意换。可惜，随随便便掏出25万美元的梦想，大概就跟上太空的梦想一样遥远吧。

Aug. 6&13 我亲手把哥哥送上法庭

Crime Family by Patrick Radden Keefe

Astrid Holleeder 住在阿姆斯特丹。在这座活力四射、以娱乐著称的城市，她几乎不出门，不见陌生人，游走于一栋又一栋安全屋之间。不得不外出时，她一定会开防弹汽车，穿上防弹背心。

Astrid的生命安全时刻处于危险中，而危险来自于她的亲哥哥，荷兰最有名的黑帮老大，Wim Holleeder。

Wim是Holleeder一家四个孩子中的老大，Astrid是最小的妹妹。他们的父亲在喜力啤酒厂工作。嗜酒成性的父亲经常家暴母亲，对几个孩子也暴虐成性。

Wim也遗传了几分父亲情绪化的脾气，但从不沾酒。从青少年时期起，他便常常夜不归宿，到二十出头时，已经干起了抢劫和欺诈的活儿。

Wim干这些事时，和他形影不离的是好友Cor。他将Cor介绍给家人认识，另一个妹妹Sonja和Cor住到了一起，并有了孩子。

Astrid是四个孩子中最有反叛精神的一个。当时17岁的她正打算去美国留学，离开家中乌七八糟的一切。但她的留学梦却因为一次意外而被打破。

那是1983年11月9日，喜力啤酒的老板Freddy离开办公室时，被一群蒙面歹徒劫持上了一辆橙色面包车，歹徒要求等值于现在3000万美元的赎金。

新闻播出时，Astrid正好和哥哥Wim、姐姐Sonja，以及和Sonja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的Cor在一起晚餐。Astrid评论说，歹徒太蠢了，绑架了这么个大人物，他们的余生都要在追捕中渡过。

Astrid始料未及的是，Wim和Cor就是绑架案的始作俑者。在赎金已交付，Freddy也被解救之后，警方终于得到线索，逃亡法国的他俩在巴黎被捕。

1986年，Wim和Cor从法国被引渡回荷兰，判刑11年，但由于荷兰宽松的法律制度，5年后他俩就减刑释放了。

敢于绑架喜力公司老板这样的大人物，让Wim和Cor在底层民众心中多了几分传奇色彩。两人的释放相当高调，办起了盛大的庆祝派对。

最为讽刺的是，当时交付赎金的四分之一，等值于现在800万美元的现金一直未被警方找到。在Wim和Cor坐牢期间，这笔庞大的金钱已经在为他们打造黑帮帝国。

当时Holleeder家的父亲已经去世，长子Wim成为了一家之长。他和Cor用这些钱做毒品和性交易，在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买下了许多地产，Holleeder家从此成为了一个犯罪家庭。

金钱是犯罪行为最好的面纱。Wim聘请了一些荷兰最有名的犯罪辩护律师为他服务。Astrid在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也加入了这个行当。

她发现自己的背景让自己可以很容易的和犯罪嫌疑人家属沟通。从此，Astrid开始了双重生活：一面是光鲜的律师职业，另一面则是阴暗的犯罪家庭。

1996年的一天，Cor和Sonja被人开枪袭击，险险逃过一劫。据说袭击者来自对头的黑帮团伙。2000年，Cor又幸运地逃过了一起枪杀。2003年，第三次枪杀，这一次他再也没逃过。

Cor死后，Wim接管了整个地下生意。2007年，他因为敲诈再次入狱，2012年被释放。

释放后的Wim在荷兰名气更响。他录了一首歌“Willem is back”，还在杂志上开专栏。关于Wim的书、电影和电视节目层出不穷，年轻人在路上看到他会请他一起自拍。

一个前科累累的罪犯，声名卓著，也是够奇特的。Astrid有个理论：阿姆斯特丹的地下世界正在被来自摩洛哥和荷属西印度的移民占据，Wim可能是最后的“本土罪犯”。

不过，说Wim是最后的本土罪犯，那很有可能是因为其他人都被他干掉了。Wim的一个下属估计，他至少和20多起谋杀有关。这个下属在成为证人后不久，也被杀死了。

Wim经常向作为律师的Astrid咨询法律问题。渐渐地，Astrid发现，虽然一直以为是黑帮对手杀了Cor，但实际上下达击杀令的恐怕正是Wim本人。

虽然Cor和Wim同样经营着黑帮生意，但同情绪不稳定、经常辱骂姐妹们的Wim相比，早逝的Cor给她们留下了更美好的印象。

Astrid和Sonja开始考虑，要想办法将哥哥送上法庭。为了获取证据，她在自己的衣服里穿戴了小型窃听器，记录下了与哥哥的每一次谈话。

2014年12月，Wim被捕，他知道是妹妹Astrid和Sonja指控自己时，愤怒无比。虽然Wim在法庭上表示不会威胁自己亲妹妹的人身安全，但有帮派成员说，他下令杀死Astrid和Sonja。

由于只有谈话录音，没有实质性证据，审判到目前还在继续。每次出庭，Astrid就坐在法庭专设的小黑屋里，和Wim的距离只有两三米。他们在法庭上争辩、对骂。Wim骂Astrid是撒谎精、寄生虫，Astrid说她早该一枪打爆Wim的头。

但是，Astrid说，她依然爱着Wim。如果在法庭之外，见到了Wim，她说会告诉Wim，希望他仍是自己的哥哥，她愿意带他回家。

2018 Aug. 6&13 旧金山变迁史：失落的融合精神

Tribes by Nathan Heller

或许最近几十年来，没有人比中国人更能体会到短时间内城市的变迁。

我的第一个家在成都，就在宽窄巷子旁边。小时候那里是一个横跨好几条街的大型菜市场，肉摊、蔬菜摊、水果摊一字排开，两旁是卖肥肠粉和抄手的苍蝇馆子。小餐馆黑洞洞的，卫生状况堪忧，但味道是极好的。

这番景象早已荡然无存。现在这里已经被打造为和全中国所有仿古街道别无二致的旅游区。青砖黑瓦的川西民居内出售手工水晶、毛绒熊猫和明信片，当然还有哪哪都有的星巴克。肥肠粉店倒是在的，不过已是窗明几净，是游客们拍照，证明自己到此一游的好背景。

我的第二个家，准确说是住了四年的学校宿舍，在上海的五角场附近。刚到上海时，五角场还是一片乱糟糟的景象。从邯郸路向五角场方向进发，一路上卖各种衣服、小饰品、日用品的小店越来越多，像小商品市场的海洋。印象最深的是广场中心的奇特雕塑，几辆小汽车以扭曲的角度堆叠在一起，还以为要纪念曾在这里发生过的大型车祸。

渐渐地，汽车雕塑被下沉式广场和所谓的五角场“巨蛋”取而代之，一家家小店也不见了，一栋栋拥有明亮玻璃幕墙的购物中心和科技园区在这里拔地而起。

我的第三个家依然在上海，靠近中山公园一带。在我搬到那里时，从中山公园到娄山关路已经是成熟的商业区，高楼林立，似乎已经不再有发展的空间。但这两年回去，发现中山公园龙之梦对面又建起了新的来福士广场。听朋友说，娄山关路一带的商场更是改造得高大上了许多。

自然的变迁要慢慢等待沧海桑田，城市的变迁却是转眼间瞬息万变。

容我怀旧一会儿，现在开始进入正题。本文讲的是美国旧金山这座城市，从二战结束后到现在的变化。不过，这变化并不仅是哪里建了座高楼，哪里又改造成了广场，而是城市精神从融合到分化的转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媒体上第一次出现了“life style（生活方式）”这个词，随之出现的还有“California life style（加州生活方式）”。

加州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呢？文章作者祖父母当时的生活大概可以作为一个样本。

来自富裕犹太家庭的祖父与家境贫困的祖母相识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婚后，他们在旧金山建设起了一座小家。

祖父母的家大门永远打开，教会成员、古董图书商、音乐家、旅行者…彼此背景各不相同、平时没有交集的人们自由进进出出。家中的地板是加热的，没有椅子，人们就随意坐在地上。

在当时，整个旧金山都被这样的氛围笼罩。美国记者、作家Jane Jacobs曾写过《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她反对美国典型的高速路+城郊社区的开发模式，认为城市就应该在混杂和多元中发展。

六十年代的旧金山就是混杂与多元的代表。旧金山的城市建设不是自上而下规划，而靠当地居民自发参与。比如渔人码头附近的吉拉德利广场（Ghirardelli Square）就是如此。

这里本属于吉拉德利巧克力公司。1962年，公司将这块地挂牌出售，有潜在买家表示，想要买下这块地建设公寓大楼。

为了阻止这一计划，本地居民William Roth买下了这块地。Roth与其它居民和商店业主协商，并请来多家建筑公司规划和建设。最终建成的吉拉德利广场有高档饭店，也有街边小店，却都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不过，吉拉德利广场只是旧金山融合精神的最后一点火花。六十年代末期，海上农场小屋（Sea Ranch）社区的建设则预示着这种精神开始消亡。

海上农场小屋社区由专业建筑师设计和建设，沿着旧金山湾区海岸延伸，总占地面积5200亩，每亩地的价格在当时是四万美元。

从吉拉德利广场到海上农场小屋，二战后的“湾区梦”也在随之变化。

就在10年前，“湾区梦”还是打破固化的阶层，创造一个流动的公共空间，就像吉拉德利广场那样；而到六十年代末期，阶层开始分化，海上农场小屋的客户们与旧金山城中的嬉皮士已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群。

渐渐地，旧金山的城市开发愈来愈分化。在九十年代末期，市政府计划改造地标建筑渡轮大厦（Ferry Buidling），最终获胜的方案是在其中设立高端食品店、餐馆和高档写字楼。

一位参与改造的建筑师说：“如果你卖的是高档手工奶酪，那你肯定不愿意和卖廉价面包的店面开在一起”。确实，现在走进这座大厦的游客们，只能看到卖30美元一磅奶酪的食品店，以及与它同档次的商铺。

今天的旧金山，走出家门，进入公共空间，也意味着进入了某一种生活方式。（“To partake of public life in San Francisco today is to be funneled toward a particular kind of living.”）那个各阶层的人混在一起，坐在地板上自由自在聊天吟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作者说，美国其它城市也像旧金山一样，越来越分化。比如出生在曼哈顿的孩子，生长在周围全是百万美元公寓和米其林餐厅的街区，所碰到的也都是和他家阶层一样的人们。

我想说，中国也是如此。我曾经的家们越来越美丽，也越来越一致。整齐的街道，宽阔的绿化带，一座座购物中心或精品店，以及一家家网红餐厅构成了它们所在的世界。

但有时候会不由得想，曾经卫生状况可疑的肥肠粉店，曾经大学女生淘宝的小杂货铺，它们都到哪儿去了呢？在一个我没有看见，也不曾注意过的地方，它们应该依然还是存在的吧。